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文革”劫难，使中华民族经受了一场空前严重的灾难，教育科技文化领域成为重灾区。直至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与全国科学大会的相继召开，为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带来了极大的鼓舞和信心。在这一系列的拨乱反正工作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当属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曾给予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1]。此次讨论关涉的领域较为广阔，相继引发了哲学、自然科学界、教育、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的大讨论。真理标准的全面讨论使人们对实践标准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为改革开放事业的顺利推进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对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多数学者关注的是其政治思想路线传播内容本身，从传播学视角进行考察的以蔡美华的《党报与真理标准大讨论》^[2]为主，侧重讨论各级党报与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推进关系，而报纸作为大众传播的一种重要媒介，能够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实现的是其社会价值与功能。真理标准大讨论作为一次历史转折时期的思想大讨论，是通过知识分子与学术期刊的共同参与，才使其维持在一个理性的秩序范围之内。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面临着诸多不确定因素，大众易发生集合行为，这就需要科学的理性的声音作为其行动的指引，知识分子和学术期刊共同构筑的学术共同体便成为这一使命的担当者。因此，本文试图对学术期刊在此次大讨论中的参与度加以考察，进而探讨学术期刊在讨论中所起的舆论导向与社会动员功能。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犹如一声春雷，为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提供了一个敢为天下先的重要媒介，也为其后参与讨论的各大报刊树立了方向标，使这场讨论在党的制度框架内有序进行。次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了这篇文章，继而新华社向全国转发，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迅速在全国范围展开。7月开始，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达到了一个巨大的飞跃。在理论界到学术界的延伸使真理标准的讨论从对思想路线的探索跃升到哲学的理论层面，而后又以科学这一永恒的实践活动来获得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逐渐渗透到文学、艺术、教育、医学、经济等各个学科领域，多个领域的参与更是加速推动了真理标准大讨论的进程，社会讨论与学术讨论彼此相呼应，且使“实践真理标准”成为这一时期高度推崇的社会议题与时代潮流。在这所有的讨论进程中，均离不开以报刊为主的媒介的传播与参与，在整个讨论的始末，媒介发挥了强大的社会动员与舆论导向功能，正是由于报刊的广泛参与，才使全国范围内人民群众的参与热情得以真正调动，压抑十年的思想桎梏得以松解，并为其提供了发表言论、政治诉求的平台，终而为处于转折时期的中国社会的思想路线提供了合理性依据。报纸期刊的全面介入使得各行各界纷纷参与到此次大讨论中，全国上下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全面展开。知识分子的参与热情尤为高涨，借助学术期刊平台进行的理性论证成为该时期思想交锋的生力军，顺应了此次讨论的主要舆论发展方向。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最初的兴起阶段主要是通过北京的中央新闻媒体进行的，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为代表的新闻媒体充分发挥了报纸在讨论中的强大作用。真理标准的讨论进一步发展，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新的提高。尤其是学术界的介入，为此次讨论赋予了理性的逻辑框架，从知识分子的视角给予学理的阐释。为了深入研究，通过中国知网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为主题进行搜索，1978年、1979年共发表了275篇相关文章。作为一个理论问题，首先在哲学领域受到了较多的关注，以《哲学研究》《学术研究》《学术月刊》等为阵地的一系列座谈讨论相继展开，由此将讨论延伸至文学、法学、教育、医学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个领域，讨论的范围也从《哲学研究》《学术研究》等北京的重要理论刊物推向全国各地的高校学报与学术刊物，使得此次讨论逐渐向纵深发展，形成了以学术领域为主导的全国上下讨论的热烈氛围。

在《哲学研究》编辑部召开全国讨论会的推动下，全国各地的讨论也如火如荼地展开，在深入讨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一批高水平的理论文章，从各个不同侧面、各个学科领域对真理标准问题进行深入的论述，更多学者从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实际论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尤其是哲学界的理论文章，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进行了深入透彻的阐释，使当时社会对真理标准的模糊认识趋于明晰化。例如，《哲学研究》发表的《论实践标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不是会否定理论的指导作用?》《关于真理标准的几个问题》《实践标准与理论指导》《关于真理有没有阶级性问题的讨论情况》等一系列文章，均从哲学原理的高度，科学地阐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关系”重要理论问题，以及“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重要意义”。这些文章更进一步深化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有力地推动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进一步展开，这是哲学界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重要贡献。

除了哲学界的高度关注外，自然科学界也积极参与到此次大讨论中。这就为真理标准讨论的深入性融入了新的科学价值与意义。科学的实用性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国家意识形态所产生的政治压力。自然科学较之社会科学具有特定的中立性，以及作为国家发展内在动力的重要性，从而使得科学发展具有相对的自主性，在特殊时期仍然能够在社会中运行。由于党内的思想并不统一，“两个凡是”的追随者对此观点极力抨击，为避免极端对立的紧张局面显现，《光明日报》于1978年5月13日始，相继发表了一系列以自然科学为切入点的真理标准讨论的文章，以何祚庥的《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从宇称不平衡的发现说起》一文为标志。“自然科学家积极投入到此次大讨论中去，是真理标准大讨论走向高潮的一个重要特点”^[3]156。中科院理论组和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于1978年7月5日、10日联合召开了真理标准的讨论会，多数学者疾呼：“科学就是实事求是的学问，不接受任何偶像，而要倾听实践的呼声，接受实践的检验”^[3]157。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为科学事业的发展带来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要进一步加快科学事业向前推进，必须要明确实践与真理二者之间的关系，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是否认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于科学技术在中国的发展路线与命运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此次讨论会召开之后，一些重要的科学家、科学工作者纷纷撰文表达自己对此问题的认识与观点。对于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问题，主要是从各个学科的发展历史进行讨论。如《从自然科学理论的发展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标准的唯一性和自然科学的真理性》《回顾热力学的发展史实—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科学真理是不断发展的》等，从自然科学领域对“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问题作了科学阐释，将“四人帮”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基础暴露无遗。自然科学的客观存在性使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更具有说服力，为这场全国范围内的大讨论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并提供了更具说服力的科学史实依据。

自然科学的参与带动了文艺、教育、经济、历史等各个领域展开讨论，反映了真理标准问题确实是一场全民大讨论，引起了社会各个领域的广泛关注和支持参与，为实践标准提供了最广泛且有力的证据。文艺领域发表了《文艺批评与双百方针》《实践也是检验艺术美的唯一标准》《文艺批评与双百方针》《文艺作品也必须经受实践的检验》《文艺理论也应随实践发展》等文章，经济领域有《从实际出发搞好经济研究工作》《用实践的观点改进银行工作》《关于深入研究按劳分配理论的几个问题》，除此还有《在史学领域必须恢复实事求是的权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发展教育事业》《坚持实践标准　探索教育规律》《实践标准与教育工作》《实践是检验法学理论的唯一标准》《刑事审判工作要接受实践的检验》等各个领域的讨论。正是因为社会各界全面的涉入，使得原本属于哲学范畴的真理标准问题终而成为一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大讨论，而且由于知识分子理性的论证与引导，使得此次全民讨论与思想争鸣维持在理性的社会秩序中进行，这也是学术期刊与各级新闻媒体共同努力的结果。

学术期刊的参与使得讨论开始走向纵深，也是推动讨论走向高潮的一个重要特点，在真理标准的讨论中起到了独特的作用。以学术期刊为阵地展开的讨论，一方面说明学界人士具有大无畏的精神和气度，在关键时刻显示出了知识分子的担当。同时，也表明学术本身尤其是自然科学领域的论证一定程度上具有客观中立性，具备了公共领域的特性，科学史上重要理论假说的提出客观实在地证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通过史实来做例证更具有说服力，更能有力地消解“两个凡是”派的反对与阻挠。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开始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为引领，逐渐形成以学术期刊为主要阵营的全面讨论，尤其是高校学报的广泛参与更是助推了真理标准讨论的理性发展。全国范围的广泛参与使人们深刻地领悟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有力地抨击了“两个凡是”派意图延续“文革”思想的束缚，真正开拓了思想解放路线，彻底走出了十年黑暗的阴影。此次思想争鸣的大讨论维持在一个理性的可控范围内，并未致使社会失序，反而使人们从过去教条式的思想路线中解放出来，从狭隘和平庸的政治短视困境中解脱出来。期刊的积极参与无论对于各学科领域知识分子还是高校期刊本身，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转型与解放，对于此后的科学、教育、文化等各行业的繁荣都是一种强有力的鼓舞。

在社会转折的关键时期，学术期刊不遗余力地充当了知识分子思想交锋的策源地，他们对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的高度关注与对思想解放的极力呼吁也充分证实了知识生产者对学术自由与民主的一种强烈的科学观照。尤其是国家的转型阶段对于重大历史事件的传播与深入讨论，从学术的角度进行论证，以学界为主的知识分子站在时代的制高点进行理性分析，从而引导了社会舆论的方向。最为典型的是改革开放初期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这场大讨论中，学术期刊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学术工作者赋有权威的理论思维方式引导了社会的舆论氛围，这种强有力的社会动员使得此次讨论实现了从学术研究向社会价值的转化。“文革”结束后的过渡时期，广大知识分子期盼摆脱政治高压的枷锁恢复民主自由的科学秩序，学术期刊尤其是一大批高校学报全力参与了改革开放初期科学氛围的酝酿，例如对全国科学大会的报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证，在当时全国范围内产生了较大的反响。

真理标准讨论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其所探讨的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重要的是对当时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思索，是对国家命运的考量。学界从科学研究的角度出发，某种层面上加速了人们对于真理标准问题的理解与深化，这些文章均发表于重要党报和学术期刊，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回顾“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从起初的酝酿缓冲到后期热烈的讨论均是通过报纸、期刊等媒体的广泛参与而得以全面展开，可以说报纸与期刊是这次讨论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媒体是社会的公器，是社会舆论氛围的营造者，早在晚清民初社会大变革以及“五四”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就有明晰的体现，例如《时务报》《新青年》《新潮》等期刊在当时救亡图存的社会动员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命运面临着巨大的转折，“两个凡是”思想的提出制造了新一轮的思想僵化，从而引发了区分是非标准的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发表犹如春雷阵响，为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拉开了帷幕。此后讨论的主体为理论界、哲学、自然科学、教育、文学、艺术等领域的知识分子，在此次社会变革的浪潮中，报纸、期刊再一次成为知识分子发表言论的利器。讨论最初以哲学的形式呈现，报纸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等党报为主要阵地，期刊以《哲学研究》《学术研究》开始，很快便蔓延至各高校学报的行列中，这也是高校知识分子参与讨论最为便捷的一种渠道。由此可见，思想解放与知识分子、报刊之间形成了一种自觉的社会合力，共同构建了报刊“喉舌”功能的历史性转换。

媒介承载的这一次思想大讨论而构建的公共领域，为改革开放的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为中国报刊史上集大成者的梁启超，曾指出“舆论是天地间最大的制裁力”^[4]，此次讨论由党报党刊发起，是一次自上而下、由内到外的国家动员，区别于历史上的思想启蒙与制度控诉，是由顶层设计发起的一场声势浩大的全国性的讨论，是一次党内自我反思和新旧思想的较量，主动的思想革新，且由传统的规劝式的内部讨论转而为批评式的思想争论。此次讨论以党报党刊作为思想交锋的起点，由其统领的政治立场和话语方式为后期全国范围的展开提供了一种基本的论证范式。可见，在每一次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以媒介为载体的公共领域，都始终站在时代的前沿，倡导新的思维方式与舆论导向，传播新的理念，作为社会规制的一支重要力量。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形成社会共识的整个过程中，媒介始终处于一种不可或缺的核心地位，党报、期刊等各种媒介的共同参与将这一讨论置于当时意识形态的框架之中，媒介集体一致的议程设置以及话语分析，共同塑造了改革开放前夕全民呼吁的政治意识与思想认同，由此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学术期刊对于这些重大议题的理性认知与传播使得社会转型时期的历史事件进入到社会集体记忆的视野中，以论文形式的学术讨论为知识分子提供了阐发观点的足够空间，以肯定“实践标准”、反对“两个凡是”为主题的讨论在媒介不同形式的表达中得以建构，使得重大的历史事件与社会记忆之间形成一种逻辑关系。因此，学术期刊在改革开放的转型过程中扮演了一种重要角色，从最初的传递者到之后的参与者期间这一角色的转变，即为其社会功能的全面显现。实践标准讨论自始至终都是通过媒介的建构及参与而营造的一种全民范围内思想大解放的舆论氛围，作为中国道路转折的关键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通过媒介型塑之后才形成了最深刻的社会记忆。

学术期刊在多元化的思想纷争中，介入到社会思潮中，对人们共同意识与价值体系的构建有重要的引领作用。在此后数月的讨论中，其与报纸联合行动，提供了自由的对话场所，充分发挥了学术期刊在大讨论中的舆论导引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知识分子强烈的使命感与精神操守的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