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传媒行业也通过让渡资源、管理松绑、扶持优惠等政策进行改革探索，但是很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至今仍然没有解决，资源配置仍然以国家调控为主，市场机制还无法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社会资本和境外资本等非国有资本无法进入传媒行业的核心领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进行全面深化改革，传媒行业也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培育合格的市场主体，国有传媒企业还要吸引社会资本进行股份制改造，并探索实行特殊管理股制度[1]。学术期刊数字出版行业属于传媒行业的组成部分，继续深化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既是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的政策要求，也是学术期刊数字出版行业自身有效发展的需要。近年来，为了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国有和非国有的混合所有制模式、PPP模式（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公私合作模式）等创新的思维和模式成为实践和研究的热点话题，PPP模式的适应范围和领域也逐步扩展。学术期刊数字出版行业的公共性与PPP模式具有内在的相融性，笔者从探讨公私合作思想的演化与PPP模式的制度价值入手，分析学术期刊数字出版PPP模式的现实需求和实现路径。
公私合作思想可以追溯到法国亨利四世时代的1598年，当时就产生了政府特许权的雏形，在中国晚清时代形成的官督民办模式距今也有100余年[2]。现代意义上的PPP模式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继而在美国、加拿大等西方主要国家得到广泛响应。中国近几年才从政策层面提出PPP模式的概念，2014年李克强总理要求积极推广PPP模式，2015年全国两会PPP模式被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3]。理解PPP模式的内涵有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可以说PPP模式是法学家眼中的法律契约、经济学家眼中的经济制度、管理学家眼中的项目管理、社会学家眼中的利益相关者联合体以及哲学家眼中的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调整。人类的属性包括物质性、社会性和知识性，物质性是社会性的载体，社会性是知识性的媒介，知识性能够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进而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在一定时空内具有稳定性和弹性，稳定性表现为特定历史时期内的社会制度，弹性表现为特定历史时期内的制度创新。PPP模式就是生产关系为了适应生产力的最新发展而进行的微调，属于制度创新，其所形成的所有制属于共有制，能够克服私有制物质奴役人的缺陷，也能克服公有制剥夺个体直接占有生产资料的缺陷。PPP模式是公共财政与社会资本的创造性结合，通过公权力对资本权力进行限制，将资本置于商业契约之中，整合各种诉求，发挥各自优势，克服政府与市场各自的缺陷。PPP模式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改善和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通过市场手段对资本进行干预和改造，能够使社会成员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如果把PPP模式理解为生产关系为了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而进行调整的结果，那么PPP模式就不仅仅是适用于某个特定的领域，而是整个公共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的实现方式[2]。
学术期刊数字出版所传播的学术内容具有极强的公共性，如果这些学术内容的销售价格过高，会提高社会公众获取知识的难度，从而降低国家学术交流体系的效率，最终会阻碍创新型国家的建设。因此，学术期刊数字出版行业需要寻求新的制度安排，来抑制学术内容销售价格的过快增长，又能保证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平台的可持续发展。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可以视为国家公共服务体系的组成部分，通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来实现学术期刊数字出版行业的健康运行。由于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平台的初始建设成本较大，社会资本往往不具备自发进入学术期刊数字出版领域的条件和积极性，尤其是在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等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平台已经形成寡头垄断的情况下，社会资本进入学术期刊数字出版领域的可能性就更小，这就决定了学术期刊数字出版行业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需要政府主导，通过PPP模式发挥政府和市场各自特有的优势，实现学术期刊数字出版行业的良性发展。从学术期刊数字出版与传统出版之间的矛盾来看，双方由于产权分立所导致的利益、品牌和权力的矛盾和冲突已经严重阻碍了学术期刊出版行业的有序发展，这些矛盾的解决内在地需要产生更多的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平台，从而通过相互竞争使矛盾得以缓解[4]。在国内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和维普期刊网已经形成了寡头垄断，在国际上ScienceDirect、SpringerLink、Wiley Online Library等综合性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平台更是垄断了大多数国家的高端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市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该鼓励各种出版主体积极创办更多像Nature、IOPscience、RSC Publishing、AIP Scitation、IEEE Xplore等这样面向全世界的专业型、行业性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平台，逐步对处于垄断地位的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平台形成制约与竞争，为全世界的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市场的结构性改革和调整作出贡献。要面向全世界建设专业性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平台，不仅要与国际、国内的垄断性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平台争夺内容资源，还要开拓学术内容销售的国际市场，这两个方面对于社会资本来说都具有非常大的挑战，因此学术期刊数字出版行业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直接参与，把PPP模式引进学术期刊数字出版领域正是恰逢其时。
学术期刊数字出版PPP模式能够吸引和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建设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平台，政府也可以直接投资，政府和社会资本通常会就未来的所有权分配和转移问题在合约中作出安排，因此按照PPP制度设立的学术期刊数字出版企业通常就是混合所有制企业[5]，政府通过国有股直接参与学术期刊数字出版，不仅能够提升社会资本投资的积极性，还能够提高政府对学术期刊数字出版行业的管理水平和规制积极性。首先，为了面向全世界建设专业性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平台，可以把国内的学术期刊按照行业、专业领域的幅度先行组建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平台，逐渐从发展中国家中发展合作伙伴，利用 "一带一路" 国家的良好关系，把这些国家的学术期刊集成起来分别纳入各个专业性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平台，这样就会形成独特的优势，逐步与国际权威的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平台进行竞争。在实施的过程中，政府应该发挥引导和推动的作用，积极出台相关政策，社会资本应该积极改善激励、提高效率。其次，政府应该积极转变观念、解放思想，在政策上限制中国学者向国外学术期刊投稿，把中国优秀的稿源留给中国自己创办的学术期刊，突破中国学术评价对于学术论文的数量依赖和期刊依赖，在出版主体准入审批方面能够逐步放开，至少给予中国各种出版主体与外资主体一样的待遇，例如英国皇家化学会（RSC）出资40%与中国化学会（CCS）和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共同创办《有机化学前沿（英文版）》，并共同拥有所有权和经营权。政府通过这样的政策可以为专业性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平台的内容质量提供基本保障，同时社会资本也应该借助PPP制度的优势积极争取创办更多有竞争力的学术期刊。再次，多个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平台共享同样的学术内容，而且对于代理发行的学术期刊没有明确的学术质量门槛，都谋求 "大而全" 、 "一网打尽" ，这是中国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平台与国外权威的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平台在建设理念上的最大不同，也是中国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市场最大的问题所在。因此，政府应该积极出台规制政策，规定各个不同的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平台在出版内容方面不能相互重复，某个学术期刊只能与一个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平台合作。有了这样的政策保障，社会资本就可以面向全世界积极争取更多的学术期刊集成到专业性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平台。最后，学术期刊数字出版PPP模式的最大优势应该是政府与社会资本能够基于伙伴关系的长期合作，不仅是在所有制层面也要涉及企业治理层面，因此PPP模式超越了简单的混合所有制模式，混合所有制的学术期刊数字出版企业未必能够在企业治理层面有所改变，例如中国知网背后的同方知网数字出版集团就是典型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但是并没有改变和约束中国知网运营资本的逐利本性。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建设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平台，可以考虑实行特殊管理股制度，政府对学术期刊数字出版企业的重大事项享有更多的投票权和决策权，同时通过特殊管理股制度赋予PPP模式下的学术期刊数字出版企业更多的权限，例如学术期刊创办权，这样政府既可以保证意识形态安全，又可以发挥社会资本的积极性和灵活性。
解决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市场的寡头垄断问题，除了通过行政手段对垄断的学术期刊数字出版企业进行强制拆分以外，更具有可操作性的手段可能就是市场手段，通过创建更多的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平台实现有效的市场竞争。虽然学术期刊数字出版行业具有集约化出版的内在需求，也具有自然垄断的天然属性，但是基本的商业规则是更基础、更底层的市场规律，离开了市场竞争就难以有效创新和有效服务，对于学术期刊数字出版行业也不可能例外。基于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市场的具体情况来看，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平台的建设思路和基本框架只有综合型和专业型两种，从大数据出版技术、云出版技术、语义出版技术和社交网络技术的发展趋势来看，专业型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平台更具有发展前景和可行性，综合型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平台难以发挥社交网络的优势，难以通过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平台形成有影响的学术社群，与互联网环境下的发展导向是背道而驰的。尤其是在中国，还没有一个真正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专业性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平台，中国优质的学术内容在学术评价体系的导向下都投给了中国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平台的竞争对手。在长期养成的思维惯性下，在学术评价体系、学术期刊出版体制等各种规则约束下，中国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市场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会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6]，不仅需要政府进行有效规制，更需要政府通过PPP模式直接参与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平台的建设，为中国乃至世界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市场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作出应有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