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资源禀赋是地区和出版企业构建良好出版生态环境和从事出版经济活动的物质基础，受政策与市场机制影响，我国出版资源流动与有效聚集呈现出明显的时空差异，围绕优秀资源的竞争、再分配和利用效率成为制约区域出版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资源融合也成为出版融合亟待解决的优先问题。

出版资源的核心是选题资源，它直接构成出版物使用价值的知识内容来源，作者资源则是出版选题资源中最具活力、创造性和开发潜质的部分。^[1]选题和作者资源的量化呈现最终为两者结合促成的出版物种类，因此本文采用各地区图书、期刊、报纸、录音制品、录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的出版种数差异作为出版资源的评价指标，构建资源融合指数（Resource Convergence Index，RCI），分析出版产业资源的集中度和融合规律，以期客观揭示出版资源融合的前期基础并丰富媒体融合的定量研究理论成果。

本文选取出版物种数作为衡量产业资源多寡的参照系，也因为种数比印数、产值等指标更易摆脱市场环境等因素影响，能较为单纯、客观地反映出版资源的占有和开发程度，出版资源的区际流通趋势和融合集中状态直接反馈为各地区出版物的种数差异。

研究选取的时间序列为2005—2014年，出版物种数的样本数据来源于2006—2015年的历年《中国出版年鉴》，年鉴中统计了中央和各地区图书、期刊、报纸、录音制品、录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的出版种数、印数、印张、定价金额和发行数量等数据信息。

年鉴数据直观表明中央和少数地区出版种数远高于其他地区，出版资源占有量梯队差距明显。判定资源的区域融合状态首先需借助资源集中度指标CRn测算出版资源占有量最大的前几名地区的资源集中度，公式为

CRn=∑i=1n（Xi/X）

其中：X_i表示出版资源占有量排名第i的地区的相应指标（即出版种数），X表示所有地区的上述指标总量，n表示取资源占有量排名的前几名。

本文采用学术界通常的取值范围取n=4和n=8，意味着测算出版资源占有量最大的前4名和前8名地区的资源集中度，测算结果如表1所示。

从连续10年地区出版资源集中度指标的分布规律来看，前4名和前8名地区掌握的出版资源占全国资源的比例持续偏高，2008年电子出版物的八强地区份额最高达到90.66%，充分说明我国地区出版资源的集中度高，中央和少数地区掌握较多资源，资源竞争趋向于垄断。出版资源量四强地区的资源集中度发展平稳，录音制品、录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形态的资源集中度普遍高于传统的书报刊资源，报纸资源集中度最低。

根据美国经济学家贝恩和日本学者植草益对产业集中度的划分标准^[2]，我国出版资源分布的区域结构以寡占型为主（CR₄≥30%），且录音制品、录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资源长期徘徊在极高寡占型的高位。

资源集中度指数相对测算出前几名地区的资源总量，为宏观认识出版产业资源的区域融合状态提供了粗略思路，但考虑各地区之间的资源分布特征和贡献率影响，要深入分析资源区域融合的差异和趋势需运用基于集中度差别和地区绝对数量的融合指数。

本文以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模型为基础，构建资源融合指数RCI来测算图书、期刊、报纸、录音制品、录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等类别资源的区域融合规律。其公式为

RCI=∑i=1N（Xi/X）2

除N表示所有地区的数目外，其他参数含义与资源集中度测算参数相同。经计算，2005—2014年我国出版资源融合指数如表2所示。

传统书报刊资源的融合指数与集中度变化趋势基本吻合，融合发展进程平缓，报纸和期刊资源处于不融合状态（RCI<0.15），图书、录音制品和录像制品资源呈现适度融合状态（0.15≤RCI≤0.25），电子出版物资源则在高度融合状态下（RCI>0.25）震荡波动。

我国出版资源主要集中于中央和上海、江苏、湖北、广东、辽宁等地区。以2014年图书、期刊、报纸、录音制品、录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的出版种数为例，中央的数据分别为183 457、2 951、221、3 517、2 361和7 632种，上海为24 420、636、72、3 042、729和797种，江苏为23 936、468、81、274、167和458种；而排名较后的贵州数据为845、90、30、1、0和0种，青海为597、53、26、3、12和4种，西藏为547、35、25、52、63和0种。

出版资源的区际流动阻滞不畅，分化严重，因而集中度指标高位运行，融合指数却居于中低位。根据寡占型市场结构形成的两个原因，一是源于市场竞争优势获取的垄断，二是源于政府赋予的行政垄断。^[3]我国出版资源尽管已形成初步的融合，但该融合行政垄断、干预等外在因素促成较多，并非出版市场资源自主竞争、选择和流通形成的融合，导致历年的融合指数变化不大甚至几乎不变的“伪饱和”假象。

报纸和期刊资源集中度指数CR4稳定徘徊在0.26和0.44附近，但资源融合指数降至0.04和0.1左右，尽管融合指数因平方算法原理整体偏移到中低位，报纸和期刊却跌出融合状态之外，滑坡严重。

资源融合指数对资源排名前列的地区份额变化和全地区的差异分布较为敏感。同值集中度状态下，资源均衡分布时融合指数偏低，相反资源排名前列地区遥遥领先，融合指数计算就会放大该差别，融合指数偏大。我国出版资源排名前列的地区资源份额比重对报纸、期刊资源的融合指数影响弱于图书、录音制品、录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报纸和期刊资源的地区分布呈现相对离散化，且离散化受地区保护、刊号管理等政策眷顾因素趋于稳定，因此形成报纸、期刊资源的不融合与出版资源量四强地区集中度虚高的落差景观。

录音制品、录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等数字形态资源的融合绩效较高，基本维持在0.2和0.45左右的水平，传统书报刊资源中图书资源相对有所改观，能实现基础层面的区域融合。

传统书报刊相对难以推动内容资源融合，以期刊为例，除了思维惯性上自我独立的业务模式作祟外，刊号的地区分布固有格局无疑将市场分割成垄断型的资源主体，经营者基本是在固守城池的情境下利用独有资源创新业务，或是同质化内容堆砌。短时期内资源融合最大的障碍是报纸和期刊资源，其阻力来自政策和地区垄断，并非经济层面形成的竞争垄断。刊号如同无形枷锁限制了资源种类的增量发展，传统报刊资源如果不创新刊号管理体制，走内容资源融合之路尤为艰辛，只能依托技术融合或市场融合来迎接出版融合浪潮的冲击，开展内容存量范围内的修修补补。

电子出版物资源融合指数超过了评估高度融合状态的0.25阈值标准，与该资源量四强和八强地区集中度指数领先于其他类型出版物相一致。

电子出版物依托数字化转型的得天独厚优势，并借力于电子书产业发展、电子书从业资质准入、电子出版物书号网络实名申领等系列政策调控，资源流通和集聚程度高，部分地区资源禀赋具备较强的顶端优势，其增长极地位奠定了资源融合指数高位延伸的基础。电子出版物未来的融合发展将是在保持现有资源融合趋势下创新资源增量，应时而生的“盘配书”试点政策给予其新的资源融合空间，也是体制层面改善传统资源分工模式较为封闭的旧态的积极尝试。

我国出版产业属于典型的区域分散竞争结构，不同类别出版物资源的融合差异较大，区域格局制约着资源融合指数增长缓慢甚至停滞不前。

出版资源区域融合规律的成因多指向政府因素，由于我国出版资源和市场的特殊性，注定不能单纯依托产业经济的自由式发展，任由市场调配和融合资源，应采用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经济理论思维，^[4]充分发挥政府在融合中的资源配置杠杆作用，解铃还须系铃人，从资源聚集的根本原因去引导融合。

政府需宏观调控出版资源的区域融合，在尊重市场配置资源基础作用的前提下调整资源结构以实现宏观差异平衡。首先，优化区域出版资源的类别结构，提升内容资源在不同出版物形态间的配置与利用效率，降低配置成本。其次，根据区域优势倾斜资源配置，实施非均衡化发展战略，着力建设少量拥有强大实力的出版集团，以增长极效应盘活区域资源。再者，创新与资源融合相适应的管理机制，主动寻求突破地区性的体制、贸易、文化消费等壁垒的发展路径，^[5]引导出版资源的跨区流动。最后，通过产业组织政策加大衰退出版产业的退出力度，激励出版主导产业发展和升级。^[6]

出版资源寡占型地区肩负着与掌握资源规模成正比的融合使命，应率先实践基于内容资源基础的技术融合、资本融合和市场融合，成为国家出版融合的重点试点地区，并注重培育市场竞争优势，探索资源管理体制创新思路，逐步降低其资源配置对政策行政垄断的依赖程度。

资源寡占型地区需完善资源利用机制，调整产业结构以最大化共享出版资源，一方面对内容重复建设、低效利用资源的企业主体建立预警机制甚至予以淘汰，另一方面使原本集约化的资源进一步紧缩，培育少量拥有强大实力的出版集团，倾注资源让其“能者多劳”，以优秀的综合利用能力降低出版资源的浪费。双向挤压的资源利用思路有助于打破地区均衡发展的僵局，为资源区域垄断带来压力和生机并引导实现广域范围的资源总量均衡。

资源离散地区的融合部署立足于多元化和差异化发展，^[7]夯实基础，以技术进步助推有限存量资源的增量创新。运用新兴数字技术优化内容产品结构，实现资源的多次开发与多介质输出，变专攻一业为多元经营。离散地区因其资源体量小灵活度更高，转型跨媒体业务顾虑和拖累较少，且零星特色资源能有效补充市场供需体系，在资源存量稳定的状态下最大限度地挖掘资源价值并再生利用资源以制造增量效应。

资源离散地区可采取“融合带”思路，盘活内容资源连片发展，以出版市场建立与一带一路经济战略相配套的跨区域的“文化走廊”，形成新的出版经济体，在政策帮扶和资源倾斜的激励下发展新兴出版业以培养其错位竞争优势。该融合意味着搭乘经济政策的顺风车，但也要处理好两个问题，一是资源同质化问题，如何发展定位，如何解决业内抱怨刊号紧张和同质化内容频现并存的悖论等；二是人才资源问题，资源离散地区优秀资源禀赋的呈现依赖于出版人才资源的创造性劳动，通常该地区人才资源结构缺陷明显，建立文化走廊的同时需要配置人才，完善出版从业人员的培养通道，否则出版资源融合流动迟缓，文化走廊失去便利资源通行的预期意义。

我国出版产业经济发展高度依赖于区域资源禀赋，出版资源的区域融合对出版企业而言，最大的挑战莫过于失去区域配置的保护伞，但唯有推开区域温室的窗户才能看到真正的市场，创新出版的资源视野和产业本质。出版产业资源的区域融合差异将长期存在，政策一方面将依靠区域市场竞争机制和集团化战略，提高资源融合度，以避免区域间过度竞争造成资源浪费；另一方面要改革行政性垄断，让出版资源适度分散流通。这种介于“融合”与“离散”间不偏不倚的双重目标取向将是未来出版资源区域融合政策二元性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