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看到同事发在朋友圈的一件工艺品，一时唏嘘不已。作品名为《新经》，以国防工业出版社（以下简称“国防社”）1990年出版的《英汉辞海》为母体，抽取内文所用纸张，撮纸为绳，编织成卷，一边是只剩下硬壳的书，一边是卷成大卷的纸围巾（见图1）。创作者如何想到用厚厚的辞典纸编织成卷，并以《新经》为名，不是引发我陷入思考的原因。我所唏嘘的是，这一鸿篇巨制时隔20多年再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而它，几乎代表了国防社辞书编纂高潮的到来和终结……

图1

《英汉辞海》分上中下三册，4 000多万字，收词52万条，收词面遍及500多个学科和专业，集国内600多位专家教授之力，奋斗10年才得以出版，可谓“规模空前浩繁”。著名科学家钱三强在序言中评价该书的出版时说：“这在我国文化史上是一件有重要意义的事”。《英汉辞海》是国防社众多语言类辞书中的一个，虽然规模巨大，但权威性稍显不足，所以，当最终的发行量远低于预期时，是以平常心来看待的，没能延续国防社辞书的代表之作《英汉科学技术词典》的辉煌时，没能引起足够的警醒。数年后的世纪之交，国防社为延续辞书出版的过往优势，专门成立了辞书编辑组，于1999年出版了《新时代英语新词词典》，2003年出版了《汉英科学技术辞海》，2008年修订了看家辞典《英汉科学技术词典》及其精编本。可惜的是，除了《新时代英语新词词典》得到了出版业界认可外，包括《英汉科学技术词典》修订版在内的诸多词典均遭遇到了滑铁卢，除了收获“国家重点出版物规划项目”的名头外，可以说是颗粒无收了。

这是为什么呢？是市场不需要辞书工具书了么？我们被一系列差强人意的辞书出版成绩所困扰！一路走来，慢慢地会发现，遇到类似情形的不止国防社一家，也不仅仅局限于辞书一个领域。时过境迁，现在反思为什么会是这样，感觉要么是放松了对出版规律的坚守与追求，要么是轻慢了人才队伍建设，要么是脱离了时代发展的要求，最终落后于时代、落后于同业。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勤于反思的出版业，仍然能够迎头赶上。

科技出版必须紧贴科技发展所处的具体历史阶段，满足当时科技工作的需要才是有价值的出版。像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英汉科学技术词典》，及时地解决了科技工作者学外语、用外语的棘手问题，因此，1983年被新华书店评选为“十种发行量较大、最受读者欢迎的书”之一，1984年被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评为“1983年度全国优秀科技图书”，1986年被中国青年报等评为“1986年全国优秀畅销书”，最终于1995年荣获“中国辞书奖”。被用来制作成工艺品的《英汉辞海》刚出版时，正处于国防社辞书出版的向上阶段，把握得好，完全可以引领辞书出版工作更上一层楼。而且，在我刚参加工作的两三年（1998年前后），国防社内部机构进行调整，成立了专门的辞书编辑工作组（按编辑室管理），并经广泛调研，决定建设“英汉科学技术词库”，并建议相关出版单位同步建设“英语语言词库”和“中文词汇词库”，希望以此“一统江湖”，跟得算是很紧了。但是，20世纪最后的几年，我国科技发展已经进入快车道，广大科技工作者已具备了相当的外语能力，对外交流成为常态，需要更为专业的、细分的英语词典。而且各部委兄弟出版社的改革已阔步前行，主动深入到本行业服务，一批专业英汉词典应运而生，大而全的词典自然不受欢迎。再后来，随着科技发展加速，新的词语日益涌现（国防社辞书编辑工作组在1999年出版的《新时代英语新词词典》，受到了读者和同行的认可，但似乎是作为最后的告别而出现，令人可惜），非基于互联网的词库已经无法满足应用了，水平一般的词典绝不可能恢复“洛阳纸贵”的历史荣光。

辞书工具书出版是阐释传统出版作用时最具说服力和代表性的，经得起检验的辞书工具书往往最能体现对出版规律的把握，因此是传统出版社的看家本领。回顾国防社辞书出版的历史片断，恰恰就能发现，要做好出版工作，时刻都不能放松对出版规律钻研求索的苦心，时刻都要尊重出版规律。遵循出版规律，就是要勇于放弃过往内容设计的单调套用，坚持内容上的创新，始终为读者提供具有创新意义的内容；就是要勇于舍弃为了出版而出版的自说自话，坚持对出版价值的追求，始终正视并满足社会和读者的真正需要；就是要勇于摒弃不加甄选跟风而上的陋习，坚持出版的独立性，始终保持对市场挑战迎难而上的勇气；就是要勇于尝试新兴媒体技术和新传播技术，坚持根植社会科技文化实际，始终做到适应这个时代、服务这个时代。

出版社属于知识密集型组织，人—特别是掌握编辑出版营销技能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是出版社的核心。可以说，没有好的编辑队伍，就不可能有好的选题，出版社自然就会失去开展工作寻求发展的基础。辞书出版对编辑要求比较高，非经多年学习沉淀，根本不可能成长为一名合格的辞书编辑。业内也非常重视此类业务的专门培训，像中国辞书学会主办的辞书编辑培训班，是颇负盛名的辞书编辑“黄埔班”，2017年9月中旬结束了第12期的培训。仍以国防社为例，当年在《英汉辞海》的“出版领导小组”中署名的有几十人，其中我认识并且在1995年我入职时仍未退休的出版社同事就有16人。而现在的情况呢？感觉能够真正担当辞书编辑出版工作的，仅有寥寥两三人。此种情形，绝非国防社一家。

人才难得，既是出版行业的共识，也是上级机关、行业主管的深刻认识。在2016年初，军队做出全面停止对外有偿服务重大决策，军队新闻出版面临调整改革。军队主管部门召集各新闻出版单位座谈时，与会者一致认为应当努力保留国家出版事业骨干力量和优质无形资产。此后，当知晓有出版社一次性接收另一家出版社几十名编辑人员时，发自内心地赞赏当事双方对人才的爱惜和具体举措。

人才培养工作是事关持续发展、创新发展的大事，容不得半点忽视。知名出版人张立宪讲过，出版“是一个靠智力和时间吃饭的工作，跟烧钱无关，跟依附权力无关”。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出版人，首先要具备一定的智力，其次要舍得花工夫。但是，目前出版行业的人才培养，多是自由生长模式，大多是靠自己去多看、多思、多练。在这种情形下，出版单位一方，能否差异化地为编辑历练成长提供机会，做到对其的尊重、满足与提高，就显得至关重要。民营出版活跃，首先是人才的活跃，在那里，能够得到更多的尊重、满足与提高。反观个别传统出版单位，强调行政等级，考核突出短期经济效益，一个岗位干到底，长此以往，怎么可能培养出人才，怎么可能留得住人才？讲人才培养时，我们常常会用到“悉心”二字，意指需要用“全心”，对出版单位的人才培养而言，要在制度上、环境上、行动上、时间上有所谋划和安排，切实把人才培养工作当成事业发展的重中之重，把人才吸收好、培养好、使用好；对编辑个人的成长而言，不再是单纯地学习编辑基本功，而是争取成长为集专业知识（科技编辑必须是专业出身）、美术设计、对外公关和商业经营于一身，由多维知识构成的复合型人才。

时代在发展，唯有加强对时代脉搏的研判遵循，出版不应落后。

在过去的20年里，时代的最强音是不断深化改革。其主要内容是十几年前的三项制度改革和几年前的转企改制。凡是改革不够坚决、不够彻底的，其原有阵地就会丢失，品牌就会弱化，经营领域走向单一，发展模式停留在数量规模阶段。比如考核管理，考核指向哪里，哪里就会取得发展，没有合理区分出版方向差异的科学考核，出版社就不可能多业态发展，反而会收缩到一个狭窄的出版经营领域，发展有限。尤其是转企改制，将经营性的事业制度转变为企业制度，通过完成资产经营授权，使得各出版机构以资本为纽带，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一边积极吸引优秀人才，一边努力尝试多业并举，快速融合到文化产业链之中。实践证明，凡是勇于改革的，全部收获了改革的红利。

在过去的20年里，科技发展极大促进了出版的丰富多彩。告别铅与火的光电时代，生产周期大为缩短，编辑力量和编辑效率大幅提高，出版物品种数量连年增长，出版能力甚至表现为过剩。展望未来，科技于出版而言不是助力那么简单，而是加速融合，之后实现出版业的转型升级，进入全媒体融合出版时代。出版与科技融合，是历史规律。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以下简称“总局”）制定的发展规划中，出版与新技术的融合，是完成“推动新闻出版业数字化转型升级”这一任务的基础。这项工作于2013年正式启动，同年财政部文资办下发《关于做好中央文化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项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的通知》，进一步明确在内容资源建设、软件配备、硬件购置等方面的支持。此后，总局重点推动数字化、数据化，鼓励探索智能化。2017年，总局与财政部联合发文《关于深化新闻出版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工作的通知》，与时俱进地提出优化装备、数据共享、知识服务、出版创新和千人培养等重点任务。反观我们建设“英汉科学技术词库”的经历，也充分说明了科技活动对出版活动的重要支撑作用：1998年前后曾经尝试扫描后转文本的方式（由于校对工作量极其繁重，像笔者这样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可以加班校对，按字数付酬劳，被允许干一些正常工作之外的“私活”，是极其难得的，所以记忆深刻），但OCR技术达不到预期，差错率偏高，无法继续；在2004年，建设“词库”的议题再次被提出，并决定以“人工录入＋校对”的方式操作，但调研计算后因工作量过于巨大，再一次不了了之。十多年过去了，OCR技术早就不可同日而语，出版社要钱有钱、要决心有决心，但是，由于随后工作的放松，“词库”的天下已经是别人的了。所以，从传统出版到融合出版的每一步都不能迟滞不前，“落后就会挨打”。好在词库不是唯一可以施展的领域。“十二五”期间，我们出版社在“数字图书馆”“教育资源数字化”“专业数据库”和“军民融合发展”等多个方向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被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遴选为“专业数字内容资源知识服务模式试点单位”和“专业数字内容资源知识服务企业标准化示范单位”。

在过去的20年里，互联网为出版提供了更多可能。“互联网+”一词经由2015年3月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以来，就成了许多行业的热词，出版行业也不例外。但是，互联网对出版的影响早就出现了，1999年当当网成立，丰富图书销售渠道的同时，就已经开始缓慢地撬动出版上游的产品结构了。我以为，互联网对出版业的影响大致可归入三项进程（不同时间开始，但又没有结束，所以用进程而不是阶段来表述更为贴切），现在正开始第三个进程。第一是销售平台建设。包括当当网、京东网和天猫销售联盟在内的网店，销售总量上已经切割并占据了很大一块的市场比例；而对出版单位而言，则有不少销量主体依托于网络。第二是新生态构建。互联网平台上，利用信息技术与各行业跨界融合，坚持连接一切，不断创造出新产品、新业务与新模式。比如，众筹不仅仅是金融圈的事，出版一样可以；IP可以实现从出版到影视、玩具等文化领域的转移转化；书，既可以看，也可以听，等等。第三是正在起步的融合出版。最终实现融合的“互联网+出版”会是什么模样，现阶段恐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只能模糊地想象。但是，回归到辞书这一话题时，则更大的可能是开放出版。互联网教父凯文•凯利认为，当前正在进入计算时代的第三个阶段，即“流（the Flows）”。数据不会保持静止，万物如今都要流动成为数据流。对于图书，凯文•凯利说：“改进是流动的—相比电子书的内容可以随时更正，也可以逐步改进。和一块毫无生气的石头相比，永无更新止境的电子书（至少在理想状态下）更像是一种动物。而这种生机勃勃的流动性也鼓舞我们成了创造者和读者。”采取开放模式建设的辞书，满足了使用它的业余者（指不是专业辞书编纂者或编辑）投入到“链接、处理、注释、标记、突出、翻译、强化”等编纂或编辑工作之中的需求，使得创造者主体发生了改变，受众也可以成为辞书工作者，其结果必然是辞书质量与时效性得到保证，应用领域进一步拓展，价值和生命期限得以延续。对于辞书这一古老而又僵硬的传统出版物尚且有如此之大的改变，我们有理由相信，“互联网+出版”一定会催生无限多的可能，而未来的融合出版，其内容呈现方式会更多样，产品形态会更多元，所提供的知识服务会更高效，并能够深度参与智慧城市建设。

俗语讲，亡羊补牢，为时未晚。笔者相信，只要我们认真地反思曾经错过的机会，仍然有机会迎头赶上。正如22年前刚参加工作时的我想象不出2017年的出版业会是什么状态那样，现在的我依旧想象不出20年后退休时（按照延迟退休最新规定，应当在2036年退休，连头挂脚20年）的出版业又会发展到什么阶段。但是，基于出版与互联网已经开始融合，基于出版除了出版技术本身的内容之外已经开始加入科技服务业，基于数字出版编辑职称评审已经落实、新一代编辑人才培养工作已经启动，基于出版单位转企改制已经完成、产业化发展之路已经铺就……出版业所面临的仍然是一片广袤的沃土！只要我们能够牢牢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勇于推进创新跨界快速发展，重视人才队伍建设，增强出版核心竞争力，仍然能够在今后的改革发展大潮中取得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