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科研实力的不断增强，我国逐渐从科研大国向科研强国迈进。与此同时科技人员的学术水平也日益提高，发表的科技论文数迅速增长，论文的影响力也得到较快提升。2015年，SCI数据库收录中国科技论文29.68万篇，占世界份额的16.3%，连续7年排在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2006—2016年（截至2016年9月），我国科技论文被引用1 489.85万次，排在美国、德国、英国之后，连续3年位于世界第四位^[1]。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国际出版商纷纷进入中国，在合作出版英文科技期刊的同时，寻求与中国在科技著作方面的出版合作。国内的出版社也在国家政策的鼓励下，积极将自己的科技著作通过合作出版的形式推向国际市场，探索国际化发展的道路，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例如，《中国植物志》是科学出版社的拳头产品，其中文版由几代中国植物学家历时45年，于2004年全部出齐80卷^[2]；其英文版与美国密苏里植物园出版社合作，历时25年，于2013年全部出版，包括文字25卷、图版24卷，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英文版植物志^[3]。《创新2050：科学技术与中国未来》系列报告则组织国内300多名高水平专家研究规划了中国2050年科技发展的宏伟蓝图，其英文版由科学出版社与施普林格出版社合作，正在陆续出版中。再如，2007年国务院批准大型飞机研制立项，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抓住这个战略机遇，策划了《大飞机出版工程》项目，目前已经出版了80多种著作，其中有8本英文著作与爱思唯尔出版社和施普林格出版社合作出版^[4]。依托于中国高铁的快速发展，2015年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与爱思唯尔出版社签署了《中国高铁出版工程》战略合作意向备忘录，并举行了第一本著作的首发仪式。由此也可以看出，科技实力是科技著作走出去的基础，否则就是无本之木。

笔者近几年来，也尝试策划了约20种英文著作，主要集中在材料科学领域。这些著作分别与施普林格、约翰威利、爱思唯尔、德古意特、世界科技等国外出版社合作出版。期间积累了一些心得，愿与读者分享。

我国的材料科学研究水平位居世界前列，有些领域甚至居于世界领先水平。据中国科学院与Clarivate Analytics公司联合发布的《2016研究前沿》表明，中国表现卓越的研究前沿共有30个，化学与材料科学领域就占据了12个^[5]。这也是我们发展材料学科英文著作的基础，以及国外出版社对合作出版比较感兴趣的原因。

材料科学同时也是一个发展比较快的领域，所以与前文所述的合作出版案例不同，我们的英文著作大都是原创的，而不是从已有的中文版翻译过来。这样在保证其学术前沿性的同时，也避开了翻译工作这个许多出版社面临的最大瓶颈。

我们与每个国外出版社的合作细节虽然有所不同，但基本的合作模式是相似的，即，①我方遴选作者和选题；②外方请专家对选题进行评审，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选题讨论，讨论通过就可以正式立项；③作者按照外方的编写要求和约定时间准备稿件；④编辑加工和印制则根据不同的合作协定由我方或外方负责；⑤我方按照国内的定价体系负责国内版的发行，外方负责海外版的发行。从选题到发行的合作全过程，可以让我们从不同的国外同行那里学到很多东西，为我们做自己的中文书，乃至以后走向国际化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所以合作的过程也是一个相互学习和了解的过程。

我们的作者基本上有以下两类。

（1）国内的优秀学者。国内材料科学领域的学者通常都有很广泛的国际学术交流，他们的大部分研究论文也是用英文发表的，有一定的英文写作基础。其中很多学者希望将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整理成英文著作，让国际上的同行都能看到，合作出版正好满足了这一需求。

（2）外籍作者（含海外华人学者）。海外华人学者是我们最初英文著作的主要作者群，他们大都在海外取得了卓越的科研成就；有很好的英文写作能力；并且非常认可合作出版这种形式，这使得祖国的读者也能很方便地在图书馆查阅到他们的著作，或者用国内相对便宜的价格购买他们的著作。英文著作的海外发行也吸引了其他一些外籍作者，他们或者是海外华人学者的朋友和同事，或者是国内作者的海外合作伙伴，大都和中国有比较频繁的学术交流。中国庞大的读者群对他们很有吸引力，一本学术专著，在海外发行一般也就几百册，但国内仅图书馆采购就近千册。

与外籍作者和部分海外华人学者沟通都需要采用英文信件，这就要求编辑在工作中不断学习，提高自己的英文表达能力。

国外出版社的选题和评审过程相比国内更严谨一些，表现在选题表格的设计上，项目非常详细，要求作者提供的资料非常具体。比如，我们的“作者介绍”通常就是作者的简历，但国外出版社的表格可能还会询问您为什么是撰写这本书的理想人选；“本领域的发展现状”则可能会具体到本领域的发展历史，以及5年后的发展趋势；“目录”部分除了罗列2级或3级目录外，可能还会要求作者对每一章的内容给出一段简要说明；有的出版社甚至会要求作者提供一段用于放在封底的本书内容和特点的宣传文字（这样有利于提前对图书进行推广）；“稿件字数”栏目则可能会为作者提供详细的字数计算方法，避免作者的盲目估算影响后期的选题评估；等等。上述一些方法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因为如果作者暂时不能提供样章，则选题表格就是评价选题和预测市场的唯一依据，所以其内容设计非常重要。好的表格设计也有助于作者整理自己的写作思路。

评审表格的设计也是如此。国外出版社通常会请4～6位相关领域的专家对选题进行评审。评审专家可能会被要求回答如下问题：您自己的科研领域是否与本书相关？书名是否合适，如何改进？章节安排是否合适，内容是否需要增删或修改？本书出版后您会个人购买或推荐图书馆采购吗？您认为合适的定价是多少？如此等等，非常详细和到位。另有如下两个栏目使笔者感触颇深。

（1）询问评审人是选择匿名评审，还是允许作者和自己沟通。通常作者对评审意见是十分重视的，如果评审人选择后者，则通过沟通，可以使稿件的质量得到很大的提高。笔者尝试在国内图书的评审表中也增加了这一栏目，经验证，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

（2）用赠书的方式代替支付评审费。评审表格的最后一栏设计为：为感谢您的工作，您可以从以下链接的书目中选择1～2本。笔者在工作中也借鉴了这种方法，效果非常好。因为这些学者都是爱书的人，并不在乎那一点评审费；而通过浏览书单，他们能更加了解我们的出版方向，为以后成为我们的作者奠定了基础，同时也起到了很好的图书宣传推广作用。

国外出版社通常都会为作者提供一整套非常详细的资料，包括作者指南、写作模板、参考文献体例、索引编制方法等。作者指南又包括书稿的生产流程介绍、正文和图表的准备方法、交稿要求等，有的出版社还会提供一份供作者选择画勾的交稿清单（checklist）；索引也可以由外方的专业人员编制，但需要另行收费。

值得一提的是授权许可。国外出版社对正文中引用第三方的图表等内容的授权许可工作非常重视。材料学科的著作中通常会涉及很多实验图表，取得授权的工作量非常大，这是国内作者都感头痛的事情。授权许可一般从版权方的网站上申请获得，对引用自爱思唯尔、施普林格、约翰威利等公司数据库的文献，还可通过Copyright Clearance Center's Rightslink (CCC公司)申请。需要注意的是，即使是引用作者自己发表的文章，也需要获得相应期刊的许可；此外还要注意各国的版权期限规定不一样。随着我国出版逐步向数字化和国际化方向发展，版权问题也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

相比国内出版社，外方对交稿时间要求比较严格，有的出版社甚至细化到50%稿件完成时间、全部书稿完成时间。他们的书稿管理编辑（project editor）会请作者尽早提供样章，并定期跟踪询问写作进度，如不能按时交稿须及时备案。

此外，由于外方通常会在网站上对图书进行提前宣传，所以需要作者尽早确定书名、封面署名、目录、稿件规模等事项，且不能随意变更。同时，为了配合后期的在线检索和电子书按章销售，交稿时作者还需要按照规定格式提供每一章的摘要和关键词。

国外出版社的数字化进程比我们早。比如爱思唯尔出版社2007年就改变了传统的出版流程，2013年完全实现了图书出版的电子化。图书的电子化并不是将纸质版简单进行数字化，而是从产品开发时就确立了电子化的理念，在内容格式、版面设计、制作流程等方面都有别于纸质书^[6]。比如，即使纸质书是黑白印刷的，交稿时也会要求作者尽可能提供彩色的图片，因为要用于电子书的制作。目前爱思唯尔在全球销售的图书中，电子书的销售额已经占到70%。

将电子书和按需印刷（POD）相结合的发行方式也很值得我们借鉴。即先发行电子书，等市场有需求时，再用POD的方式印刷纸质书。学术著作是最适合做POD的图书门类之一。获得订单以后可以直接在当地印刷和配送，很好地解决了库存、退货等问题，极大地节约了生产成本。这种发行方式还可以很容易地实现按章销售，比如施普林格的电子书就是每章单独定价，根据客户的需求印制相应章节。

目前国内出版社与海外出版社合作出版的模式，基本上都是我方提供选题素材，借助外方发行渠道在国际市场销售。换句话说就是，外方借助的是我们的作者资源和内容资源，我方借助的是他们的海外发行渠道和数字平台。表面上看这是一种双赢的模式，但实际上并非稳定的合作关系，对我方来说充满了挑战。

国外出版社通过与国内出版社合作出版，可以分享我们手里成熟的作者资源和内容资源，逐渐熟悉国内知名的学者，尽快打入中国主流的学术圈。这样合作关系很快就变成了竞争关系。现在已经有不少国外出版社跳过国内的合作伙伴，直接向中国的作者约稿，这对我们是一个根本性的挑战^[7]。如果失去了作者资源和内容资源，则我们的海外销售和数字化平台就无从谈起了。

合作出版这种“借船出海”的方式毕竟不是最终的解决办法。要想打造真正的国际化出版企业，造自己的海船、发展自己的海外销售渠道势在必行。一些出版社已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比如，科学出版社20世纪90年代初就在美国创办了纽约分社，2009年又在日本成立了东京公司，并积极探索海外并购模式^[8]。2008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在美国投资成立了该社美国公司。而中国出版集团更有驻港和海外机构31家，服务于版权输出、海外出版、海外零售等，在推动出版国际化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9]。

数字化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也改变了我们获取资料的习惯方式，极大地影响了出版业的发展方向。相应地，国外各出版社都不惜重金打造自己的数字化平台，如爱思唯尔的ScienceDirect，施普林格的SpringerLink，约翰威利的Wiley InterScience等^[10]。目前这些平台已经从原先的数字出版概念上升到知识服务的理念高度，即从单一的出版发行业务转向给科研用户提供全流程的系统解决方案^[11]。我国出版社也在进行积极的探索，在2016年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现场举办了“中国出版数字资源国际交易平台”启动暨海外合作签约仪式。这个数字化平台是由中图公司自主研发、专门面向海外机构市场的数字资源交易与服务平台，集资源聚合、搜索、荐购、访问与管理等功能于一身。目前已经聚合了国内400余家出版社的20万种电子书，覆盖了海外4万家机构用户和几百万个人用户，打通了进入国际主流阅读市场的快速路^[12]。

优秀的科技著作是我国科研成就的重要标志。将国内学者的优秀英文著作向世界推广，是我国出版社责无旁贷的使命，也是出版社走向国际化的路径和机遇。通过与国外出版社合作出版英文著作，我们可以学习和借鉴很多国际化的出版方式，为我国学术出版“走出去”积累经验。同时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和交流，并逐渐构建自己的国际化出版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