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网络与数字化技术的发展，社科学术期刊的生存环境面临巨大的改变：一方面，长期以来社科期刊出版的经费短缺限制了其发展；另一方面，数字出版以其方便快捷的传播技术和出版效率使传统纸媒与新媒体出现融合趋势。社科学术期刊如何跟上数字技术发展进步的潮流，主动适应变化，迎接挑战，是出版界面临的重大问题。

2012年国家颁布的《国家社科基金学术期刊资助管理办法（暂行）》（以下简称《办法》），对我国社科期刊发展具有重大意义。首先，它是第一个以经费资助为手段支持社科学术期刊发展的政策文件。其次，面对媒介融合的新趋势和数字出版的新业态，获得社科基金期刊资助的学术期刊面临再出发的问题。从2012—2017年，获得社科基金资助的学术期刊在适应数字出版转型发展过程中做了哪些努力，采取了哪些策略，取得了哪些成果？本文拟结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自2012—2017年发布的《情况通报》的内容进行分析。

《办法》旨在“通过有重点、持续性的资助，促进我国学术期刊改善办刊条件，提高办刊质量，扩大学术传播力和社会影响力”^[1]。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按每年资助40万元的额度分两批资助了200种社科学术期刊，这200种期刊涵盖综合类、大学学报、经济学、法学、教育学、语言学、艺术学、中国历史、马列•科社、民族问题研究、中国文学、国际问题研究、图情文献、管理学、外国文学、体育学、政治学、人口学、新闻与传播、考古学、社会学、世界历史、宗教学、哲学、党史•党建、统计学等26个学科门类。2012年获资助的200种社科学术期刊是经过须具备《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目录》《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等检索系统收入条件，并通过层层筛选才入选的，可以说，它们在国内学术界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公信力，代表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各学科学术期刊的办刊水平和发展趋势。

《情况通报》是针对获得资助社科学术期刊的出版工作的情况介绍，它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在被资助的社科期刊提供的工作汇报材料的基础上整理而成，并于2012年11月在其官网上发布。从2012年11月至2017年6月发布的118期《情况通报》^[2]中，我们剔除一些规划办公室的工作通报，剩余的104期《情况通报》真实地记载了167种获资助社科期刊的办刊举措。可以说，《情况通报》是我国社科学术期刊出版行为的风向标，对《情况通报》的内容分析可以发现获得国家社科基金期刊资助的社科期刊的总体状况与发展特征。

201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简称“评价体系”），该体系由期刊吸引力、管理力和影响力3个一级指标，12个二级指标和36个三级指标构成^[3]。其中“吸引力”用于评价期刊的社会声誉，由学术声誉、收录情况、作者状况、论文状况等组成；“管理力”用于评价期刊自我管理能力即内涵式发展能力，由导向管理、编辑人员管理、流程管理、信息化管理等组成；“影响力”向外展示期刊的办刊实力，由国际影响力、政策影响力、社会影响力等组成。本文主要选取“评价体系”中“管理力”和“影响力”两个维度对104期《情况通报》所报道主题的频数进行统计。首先，对104期的《情况通报》的内容进行通读，并确定一个主题关键词；其次，对照“管理力”“吸引力”的前三级分类维度进行编码，得出第四级的编码主题即出版行为；最后，统计编码主题的频数，以此来分析获得资助社科学术期刊出版的总体情况和办刊策略。

从表1的统计结果来看，2012—2017年社科学术期刊出版转型发展的着力点体现为提升学术期刊的管理力和影响力两个方面，其出版行为比重分别占49.4%和50.6%。管理力主题出现的平均频次（即各主题出现的频次除以样本数104期）从高到低的排序依次为：导向管理（1.12）、流程管理（0.32）、信息化管理（0.3）、编辑人员管理（0.01）。影响力主题出现的平均频次从高到低的排序依次为：社会影响力（1.63）、国际影响力（0.13）、政策影响力（0.01）。一般而言，频次越高，意味着蕴含的内容越丰富，表明该项主题在出版行为中受重视程度。

从表1可以看出，社科学术期刊在推进期刊内涵式发展方面侧重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发挥导向管理的价值引领作用。从《情况通报》报道“导向管理”次数的顺序来看，报道次数最多的为栏目建设（44次），其他依次为选题策划（36次）、服务决策（22次）和期刊定位（14次）。二是提升期刊的社会影响力。获资助社科期刊组织“召开研讨议”是《情况通报》报道到次数最多的主题，有170次，说明当前社科学术期刊办刊的中心任务并没有因为数字出版的冲击而改变，反而更加重视期刊出版的内涵式建设。

第一，通过“栏目建设”和“选题策划”来突出期刊特色。“栏目建设”和“选题策划”是期刊出版的事前谋划。学术期刊通过科学合理的期刊策划，不仅能够强化问题意识，引导作者和读者对不同学科专业领域的学术热点和难点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实践，还能够在凸显品牌优势和树立学术信誉的同时，体现学术期刊的特色和价值。当前社科学术期刊要想在期刊数字化转型发展中找准定位，必须通过创新栏目设置和精心策划专题来吸纳国内外的优秀稿件。当然，精品栏目抑或选题的策划，不同的刊物有不同的方式和着力点。一个基本原则便是依据自己的学术优势和资源，在办刊宗旨和方针的指导下进行谋划，以点带面，形成特色，创出精品。如《新疆师范大学学报》打造“丝路星空-学报会客厅”栏目，该刊围绕“中亚研究”“丝绸之路经济带”“丝路文化”多个专栏，先后约请国内外10余位知名专家，与学报编辑团队开展专题交流，在2013年8月至2014年7月期间刊发的文章被二次权威文献转摘44篇次，转引率达到42%，学术影响力稳步提升^[4]；《武汉大学学报》和《人文杂志》分别通过新设“边界与海洋问题研究”和“一带一路问题研究”特色专栏新来追踪学术热点等^[5]。

第二，服务决策是社科期刊履行为国家创新体系发展服务职责的重要体现。学术期刊是国家创新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争夺国际科技创新成果首发权的主要平台。将创新性成果的发表与服务国家战略决策联系起来，是学术期刊在科技竞争全球化日益激烈的形势下发挥不可或缺的社会功能的重要体现。如国家社科基金首批资助的16种经管类学术期刊将转型发展的关键定位在以服务中央决策为要务，并将服务中央决策的思维贯穿编辑出版的全过程。^[6]《中国行政管理》刊发的组织行政审批改革专题的9篇文章，系统论述了新一届政府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创新举措，分析总结了简政放权和管理创新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并对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提出一系列对策建议，其中一些内容得到国务院领导同志的重要批示^[7]。

第三，期刊定位是刊物的编辑方针、经营策略与服务目标的综合体现。当前，学术期刊出版模式处在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刊物定位应以学术成果的应用为导向，提升出版功能^[8]。对此，不少获资助社科期刊转变观念，积极作为，如《改革》等期刊提出，经济学期刊要强化把关意识，多发表研究中国现实问题、富有思想含量的优秀论文，更好地引导学风文风^[9]；《党的文献》落实开门办刊，专门组织专家研讨中央领导同志对党的文献编研工作提出的新要求^[10]。

第四，召开研讨会提升期刊的凝聚力和品牌号召力。从《情况通报》的内容来看，获资助期刊利用自身的学科资源优势通过独立办会或者依托所属学科的学术机构合办、协办等形式承办学术研讨会或召开期刊质量讲评会等。通过召开专题学术研讨会和评刊会，不仅能够促进学术期刊关注立足中国改革与发展和国家发展战略需要的现实选题，促进期刊的内容创新，还可以为作者、读者与编辑之间建立良好的互动平台。如《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召开“汉语法学论纲”专题研讨会^[11]；《世界汉语教学》举办“青年学者论坛”^[12]；《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举办读者、作者、编者学术创作与品鉴恳谈会等^[13]。

总之，学术期刊基本的办刊职责是学术创新与服务社会。坚持以学术创新标准传播学术成果，坚持为国家经济建设提供解决方案、学理支撑、思想资源是当前社科学术期刊提升办刊质量的立身之本，也是学术期刊凸显价值的根本所在。而栏目建设、选题策划，服务决策、明确期刊定位以及召开研讨会是具体策略和行动体现。

正如彭兰所说，“今天的媒体要赢得用户注意力，也不仅仅靠内容，还需要靠关系与情感、空间与场景、连接与关联等一系列因素。” ^[14]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各类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媒介融合趋势，即“过去为不同媒体所提供的服务，如今可由一个媒体提供。” ^[15]而新媒体技术以其海量存取技术、快捷传播方式和良好的交互界面给传统纸媒与新媒体技术的融合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当前，获资助社科期刊凭借新媒体技术主动参与期刊数字化平台建设的实践探索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打造数字期刊，增强期刊的竞争力。数字期刊是一种融合文字、图片、动画、声音、视频等多媒体技术的期刊形式，体现了以内容为王和以用户为服务目标的终端阅读形态的综合性特色。即期刊以内容数字化、网络化的生产效率，多媒体、立体化的传播渠道，打造新的出版模式来满足读者对内容的需求。比如，2006年《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着手开办面向全媒体传播、优先出版和开放访问的互联网数字期刊，2012年在多平台上架移动APP，为数字出版和在线阅读提供更加便捷的入口；2014年加入多刊集群的“核心学术期刊客户端(IPad版)”，并尝试为所有论文插入二维码；此外，还不断开发和运用社交网络平台，为在线阅读提供丰富体验。目前，该刊论文先于印刷版单篇在线发表，成为出版新常态；整体的数字化工作，也从后端传播发行覆盖到数字内容生产的全流程^[16] 。

第二，建立期刊网络社区，提高期刊的影响力。期刊通过建设自己的网站、微信、移动客户端等网络平台，搭建连接编者与作者、读者的期刊网络社区，编者与作者、读者之间的互动不仅能够帮助期刊开发和丰富论文内容资源，提高论文质量，还能够抢占信息和情报制高点和增强期刊的影响力。如《南开经济研究》为利用“互联网+二维码”延伸印刷版出版范围，在“线上”和纸质版中印上一致的二维码，启动传统媒介与新媒体相得益彰的“线上到线下”模式。读者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进入“线上”该文位置，以获取该文印刷版的未尽信息，如附录、相关解释与文献以及作者愿意提供的先行研究、后期研究（选题方向、工作论文等）和个人信息等^[17] 。《财贸经济》实现微信与网站联动，推出微信公众账号，微信账号发布内容与网站内容实行联动和同步更新，以开放、免费的方式供读者阅读和获取^[18] 。

第三，加强国际合作交流，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全球化浪潮日益高涨，作为学术成果传播载体的学术期刊也不可避免地融入国际学术话语体系，加强国际化发展是学术期刊扩大国际影响力的必然趋势。目前学术期刊主要从制定国际化战略和加强国际学术交流，约请和延揽国际知名学者参加讨论和写作，拓展海外出版渠道等方面打造学术期刊“走出去”平台。如《旅游学刊》加强与SSCI期刊合作，2014—2016年，该杂志选取上一年度发表的10篇论文，翻译为英文后以Special Issue的形式在Tourism Management网站刊发；《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加强与美国经济学会联系，并将每期杂志的内容刊登在该学会网站上；《社会学研究》推出中国大陆第一份英文社会学专业期刊，由全球最大科技期刊出版集团施普林格出版发行^[19]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与美国数字发行公司签订首个中国期刊全球推广协议^[20] 。

总之，利用新媒体技术，拓宽平台建设是学术期刊适应媒介融合发展新趋势，延伸学术与理论的内容空间，促进传播效用最大化的创新之路。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新媒体的迅速发展，我国社科学术期刊走进了新传媒时代，新媒体的出现对传统纸媒来说是挑战更是机遇，学术期刊应快速适应这一变化，积极主动地利用新媒体技术，促进传统出版方式与数字出版方式的有机结合。2012—2017年间获得资助社科学术期刊在媒介融合转型发展期间的出版实践探索尽管还处于起步阶段，但是它们毕竟行动起来，通过主动作为来适应新的时代发展。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目前的社会管理体制下，纸媒学术期刊不会被数字版取代，我们需要做的仍然是守住根本，借助数字化技术为期刊出版服务，今后我国社科学术期刊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继续努力：一是转变办刊观念，加快技术与价值的融合。学术期刊在坚守为学术服务和社会责任的价值本位同时，利用新媒体技术创新传播和服务形式，并以主动融合的姿态确立我国社科学术期刊转型发展时期的学术影响力。二是开阔视野，培养适应媒介融合时代需要的复合型编辑人才。编辑要主动参与期刊数字化建设过程，而不能做旁观者或被动的接受者。通过培训学习，编辑能够增强良性竞争意识和创新意识，并在不断提高自身专业水平和熟练掌握数字化编辑技术的基础上，促进社科期刊数字化出版不断深化。三是要有国际视野，积极推动学术期刊“走出去”。社科学术期刊应通过学习和借鉴国外先进的办刊理念和经验，加强社科学术期刊在国际上的发行，积极拓展海外阅读市场等方式为社科学术期刊掌握国际学术话语权，服务创新型国家建设方面发挥自己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