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化与知识载体的图书承担着宣传、教育、组织和引导等社会功能。因此，为读者提供高质量的图书是图书出版企业永恒的追求及目标。只有品质优良的图书才能彰显良好的社会效益，满足广大读者的精神文化需要。为了不断提升图书出版的质量，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提出了把“内容建设”“质量”“出好书”放在第一位的要求，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先后提出了“出版物质量管理年”“出版物质量规范年”“出版物质量保障年”“出版物质量专项年”“出版物质量提升年”“出版物质量管理2016专项工作”等一系列重要举措，提出了“大力实施精品工程，着力加强优秀作品创作生产”工作要求，努力提高图书出版的质量。

按照质量理论，质量是一个基于满足“客户”需求的全面持续改进过程。图书质量依赖于编辑质量与印刷质量，它是读者满意以及社会受益的重要保证。因此，图书出版企业始终树立质量意识具有内在必然性与很强的现实性。

质量是图书出版工作的生命线。近年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图书出版质量问题，相继下发了《出版管理条例》《图书出版管理规定》《图书质量管理规定》以及《印刷产品质量评价和分等导则》等，对图书出版物的内容、编校、设计、印制，对图书出版的选题论证、图书稿件三审责任、责任编辑、责任校对、图书重版前审读、稿件及图书资料归档等管理制度均做了具体要求，明确指出如果图书不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行业规定，或者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性的市场要求不相适应，或者难以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那么这样的图书就不合格，这样的图书就不能出版，即使勉强出版了也难以获得长久的生命力。例如，2015年新版的《图书质量管理规定》把图书质量的范围界定为“选题、内容、编辑加工、校对、装帧设计、印刷装订”等方面^[1]，涵盖了图书出版的全过程，实现了质量管理的全覆盖。

质量是图书出版企业生存的根本，也是图书出版企业立足于社会的依据，只有不断推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读者的精品力作，出版社才能安身立命。当今时代既是消费的时代又是竞争的时代，尤其是随着读者群体多元化、读者需求差异化、阅读来源多维化、阅读方式多样化趋势日益凸显，出版企业既要在图书生产与传播方面适应“快餐式消费”，又要在产品标准和流程规范方面强调“标准化”，还要在产品设计和市场营销方面注重“个性化”“定制化”“精细化”，甚至“数字化”“可视化”。如此众多目标的实现都要落脚到图书的质量。因此，图书出版企业需要努力以高质量的图书吸引读者、留住读者。质量较差的图书即便以创新外观设计或营销手段提高了销量，也终究是昙花一现，难以长久。这就内在地要求出版企业树立“质量为重，品质为王”发展理念，坚持以质量取胜，出版那些经得起人民评价、专家评价、市场检验的作品，那些经得起时代检验及历史洗礼的精品，那些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2]，才能让出版的图书在书架上立得住、在群众中散得开、在市场上销得畅、在时间上传得久。

在出版业走向市场化的今天，图书出版业越来越追求品质与销量相统一的经济发展方式，通过创新内容与形式吸引读者的眼球，扩大图书的销量。在这种情形下，图书出版要始终坚持“内容为王”，图书质量始终要把内容质量放在首位、将出版品质和品位放在第一位。从企业管理角度来讲，内容不合需求的图书就没有销量、难以为继，质量没有保证的产品就没有市场、不能长久，而产品没有销量、企业没有利润就只能被市场所淘汰，这既是市场经济的竞争铁律，又是现代企业运行的一般规则。

出版业的快速发展使得出版企业出版了众多出版物，为人民群众提供了众多的精神食粮。有数据显示，2015年底，全国共出版图书475 768种，总印数86.62亿册（张），人均图书拥有量6.27册（张）。^[3]图书出版呈现出总量持续增大、品种不断丰富、纸质出版物与数字出版物齐头并进发展态势。但也应该看到，全国各出版企业出版的图书在选题、内容、编辑加工、校对、装帧设计、印刷装订等方面还存在着以下5个方面的突出问题，制约图书质量的改进与提升。

当前，图书出版总体呈现数量几何增长、质量徘徊不前状况，优秀选题匮乏、选题角度不新等问题比较突出。部分图书的选题脱离群众生活实际，与大众精神文化需求脱节，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的时代主题结合不紧，大多是“一锤子买卖”“一次性印刷”，呈现出见光死、难再版、不常销、难畅销、“鸡汤”多、干货少等问题，生命力难以持久。部分出版社不知道自己的读者在哪里、需求是什么、市场要什么，缺乏社会形势分析和市场调查研究，重复出版、跟风出版现象突出。此外，出版社对选题的深度研究不够。传统的图书选题判断大多是围绕“价值三角”展开，亦即“内容价值”“实现的可能性”以及“销路”，但这三者在传统途径上不仅难以确定相互之间的关系，而且还缺乏评价3个项目的具体指标，使得选题判断具有诸多不确定性。同时，出版市场的不确定性等因素也加大了传统选题判断的难度，这都迫切需要加强大数据、互联网等现代技术手段和平台在图书选题判断中的应用。^[4]

一些作者、出版社急功近利，粗制滥造，太过注重求热求新、追求轰动、吸引眼球，迎合低趣味、追求重口味、造就低品位，迷失了图书出版的本来方向，缺乏“肩担道义”的社会责任感，甚至存在着“低端粗俗甩节操，土鳖矫情无下限”的味道，片面强调经济效益，忽视或无视图书的宣教引导等社会效益，内容上阉割经典、断章取义、误导诱导，使得图书内容低俗化、生产机械化、消费快餐化；有些图书不重历史的真实性、偏离政治的大方向、不讲道德的真善美，不是以精品力作“吸引人、感染人、打动人”，而是用残次作品“诱惑人、毒害人”^[2]；一些图书创作浮躁之气、铜臭之气太过旺盛而忽视“思想深邃有内涵”，“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向和传统也多为创作者所淡化；部分作品缺乏独创性和首创性，“不加分析把国外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奉为圭臬” ^[5]，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图书内容中“失语”“失踪”“失声”；有的图书稿件混同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突破政治底线、偏离政治方向，涉及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等违反国家政策方面的内容。^[6]这些图书如果充斥社会，不仅挤压了健康出版物的生存空间，还会直接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造成不可估量的危害，遑论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出版社是作者与读者的纽带，出版是由创作走向传播、阅读、分享的桥梁。一些出版社抓创作引导不力、抓阅读推广不够、抓规范管理不严，在质量管理、版权管理等方面存在不足，审核把关不严、产品不够精湛，作品创作浮躁、精细打磨不够。个别出版单位的文字差错、标点符号和其他符号差错、格式差错等图书编校问题层出不穷，图书质量难以保证，以至于“无错不成书”；某些教材连内容审核都做不好，如中小学教材中有的网址链接指向不良内容，这些问题其实就是编辑审校不过关所造成的。在图书出版流程的审读检查、印前质检环节中，如果出版单位编辑质量意识不够、工作规范落实不力、质检把关不全不严、三审三校执行不严，就容易出现“政治性和敏感性”问题以及知识、文字及文献等方面的错误。^[6]

随着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信息传播日益呈现出可视化、动态化、个性化的发展态势，进而增强了这些信息资源的可读性与可观赏性，这实际上给图书出版企业带来了可资借鉴的元素。然而，部分图书出版企业非但没有跟上这一时代发展潮流，提高图书出版的可读性与可观赏性，反而连最基本的版面设计、图书装帧等工作都没有做好，图书的纸张选材不当、装帧质量不高、版面设计不精美、图文排版不严谨、图表处置不当等问题还时有发生；有的图书在装帧设计和图书包装等方面出现字迹不清、糊字重影、印刷错位、套印超标、裁切不良、掉页缺页、倒页连页、重页白页等现象；没有针对阅读人群做市场细分和精细分析，个性化研发不强，精细化管理不够，精准化营销不力，花里胡哨的设计显得虚头巴脑，尤其把握不准老年读者和少儿读者的阅读需求，出现字号过小、行距过密、色彩过杂、色差不当等影响阅读的问题，这类图书难以达到赏心悦目的要求，大大降低了读者阅读体验。

有的出版企业置国家的法律、出版的良知不顾，利欲熏心，突破底线，以各种方式出版非法出版物获取暴利。在个别地区，还存在“未经批准，擅自编辑、翻译、出版、印刷、复制、制作、发行、销售和传播宗教类非法出版物和音像制品”的非法宗教活动^[7]，存在“出版、印刷、发行、销售、制作、下载、存储、复制、查阅、摘抄、持有含极端化内容的文章、出版物、音视频”的极端化行为^[8]，这类非法出版物常常成为催生民族分裂、暴力恐怖等违法犯罪活动的诱因，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例如，2014年，湖南某学校发行盗版教材教辅案涉案侵权盗版图书共计5 000册，云南销售盗版《新华字典》案涉案侵权盗版图书共计26 915本；2015年，安徽蒋某等销售盗版图书案涉案侵权盗版图书共计262本，河北张某某等印制盗版图书案现场查获盗版图书共计67 752册；2016年，霍某某销售盗版图书案涉案侵权盗版图书共计98 822册，邹某等制售盗版图书案涉案侵权盗版图书共计40 000余册，竹林新华包装材料厂盗印教辅《中考英语》等出版物活页19万余张、《5年高考3年模拟》《小学教材全解》等多种图书共计14万余册。^[9]不仅如此，2016年江苏镇江特大网络销售盗版图书案查缴盗版图书120余万册，北京特大销售盗版少儿出版物案查缴盗版少儿图书350余万册。^[10]此外，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开展专项行动，重点清缴含有淫秽色情、恐怖残酷、血腥暴力、校园霸凌、自杀自残等妨害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内容的出版物，依法打击相关违法企业和个人^[11]。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教训十分深刻。

针对图书出版质量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提高认识，从以下方面着手，不断提升图书出版质量，出版一些人民满意的精品。

在选题策划与选题论证制度方面，要严格遵守国家政策法规、出版管理规定，涉及国家安全、社会安定等方面的重大选题，涉及重大革命题材和重大历史题材的选题，应当按照国家新闻出版广电局有关选题备案管理的规定办理备案手续。未经备案的重大选题，不得出版^[12]，这是每一个出版企业都应坚守的底线。选题策划与选题论证是图书出版单位实现生存发展的前提和参与市场竞争的基础，图书出版单位要围绕国家重大决策部署、社会舆论热点难点、人民生活实际需要，科学研究大众精神文化需求，充分把握需求状况、供求动态、市场趋势等信息，增加大数据等现代技术手段和网络平台等对图书选题判断的支撑作用，严格执行选题策划与选题论证制度，进行科学的设计论证和效益评估，不断优化选题，提高策划水平。

在“三审三校一通读”制度方面，要严守出版流程、严把编校质量。一方面，图书出版是一项科学、系统的工作，图书质量的高低取决于图书出版工作流程的每一个环节能否很好地落实，这就要求我们加强图书质量管理的组织与领导，对政策规定、编校资格、质量标准准确把握，对选题、编辑、校对、装帧设计与印制、再版重印、成品书等各个环节进行全程管理，积极融入现代企业质量管理理念，树立全面质量管理理念，切实推行图书质量与考核奖罚挂钩，不断提高出版质量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水平。另一方面，要把好图书编校质量关。出版业要形成完备的图书出版质量检验标准、工作流程、操作细则以及管理规范、保障体系，不重视、不落实“三审三校一通读”制度就意味着重大的“安全隐患”、质量隐患。为此，还要增加检查、检验环节，不断优化质量管理，加强监督反馈处理，强化质量管理责任、增强质量奖惩力度等机制创新，推进图书出版质量的提升。同时，既可以采取信息技术与传统手段相结合，将有关政治性、反动性、歧视性以及低俗性等文字及词组编写成有关程序对拟出版的图书进行扫码检查，避免这些错误的发生，也可以返聘那些文字功底深、审校水平高的退休人员帮助审读或校对，最大限度地提高图书的出版质量。

在图书出版后的评审制度方面，要完善图书评价制度，健全图书评审体系，实现图书出版质量的全程管理。要想保证图书出版质量，不仅在发行前把好质量关，而且在出版后要做好评审工作。某种程度上，出版后的图书评审制度是图书质量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编辑出版责任机制的重要内容。图书质量审读评议的结果、奖优罚劣的处理都是图书质量的重要保障。图书出版后的质量评审既要坚持专业标准、听取专家意见，也要注重吸纳读者反馈意见、评估图书社会反响；既要有经济、效率标准，又要有政治、人文标准。从而不断完善图书出版后的质量评审标准体系的科学性、可行性、规范性、制度性，使其成为图书出版可持续发展、图书精品工程建设的重要支撑和必备环节，最终实现图书出版从扩大规模数量为主向提高质量效益为主的转变，提高图书出版行业整体质量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