智库期刊的概念与智库密不可分。二战后，一批以战略与公共政策研究为任务、以影响政府决策为目标的组织在美国不断涌现，成了除立法、行政、司法、媒体之外的 "第五种权力" —智库[1]。欧美知名智库大都出版了自己的期刊，一方面，这些期刊不仅是主办单位研究成果发表的重要窗口，也是其他相关智库研究成果和观点的重要交流平台，成为智库向国家建言献策的重要平台；另一方面，一些政要也通过这些平台向政策研究界和新闻界进行政策吹风，提前为拟议中的重要政策搜集舆论反馈。这种以智库为载体，以战略与公共政策讨论为内容，搭建了智库、政府、新闻界、民众之间沟通桥梁的期刊，即是智库期刊。
2015年是中国的 "智库元年" ，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提出：到2020年，形成定位明晰、特色鲜明、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端智库。2015年11月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方案》，确定了首批25家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2]。一年多来，除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外，国内冠以 "智库" 名字或以 "智库" 为任务的各种类型的组织和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目前，国内的智库建设大都还处在机构转型和定型、体制机制调整、人才体系构建等基础性工作阶段，虽有部分智库已经产出一些重要成果并产生一定国际影响力，但距离中央要求还有较大差距。尤其是在智库成果的传播方面，一方面，由于缺乏专业的智库期刊进行智库成果的集成与交流，智库与政府、社会、新闻界还未建立正式的、机制化的交流平台；另一方面，同样由于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传播平台的缺失，中国智库的议题设置能力和国际话语权与国外智库差距更大[3]。
因此，本文在中国智库建设的初期探讨智库期刊的特点、性质及其在智库传播中的作用，对于建设符合我国国情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期刊具有重要启示作用，也对丰富、发展我国期刊出版体系和智库期刊出版管理有重要意义。
智库的研究能力与传播能力是智库建设的一体两翼，智库发展需要 "双轮驱动" [4]。欧美智库均高度重视传播体系和传播平台的建设，一般都设有专职副总裁专门负责传播工作。这是因为智库的主要功能是生产思想产品、产生政策建议，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影响决策。在影响决策过程中，一个概念再好，一种思想再深刻，如果不能被人广泛知晓，也无法发挥相应作用[5]。一个智库是否成功、能否生存下去，关键看其影响力如何，而影响力的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传播能力如何。
从价值实现上看，智库产品生产在前，后期的营销和传播才能实现思想产品的市场价值。高质量的研究报告和政策建议是智库发展的基础，没有高质量的思想产品产出，任何花哨的包装和营销都是不可持续的。但 "酒香也怕巷子深" ，没有成功的营销和传播，思想产品没有用户的青睐和关注，智库价值不能很好实现，本身的发展也将是不可持续的[6]。
智库的研究和传播表面上看是思想产品生产线上的两个独立阶段，研究人员生产产品，传播人员将产品推广出去。但如果将两个阶段工作割裂，一方面会导致传播工作抓不住产品的优势和特性，难于将研究成果的最大价值体现出来；另一方面，研究人员得不到产品用户有效的反馈，致使研究方向逐渐偏离用户需求。因此，国外智库研究人员高度重视思想传播，充分利用各种公开传播平台对自己的思想产品进行传播和营销，尤其重视在重要的严肃平台（如智库期刊、国会听证会等）上发声[7]。
部分欧美智库将期刊提升到与所在机构同等重要的地位，努力打造学术精品和 "思想载体" ，不断强化智库的品牌形象。
（1）智库期刊是智库的核心形象资产。同学术期刊类似，能否主办一份在业界有影响力的智库期刊也是智库实力和影响力大小的重要体现。知名智库与所属智库期刊也是一个相互促进的关系，智库影响力逐渐增强也就能够主办智库期刊，吸引相关领域的高影响力人士和学者通过期刊平台发声；反过来，高影响力的智库期刊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智库的地位和影响力。
（2） 智库期刊是议题设置的重要平台。智库通过期刊平台设置议题，引发讨论，影响政策。议题设置能力是智库影响力大小的重要标志，而议题设置需要有影响力、严肃的传播平台，智库期刊与大众媒体、网络信息平台相比，是最适合进行议题设置和讨论的载体，智库期刊也是引发后续新闻媒体和社会大众对设置议题讨论的 "催化剂" 。因此，智库期刊也成为智库引领方向的重要手段，成为智库的形象品牌。
（1）智库传播是一个复合的、多元化的体系。从传播渠道上看，智库传播一般分为3种：①大众传播—通过大众媒介，影响社会舆论；②人际传播—以人为载体，传播智库思想；③组织传播—建立关系网络，传播智库形象[6]。以上3种渠道是在信息化时代来临之前，其成果的原创载体包括智库期刊、智库报告以及召开的研讨会等，再通过大众传播、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等渠道进行二次传播。
（2）智库期刊在智库传播体系中的核心引领作用。随着信息网络时代的到来，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欧美知名智库纷纷建立了官方网站，依托官方网站发布最新研究报告、汇总背景资料、搜集受众评价反馈等传播事项，并且充分利用facebook、twitter等社交媒体，实现了与社会大众的互动，突破了传统大众媒体（如报纸、电视等）对大众传播的垄断。目前，欧美重要智库基本构建出了以智库期刊和报告为原创发表载体，以网站为信息集成平台，以大众媒体和社交媒体为二次传播渠道的立体化、多元化的传播体系。与此同时，一流智库期刊的影响力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得到了加强和提升。这是因为，随着信息的泛在化和传播渠道的多元化，权威信息越来越成为稀缺资源，传播体系仅能够解决传播的广泛性问题，而重大理论和观点最合适的载体还是智库期刊。
因此，智库期刊不仅依然发挥着传播渠道的作用，而且在整个当代智库传播体系中进一步发挥了权威信息发布、引领理论和舆论方向的核心作用。
国内外对智库期刊的专门研究相对较少，本文以案例分析的方式，对国内外智库期刊特点进行了总结和对比分析。
国外没有对智库期刊明确的分类标准。通过对一些国际知名智库期刊调研后，国外智库期刊一般具有以下特征。
智库期刊一般伴随着智库成立而创刊，历史悠久，如《外交事务》于1922年创刊，至今已90多年；经过多年的积累，知名度逐渐从国内扩展到世界范围，《外交事务》不仅影响着美国的外交政策走向，而且也成为世界许多国家外交政策决策者必备的参考读物，对其相关政策的制定产生了较大影响。
智库期刊一般是由有较大影响力的知名智库出版，有些智库甚至不止一本智库期刊。影响力较大的有：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华盛顿季刊》、布鲁金斯学会的《布鲁金斯评论》、兰德公司的《兰德评论》、大西洋理事会的《大西洋月刊》以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中亚高加索研究》，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外交政策》、尼克松中心的《国家利益》季刊，而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外交事务》影响最大、地位最高，比如乔治•凯南的 "遏制理论" 最早就是在该杂志上发表的。
智库期刊一般具有较好的包容性，是不同观点的交锋之处。以《外交事务》为例，其网站指出 "本刊刊登文章并不代表其赞同某种思想观念。对于刊载的要求就是：内容翔实，言之有据，发表的观点新颖而严谨，令人信服。吾等并不指望公众能从刊物中找到知音，因为有些文章的看法是完全对立的；然而吾辈坚信，置身事外对于引导美国舆论的好处更甚于立场鲜明地站在某一方立场上。其中所登载的任何观点，本刊将不为其承担任何责任，无论在刊物中具名与否。本刊仅负责将各种观点汇聚一堂加以刊发" [8]。
智库期刊出版内容与智库的主要研究方向密切相关，但不限于出版单位的研究方向。以《外交事务》为例，其出版内容除了美国的外交政策，还包括经济、环境、安全、法律、政治、社会等方面的内容；文章栏目方面，包括了论文、评论、专访、书评、观点选集等。对于其作者来源，除了有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高级研究员和客座专家，还有来自其他智库的高级研究员、现任或前任政府官员、相关政策制定和参与执行者、大学教授或科研机构研究人员、新闻界的高级记者等。
读者对象除包括上述作者群体外，通过电视、新闻、网络等媒体的二次传播，其内容被社会大众广泛了解与传播。国际一流智库的研究范围和话题往往涉及世界范围的问题，很多智库期刊也成为世界各国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观察政策动向的重要窗口。
近年来，除纸版以外，很多智库期刊开通了电子版发行，大大扩大了发行量和发行范围。除英语外，智库期刊逐渐以多语种在全世界发行。如，《外交事务》以英语、土耳其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在128个国家发行。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刚刚起步，虽有部分国内期刊正向智库期刊方向转型实践，但距离形成我国的智库期刊体系，培育出国际知名智库期刊还需要多年积累与实践。
（1）明确提出智库期刊定位的还较少。虽没有明确提出期刊定位为智库期刊，但国内高端智库大都主办有智库期刊性质的出版物，如中共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9]、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管理世界》[10]、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国社会科学》[11]等。这些期刊虽有智库期刊性质，但其办刊出发点大都定位于学术期刊或是内部交流。
中国科学院主办的《中国科学院院刊》自2005年以来就明确定位为 "国家科学思想库核心媒体" ；2011年，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全球化》杂志创刊，明确定位为 "高端智库刊物" ，这是国内比较早的明确定位为 "智库期刊" 的公开出版物[12]。201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财经智库》创刊，成为全国第一本以智库命名的经济领域智库类期刊。
（2）智库期刊的国际影响力有待提高。国内智库主办的智库类期刊，在国内有一定影响力，但距离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知名期刊还有较大距离。这一方面固有中国智库的国际影响力尚不高的客观原因，另一方面也有智库期刊本身在构建传播体系、扩大国际传播不足的主观原因。
（1）智库期刊发展缺乏顶层设计。目前，国家层面的高端智库建设已经启动，相应的智库评价和考核体系也在逐步建立和完善，但针对智库传播和智库期刊还缺乏相应的顶层设计。一方面，虽然《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提出到2020年 "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端智库" ，但如何实现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如何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智库期刊并没有明确的规划；另一方面，从国家出版行政管理部门角度看，还没有出台支持智库建设的期刊体系总体规划和具体的管理办法。顶层设计的缺乏，将严重制约我国智库期刊未来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这成为目前亟需相关部门统筹考虑的迫切问题。
（2）智库对期刊建设重视程度不够。国内智库尤其是高端智库，大都由学术研究单位转型而来，带有很强的学术研究背景，这既是优势也是劣势。雄厚的研究实力可以保证智库研究成果的质量，但同时，学术研究单位重科研轻传播的思维方式也严重制约了 "双轮驱动" 的效果。国内智库应逐渐扭转 "酒香不怕巷子深" 的研究单位的思路，构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模式，将智库期刊等智库传播工作提到更加重要的高度上，明确传播体系建设规划，将研究与传播工作融合发展，以评价手段为导向促使智库专家重视研究成果的广泛传播。
另外，相对于智库期刊的公开传播模式，国内智库当前更重视 "内参" 等烟囱式的直报通道。虽然 "内参" 有短平快的效果产出，但从智库建设本质和智库品牌形象角度看，期刊应是智库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公开出版物与 "内参" 应互为支撑，才能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
（3）智库期刊定位不清晰。智库期刊是一个新生事物，尤其在我国，没有成功的标杆可供参考和学习。对智库期刊的定位和目标还存在很多模糊的认识。如，虽有不少专家提出学术期刊要支持智库建设或者学术期刊转型为智库期刊，但毕竟学术期刊与智库期刊在办刊目的、读者受众、语言风格、内容选择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尽快澄清、明确智库期刊的定位等，亟需相关管理者、智库专家、媒体人员和期刊从业者进行广泛的研讨。作者认为，智库期刊只有认清与科技期刊、社科学术期刊、大众媒体的定位差异，才能明确智库期刊的发展方向，实现智库期刊的健康快速发展。
（4）缺乏智库期刊的评价方法和制度。评价问题即是导向问题，它不仅是引领智库期刊发展方向的指南针，也是保障其发展的稳定器。成熟的评价方法和合理的评价制度，一方面能够保障办刊主体的积极性和资源投入，有利于形成门类丰富的智库期刊体系；另一方面也能发挥对作者的导向作用，有利于优秀文章向少数智库期刊集中，进而逐渐形成在国内外具有高影响力的顶级智库期刊。
目前，我国已建立了针对科技期刊和学术期刊的各类数据库和评价标准体系，尽管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不足和需要调整之处[13]，但从总体上对我国科技期刊和学术期刊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引导和保驾护航作用。而针对智库期刊的评价方法和制度，才刚开始有学者进行讨论，亟需进一步研究讨论符合中国国情的智库期刊评价体系建设。
《中国科学院院刊》（简称 "《院刊》" ）创刊于1986年，由中科院主管主办，历届主编均由院领导担任，其最初定位于中科院系统内以及中科院与社会各界交流的平台和窗口。1998年，中科院提出要把中科院学部建设成国家科学思想库，2005年《院刊》明确定位为 "国家科学思想库核心媒体" ，逐渐成为中科院院士及全国科学家思考科学发展以及科技支撑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建言献策平台。10余年来，《院刊》通过不断探索和实践，逐渐探索出了一条智库期刊发展之路[14]。
智库期刊只有依托重要智库才能获取丰富的智力资源支持。中科院是中国自然科学最高学术机构、科学技术最高咨询机构、自然科学与高技术综合研究发展中心，历史上一直以 "出成果、出人才、出思想" 为主要任务。其中，在 "出思想" 方面，中科院拥有以院士为代表的强大的科技人才群体、门类齐全的自然科学研究领域等优势，在为国家和经济社会发展建言献策和战略研究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2013年7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中科院时提出了 "四个率先" 的要求，其中就包括了 "率先建成国家高水平科技智库" ，这既是对中科院 "出思想" 工作的认可，更是对今后继续发挥好科技智库作用的期许和要求。2015年12月，中科院被列为首批10家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直属的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之一。
《院刊》发展依托中科院国家高端科技智库，以 "国家使命⋅科学担当" 的价值理念成为科技智库传播的重要平台和渠道之一。院士群体、战略科学家、政府相关决策者构成了期刊的主要作者群体，院士咨询报告、战略咨询课题、重大科学项目、国际科学前沿等成为《院刊》重要的选题来源和线索，文章力求 "战略高度，国家层面，国际视野，历史担当" ，以科学家深厚的科学积累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对科学自身发展和科技支撑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出战略思考。
智库期刊不同于大众期刊和学术期刊，最重要的传播对象就是相关决策层和政策制定者，因此战略传播成为《院刊》传播体系的核心引领。作为公开出版物，除向社会大众传播科学思想和科学文化外，精确锁定相关决策层和高影响力读者群，建立了期刊读者数据库，包括两院院士、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相关决策者、两会科教界代表、重点大学校长、重点科研机构负责人、国家重大科技项目首席科学家、新闻媒体等。通过邮寄纸刊或电子邮件推送等方式及时将每期期刊投送或推送给目标读者。这种面向高端读者、精准有效的战略传播，成为《院刊》发挥智库期刊作用和价值的重要手段。
智库期刊可持续发展必须坚持 "内容为王" ，服务于国家决策。《院刊》始终坚持以国家决策需求为牵引的选题导向，所谓决策需求体现在中央重要会议和文件、国家重大规划和战略及政策、经济社会发展的难点和热点、科技创新引领全面创新的核心作用等方面。通过对国家重大需求的分析，邀请院士或战略科学家进行指导推进，策划出版了一批重大专题。这些专题通常由3～8篇文章组成，约请科技界和政策界资深研究者对该专题从不同方面进行阐述。这些建言献策不是单纯的观点展示，而是以作者深厚的科学积累面向国家需求提出的战略思考和政策建议，由于其科学基础牢固、内容针对性强、政策建议可操作，得到了科技界和决策层的广泛关注。
2010年至今，《院刊》共策划出版68个重大专题，近500篇文章，有力支撑了国家科技智库建设，对国家相关政策的制订起到了重要的建言献策作用。
在媒体融合时代，只有建设多元化、立体化的传播体系，才能更有效地达到传播效果。目前，《院刊》初步构建了以纸刊为核心，以网站、微信、博客、Email推送等网络媒介为支撑，以 "战略与决策高层论坛" 为高端线下论坛，以《智库观点》为垂直内参通道的 "四位一体" 的传播体系。
另外，通过与相关媒体和智库的战略合作，将《院刊》内容加工后进行二次传播，延长了内容的信息生命周期，大大扩展了内容的影响范围。
（1）国家及地方政府关注。《院刊》相关文章先后得到国家、部委及地方领导人的关注和批示，一些文章直接推动了相关科技专项的立项启动，很多建议成为国家和地方政策制定的重要参考。
（2）媒体影响力。《院刊》文章成为许多大众媒体了解科技界动向和选题的直接线索。每年都有多篇文章被《新华文摘》等转载。 "战略与决策高层论坛" 得到了央视、新华社等主流媒体的关注和报道。
（3）科学共同体影响力。近年来，《院刊》通过学科理论体系与方法论、重要学科进展等方面的选题策划，在促进科学自身发展方面得到了科学共同体的认可，先后被中科院CSCD核心库和中信所CSTPCD数据库收录，影响因子在中国知网CNKI 400多种综合类科技期刊中连续2年排名全国第一。
毋庸置疑，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家高端智库，需要有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智库期刊作为支撑。智库期刊作为我国一门新兴的出版门类，其发展才刚刚起步，亟需国家出版管理部门、智库从业者、决策者、大众媒体等方面的讨论和参与，更需要智库期刊办刊的创新实践。展望未来，随着中国智库的不断发展，我国也将逐渐建立门类齐全的智库期刊体系，并从中涌现出令世界瞩目的知名智库期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