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开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新征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布局的实施，是大学出版社法律图书出版的社会政治条件和现实依据。正确认识全面依法治国这一时代背景，大学出版社法律图书出版才能更好地服务于法治中国建设。大学出版社法律图书出版，需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布局引领下，在出版价值取向、选题策划方向、出版供给投向等方面适应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要求，发挥学术专业出版优势，挖掘法律类图书选题新的生长点，出版更多有助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优秀精品著作。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系统工程，对社会生活各方面有着巨大影响，对于大学出版社法律图书出版的积极影响表现在以下方面。

具体来讲，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布局的实施，是法律图书种类、数量增加和规模扩张，法律专业类图书和大众类图书选题结构优化的重要发展条件。在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大学出版社承接高校、智库和其他研究机构有关阐释全面依法治国和建设法治中国的学术成果交流传播的出版活动更频繁；在社会大众法治理念和法律意识增强的新特点，以及他们对法律图书形式和内容上新的阅读需求和爱好背景下，适合大众阅读的法律类图书市场需求更旺；随着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三位一体”协调推进，政府面向群众和社会教育普及宣传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法律知识的工作力度将不断加强，出版社服务于国家机关普法教育和向社会宣传传播法律知识和信息的大众类法律图书选题，以及国家机关从事法学研究或支持法学研究而形成的专业类法律图书选题都在增加。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涵盖法律各个环节的综合性系统性法治工程，推行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日益广泛而直接地影响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这既是编辑人员策划法律类图书选题的信息采集来源和构思设计的新的社会政治条件和事实基础，又是法律类图书主题和内容丰富的现实基础和根源。在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法律类图书选题主题包括：反映我国依法治国发展历程和成就的选题，权威阐释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内容和精神的选题，在决定精神指引下高校、智库和其他科研机构学者有关法治中国建设和依法治国的选题，为重要立法开展的理论研究方面的选题，有助于法律实施和公民遵法守法方面的选题等。

全面依法治国蕴含了促进法律类图书消费需求扩大，市场细分程度更高的社会现实动力。依据出版理论，社会政治条件是影响出版物市场需求的重要因素。随着全面依法治国深入推进，各类消费者对法律和法治的学习和研究兴趣日益增强，运用法律知识维护自己权力和利益的法律意识日益提高，法律职业共同体成员对理论和实务知识的专业化精细化程度要求更高。总体而言，出版物消费者对法律信息知识科学的需求层次和偏好更加呈现多元化多样性。这种消费需求升级变化是大学出版社法律类图书出版立足满足消费者需求的现实根据，也是挖掘开发新选题的重要动力。大学出版社是专业出版机构，有组织和集成专业科学知识信息资源的独特优势，有较强的提供科学的法律专业知识供给能力，应该更好地服务于读者多样化阅读需求。

大学出版社的基本任务是为高校教学科研服务和向社会传播先进的科学思想文化，这规定着大学出版社学术出版的公共属性。与高校这一知识思想集中地联系紧密，是大学出版社的独特优势和显著竞争力。在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这种公共属性和专业优势，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大学出版社有较强的能力策划出版一批符合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精神要求、助推法治中国建设的具有良好政治效益、社会效益的法学学术出版成果。而大学出版社发挥学术出版优势，出版优秀法学学术成果，则有赖于大学出版社编辑人员在以下方面着力。

大学出版社法律学术专著的作者队伍主要是高校教师和学者，他们的智慧劳动多呈个体形式，劳动成果体现的也是个人研究成果，且很多学术成果较少有机会和渠道向社会广泛传播，即使发表在法学学术期刊上，鉴于学术期刊的传播局限性和受众获取、接受能力，也不能发挥最大传播效果。特别是在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法学研究领域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法学学术研究呈现很强的封闭性和分散性。鉴于此，大学出版社法律图书编辑人员不应仅仅满足于作者的主动来稿，对学术作品进行筛选和编辑加工的工作，还应通过先行策划出一个兼具社会效益、政治效益和经济效益前景的出版项目，创造让不同地区不同高校的学者汇聚到一起的学术合作平台，进而将分散的学术成果集成整合到一起，转化为一个出版成果。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环境下，大学出版社法律类图书编辑人员应该充分利用高校法学院系和政治类专业院系优秀教师资源，利用依法治国方面的选题设计为他们搭建系列丛书出版的平台，大力开拓挖掘依法治国和法治建设方面的学术选题，协助一些法学院系承担国家法治建设科研项目和创建法治研究中心等科研机构，将政策项目成果和研究机构的学术成果，转化为宣传传播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内容的出版物，这不仅促进法治理论研究和法治思想知识传播，还能使大学出版社发挥先进理论宣传和知识普及功能，提升自身信誉度和品牌影响力。

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大学出版社编辑人员要善于选定组织作者队伍，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选题的实施提供支撑。组织学术队伍是高校或研究机构行政领导者的重要职责，但是一般意义上的学术队伍并不能自然转化为出版社的作者资源。大学出版社编辑人员在策划一个具有出版价值的选题的过程中，可以超越某一学校和某一单位，在选题的凝聚下，选择组织一批专家学者进行写作。

依法治国选题的策划和实施，关键要素是选定合适的作者队伍。编辑的职责之一，就是以搭建起的学术平台为基础，组织法学院系的学者教师，依据选题策划的主题和形式，编写图书内容。编辑人员还要有识别合适的作者的慧眼，最合适的作者，一定是能贯彻执行涉及依法治国出版选题意图的学者。编辑要善于根据部门法学科门类选择合适的作者，根据现实法治需求和热点时事选定合适的作者，根据学者学术特长选择合适的作者，根据选题内容的历史性和现实意义选定合适的作者。

大学出版社出版学术著作，要求高校的学术成果走出“象牙塔”进入社会公众领域，而非束之高阁、藏之名山。因此，编辑人员要善于学术推广，尤其是策划编辑，其策划的途径应是从市场的终端逆向运作，即市场—选题—组稿—编辑—营销。就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学术出版而言，编辑人员要善于借助各种平台，多渠道推广选题成果。运用微信公众平台和官方微博，向学界及实务界以至社会大众推介法律图书的主题内容、学术价值；召开学术研讨会，以法律图书核心观点为研讨会主题，提升学界对此类研究成果的关注热情；利用出版业界展览展销，推介此类图书；抓住鼓励性政策实施的机会，积极投标，争取受益于政策性采购扶持。

在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大学出版社必须专注于法律学术著作出版，挖掘利用国内更多学者资源和知识资源，打造有关全面依法治国的学术精品。以下几个方面也是需要关注的出版策略。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需要借鉴境外先进法治思想和理论成果。我国依法治国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法治和人权事业做出巨大贡献，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我国发挥“后发优势”，积极借鉴世界法治文明成果为我所用。随着全面依法治国深入推进，我国与各国法治文明交流互鉴日益频繁和深入，在此背景下，大学出版社在关注本土化法治思想和理论成果传播出版的同时，也需重视境外先进法治思想和法律知识理论的引入传播。境外法律类著作和译著引进出版的成本高，涉及版权授权和版税结算支付等复杂烦琐事宜，这也是一些出版社没有或者较少出版这类法律图书的原因之一。但从大学出版社的职责和使命，以及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长远战略来看，大学出版社及其编辑人员，应该克服困难，适当加强引进出版力度。引进出版的前提是，引进出版的对象必须是符合我国全面依法治国精神要求的优秀图书。一些境外经典和优秀法律书籍是法律理论和实务人员学习研究法律知识的重要工具，加之这类图书特别是很多经典法律图书具有深远的思想价值和哲学意义，具有持久的畅销阅读需求，因此，国内一些读者会阅读和收藏这类著作。引进出版这类境外法学图书，能够吸引众多目标读者。由于其内容的经典性，不同于一般图书的多次修改，其可修改的空间较小，这样实际上减轻了后期的修改、组稿等出版成本消耗，而一旦市场脱销，编辑人员只需安排加印重印，就能及时满足读者需求。

要积极承担国家重点图书规划项目，争取出版政策和政府科研项目支持，努力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面的科研成果转化为出版物。近些年来，一些以法治建设为主题的政府科研项目，交由高校和其他科研机构承担，除了一些涉密或不适宜对外公开出版物，绝大多数科研成果，都由出版机构出版，取得较好的社会反响。这类由政府资助或主持的科研项目，能吸引国家级优秀法律专业学者参与，出版成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而且也容易受到社会关注和支持。而由出版行政主管部门鼓励的以全面依法治国为主题的选题项目计划，不仅能获得政策和资金的直接支持，在发行上也有很好的保障。因此，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背景下，大学出版社法律图书编辑要关注由政府直接参与或领导的有关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科研项目或动态，积极争取承接该类科研成果传播出版；也要重视出版政策鼓励或资助项目，积极争取将选题与相关国家出版政策对接，以贯彻落实国家有关部门的政策。随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步伐加快，国家对有关法治的专题选题的政策支持力度将越来越大。大学出版社只要紧跟国家法治建设的政策方针步调，增强政策敏锐性和贯彻执行力，善于承接各种有关法治建设的科研项目，就能为全面依法治国做出重要贡献。

在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大学出版社要发挥专业出版优势，扩大法律图书目标消费者范围，策划出版适合于包括法律人在内的广大读者阅读的大众类法律图书。我国立法机关每年都会制定或者修改规范性法律文件，最高司法机关制定出台的司法解释或规定数量较多。法律的更新和创制，蕴含了包括法律职业共同体成员在内的广大读者对这些新鲜规范性法律文件进行适时性了解学习的需求。为此，大学出版社法律图书编辑人员，要多关注最新的法律法规的出台信息，及时策划阐释有关法律制度和规范的实践问题的通俗或普及类的法律图书选题；多策划出版对事关百姓直接现实利益的法律以通俗化大众化形式进行解读释义的法律图书。在这一过程中，关键要寻找能写的作者，即既精通法律理论知识，又具有专业、平实语言表达能力的作者。要对目标读者根据年龄、学历及接受能力等进行细分，策划有关法律和法治的大众类出版物；还要能抓住读者对于法律知识的需求取向和程度，精准地捕捉读者对于法律通俗或普及类法律读物的喜好。

要适当突破一些法律图书内容体例、风格，出版适合读者消费特点和习惯的法律精品图书。针对教材类图书，需在教材的内容体例和形式上有所创新。比如，现在很多部门法学教材内容布局趋同，各教材叙述体例可谓千篇一律地从概念特征、调整对象、法律原则、法律渊源等总论性知识展开，然后开始进入分论知识的阐述。对总论知识放置前面的长篇叙述，难免让法科生倍感枯燥，及至读者研习完这部分理论知识后，进入具体法律制度、法律规则学习时，其积极性和学习兴趣热情或已消失殆尽。这种知识信息排列方式，反映了我国教育工作者一直以来只注重学生演绎性思维能力的培养而忽视归纳性探索性思维能力培养方式和习惯，影响法学理论知识的学习与传播。大学出版社法律图书策划编辑，可以大胆尝试突破这种惯常的体例安排，将部门法学教科书的知识体系对形式和布局上的编排加以创新，将读者直接带入具体的实用性法律规则制度的知识学习中，且恰当地将总论性理论原理融入具体法律制度知识的学习之中，实现深浅融合，虚实结合。在法律图书形式上，要顺应广大读者对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的期待，以生动活泼的形式向读者传递法治建设对于社会成员生产生活的密切关系，比如可采用图文结合的方式向读者介绍我国丰富灿烂的法律史，以案例分析方式阐述生活中的法律知识和法律现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