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50年10月《中国金融》创刊至今，我国金融刊物的发展走过了大半个世纪的历程，见证了我国金融事业的快速发展，印证了金融改革和开放的轨迹。金融业的发展也带来了金融期刊行业的繁荣。据不完全统计，国内的金融类期刊种类有100多种，主要由金融学会、银行、财经学校主办。^[1]金融类期刊按其属性，大体可分为：金融学术类期刊，其代表为《金融研究》《金融评论》；金融政策指导类期刊，其代表为《中国金融》《清华金融评论》；金融人物类期刊，其代表有《中国金融家》《当代金融家》。

我国已成为重要的世界金融大国，在当前形势下，金融期刊行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方面，金融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愈发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4月主持集体学习特别提到：“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努力学习金融知识，熟悉金融业务，把握金融规律，既要学会用金融手段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又要学会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强化监管意识，提高监管效率。”金融期刊作为传播金融方针政策，普及金融知识和业务，研究探讨金融问题的平台，将在我国的金融事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拓展了大众获取信息的渠道、金融类新媒体、自媒体层出不穷，给传统的金融期刊行业带来挑战。

为促进金融期刊行业的繁荣与发展，需要进一步完善现行的金融期刊评价体系。本文试图梳理现行的金融期刊评价体系，分析其局限性，为建立更为客观的金融期刊评价体系、完善金融期刊行业的发展提出一些建议。

目前，我国金融期刊的评价体系基本沿袭了学术类期刊的评价体系标准，即所谓的“核心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CSSCI）”、《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素有“三大核心”之称。^[2]本文即以“三大核心”为参考对象，在此基础上梳理金融期刊的现行评价体系和标准。

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公布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CSSCI）”（俗称“C刊”）每两年更新一次。最新版本收录了75种经济学刊物，与金融学相关的包括《金融研究》《国际金融研究》《金融评论》《金融论坛》，拟收录扩展版（俗称“C扩”）收录了20种经济学刊物，与金融学相关的包括《上海金融》《新金融》。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第七版(2014版)收录了19种金融学刊物，其中既包括以《金融研究》《国际金融研究》为代表的金融学术类期刊，也包括《中国金融》《新金融》等金融政策指导类期刊，其涵盖范围相较于南大核心期刊更为广泛。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计量与科学评价研究中心评定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2014年版）收录了109种经济学刊物，与金融学相关的包括《金融研究》《国际金融研究》《金融经济学研究》《金融论坛》《上海金融》《金融理论与实践》《金融与经济》《新金融》和《财务与金融》。

纵观目前国内几大核心来源期刊的名录，收录的金融学期刊均以金融学术类期刊为主，这主要与其选取的评价指标有关。“三大核心”通常以文献计量学为依据，采用“被索量”“被摘量”“被引量”“载文量”“被摘率”和“影响因子”等指标来对期刊进行评价，而在这些指标上，金融学术类刊物因其办刊方向、内容定位和作者构成等因素具有天然优势，入选“三大核心”的概率更高。

核心期刊在传播金融学术成果，促进金融学科建设等方面发挥着无可比拟的重要作用，但如果将金融期刊的评价标准等同于核心期刊的评价标准，在当今金融技术日新月异、金融业态日益融合的背景下，并不利于金融期刊业的多元化发展和创新。

一是核心期刊的受众面较窄，对社会公众的影响有限。金融核心期刊的受众需要具备专业的金融理论、数学、统计学知识，因此多是高等院校教师、学生、专业科研人员。正如袁玉立所言，“学术期刊同其他非学术出版物的根本不同在于它不是提供给全社会大众的精神食粮，而是提供给知识人、思想者这些社会小众的精神食粮”。^[3]从发行情况来看，多数经济类学术期刊的发行量都在5 000份以下，是典型的“小众”媒体。^[4]

二是核心期刊的评价体系较为单一。核心期刊的评价机制以量化考核为主，考核指标包括“被索量”“被摘量”“被引量”“载文量”“被摘率”“影响因子”等。一些学者对此持批评态度。王振铎认为，期刊评价只能用人类文化综合指标来评价，不能仅仅用文献计量统计数据来评价。^[5]刘雪立认为，这种以量化考核为主的评价体系，看似客观公正，在实际操作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论文被引频次重复计算、对期刊自引处理不当、绝对量指标过多而相对量指标过少、对论文下载量指标重视不够等。^[6]

三是核心期刊的可读性不强，不适合新媒体时代的传播规律。核心期刊中的文章大多艰深晦涩，且充斥着大量专业理论和数学模型，虽然专业性、严肃性较强，但不利于互联网时代的二次传播。据统计，当前已有约200家学术期刊申请了微信公众号，但相对于一些大众阅读的公众号而言，关注学术期刊公众号的人数并不多。^[7]

四是核心期刊功能出现异化。如今不少院校考核、职称评定、津贴发放、毕业生答辩都与在核心期刊上发表文章相挂钩，导致很多核心期刊一时间“洛阳纸贵”、版面费年年攀升，这也影响了核心期刊的客观公正性和质量水准。

五是核心期刊市场化程度不高。我国核心期刊的主办单位多为政府机构、学会组织、高等院校，行政化管理色彩浓厚，经营效率偏低，不利于期刊的长期发展。而从国外经验来看，传统上被认作公益性产品的学术期刊完全可以采用市场化的手段经营，大型出版商对学术期刊的介入，不仅使学术期刊的经营效率有了大幅提升，而且使学术期刊的质量有了可靠的保障。^[8]

与金融学术类期刊不同，金融政策类期刊是大众媒体，在传播国家方针政策、推动金融普及教育、促进金融行业的健康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是传播国家方针政策，发挥重要舆论阵地。金融政策会对社会经济的运行和投资者的决策产生影响。政策解读是推动政策得到良好执行的重要手段。金融媒体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准确、真实地解读政策，从而引导大众做出正确的决策，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金融政策类期刊的作者广泛分布在政策制定部门、金融监管机构、研究院所，能够及时、权威、准确的解读党和国家的金融方针、政策、法规。例如，《中国金融》作为中国人民银行主办的金融政策类刊物，长期以来与金融管理部门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成为我国各项金融改革政策的重要传播平台。^[9]

二是普及金融知识和业务，推动金融普及教育。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居民可支配收入不断提高，对家庭理财的需求也日益增加。面临纷繁复杂的金融产品，居民如何进行资产配置和风险甄别便成了当务之急。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金融普及教育的体系尚不发达和完善，居民家庭的金融认知水平相对较低，使得非法集资和金融诈骗等犯罪行为有机可乘。比较典型的例子是2015年底的“e租宝”事件，经警方查明该集团实际吸收资金500余亿元，涉及投资者约90万，其中不少都是为高收益所迷惑而忽略了风险。金融学术类期刊的专业性较强，门槛较高，往往不会涉及投资者教育这一领域，而金融政策类期刊的受众面较广，传播渠道多元化，可以发挥其教育大众的功能，普及金融知识，有助于提升国民的金融素养，维护国家金融稳定和安全。

三是搭建政策交流的平台，为行业发展建言献策。大众媒体的另一个重要功能是“在政府与民众之间搭建了一个平台，传递了民众的声音，使这种声音成为经济政策制定的一个参考因素” ^[10]。金融期刊应充分发挥沟通政策制定者、政策实践者和政策研究者的桥梁作用，搭建金融行业的交流平台。例如，笔者所在的《清华金融评论》坚持“政策解读和政策建言”的内容定位，在深入、全面、客观地分析、解读、评论重大经济金融政策的基础上，为经济金融政策的制定者提供智囊服务，为商业性金融机构等经济组织的决策者提供咨询服务，为经济金融类院校和研究院所等科研机构的教学研究者搭建交流平台，最终达到实现“推动金融变革、引领金融实践”之目的。

期刊评价涉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性问题就是期刊所属学科的确定问题。^[11]目前，根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在2014年的划分，金融学术类期刊和金融政策类期刊都被归类为社科类学术期刊，在期刊评价体系中遵从统一的标准，如“影响因子”和“文章被引用次数”。然而，金融学术类期刊和金融政策类期刊在办刊方向和内容定位上均存在较大的差异性，这种划分方式并不利于行业的长期发展。因此，笔者建议将金融政策类期刊作为一个门类，并为此类刊物建立一个专门的评价体系，以期达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效果。该体系的建立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是对政策制定者的影响力。金融政策类期刊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政策建言，即传递民众的声音，使这种声音成为政策制定的一个参考因素。建议引入政策影响力因子：一是利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金融学期刊载文情况进行分析，统计与政策制定有关的核心机构（如党政机关、金融监管机构、重要研究院所）作者的发文情况；二是以政策关键词（如“供给侧改革”“新常态”“一带一路”）为研究对象，利用词频统计方法，从定量和定性角度综合分析期刊关注的热点与政策关键词的契合度；三是参考智库影响力的评价模式，将与决策者的沟通渠道这一因素纳入评价体系^[12]。

二是对大众传播的影响力。金融政策类期刊作为专业的引领者，对于大众媒体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大众媒体的二次传播，可以进一步扩大金融政策类期刊的影响力。建议引入大众影响力因子，一是通过搜索引擎统计获取期刊曝光度、文章转载量、文章浏览量等一系列传播指标；二是统计其在微信、微博、今日头条等社交媒体的粉丝数、阅读量、转发率，分析其在大众传播领域的影响力。

三是对金融业界的影响力。金融政策类期刊还发挥着引领金融实践的重要作用。相较于金融学术类期刊，其实操性较强，对业界的指导意义更为突出。建议引入业界影响力因子，利用中国知网、超星等知识大数据平台，监测金融机构客户对于金融政策类期刊的阅读量、下载量、引用率等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