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和通讯技术的兴起，促成了传统出版逐步向数字出版的转型，促进了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的深度融合。自1972年颁布ISBN以来，在ISO/TC46/SC9下，多项国际标识符相继颁布实施，标识符的种类、标识范围不断扩充完善，使得对出版资源的管理更加细致和科学。从标识专题出版物到连续型出版物，从标识印刷图书到音、视频出版产品，从标识出版物到具体作品，从深度到广度都有拓展。随着标识符种类的扩展，不同的标识符像纽带一样，将各类资源串联起来。知识资源标识符逐渐形成标识符体系，如何科学、合理地应用知识资源标识符将是未来文化、新闻出版、情报文献等领域关注的焦点，也是值得我们研究的重要课题。
ISBN是非连续性出版资源，即专题出版物创立的标识体系。随着科学技术、互联网技术、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出版资源已不再以单一的印刷品形式存在，而是融合了多项技术和多种表现形式，适合不同需求的读者。自1972年ISBN实施以来，国际标准化组织相继又颁布了11种信息与文献领域的国际通用标识符，它们分别标识了不同形态的产品和不同形式的内容资源，如：ISBN、ISSN、ISMN分别标识专题出版物、连续性出版物及专题出版物中的乐谱出版物。ISTC、ISRC、ISAN、ISRN、ISWC分别标识文本作品、录音制品、录像制品、科学技术报告及音乐作品。DOI和URI标识数字产品，定位数字资源在互联网上的位置。ISNI为在数字环境下解决数字参与者身份的标识。ISLI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标准，为解决相同内容不同表现形式的资源之间的关系，将不同标识符标识的内容资源通过ISLI关联。自此ISO/TC46/SC9颁布了11项标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如图1所示。
国际知识资源标识符是以字母开头的、由字母与数字组成的符号序列，唯一地标识一类资源，并通过编码注册的元数据实现资源的识别与管理。
国际知识资源标识符是全球通用标识符，只与编码序号有关，与其地域、语言无关，具有国际性和无障碍沟通的特点。根据其分配原则和标识属性，每个知识产品都有唯一的标识，且标识永久有效，一旦分配，就不再改变，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替换或重复使用。根据国际知识资源标识符具有的国际性、唯一性、永久性的特点，可以将海量的资源通过标识符进行搜索、查找、定位。
《新闻出版行业标准化管理办法》指出， "标准化工作是新闻出版行业科学技术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还指出， "积极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是新闻出版行业的一项重要技术经济政策，要建立、健全符合市场经济要求和新闻出版规律并与国际接轨的新闻出版行业标准化体系" 。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标识管理的国家之一，1956年由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颁布《全国图书统一编号方案》（简称 "全国统一书号" ），并开始实施。20世纪80年代，我国积极研究并采标国际标准，于1982年正式加入国际ISBN中心组织，1986年修改采用《国际标准书号》标准，1987年开始实施。自此图书编码纳入国际标识体系，使用了31年的全国统一书号退居二线，仅标识中国标准书号中不适用的4类出版物。之后陆续采标SC9下的其他标准，包括以下几个标准。
ISSN中国分中心于1985年建立。《中国标准连续出版物号》（GB/T 9999）标准修改采用《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标准，1989年开始实施。
中国ISRC中心于1992年成立。《中国标准音像制品编码(CSRC)》(GB 13396)标准修改采用《国际标准音像制品编码》标准，1993年开始实施。
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于2009年取得ISWC中国代理。《国际标准音乐作品编码（ISWC）》(GB/T 23733)标准修改采用《信息与文献—国际标准音乐作品编码》标准，2009年开始实施。
国际标准文本标识（ISTC）已采标为国家标准—中国标准文本标识，国际标准乐谱出版物号（ISMN）采标为行业标准—中国标准乐谱出版物号，国际标准名称标识（ISNI）采标为中国标准—名称标识。
国际标准关联标识符（ISLI）是国际信息与文献标识符标准领域中的最新成员，于2015年5月颁布实施，ISLI的诞生使中国成为继美英德法后第5个拥有信息文献领域标识符国际标准主导权的国家。ISLI是标识信息与文献领域中 "实体" 之间关联的全球通用标识符。2016年8月29日，中国标准关联标识符（ISLI）国家标准正式发布，它走向世界成为国际标准（ISLI）后，再走回来成为中国国家标准。
虽然有些标准尚未被广泛推广应用，但是属于我国的知识资源标识体系已基本建立，标识种类的多样化、精细化适于不同责任者不同阶段的应用。
综观知识资源标识体系，其具备的共同特点是：识别定位、检索、获取、聚集、分类、文献计量统计(对以记录形式进行交流的各个方面进行计量统计，如对于某国、某学科的论文数量、年度增长率、利用状况、对文献中所附参考文献种类、数量等进行计量统计。从中找出变化规律，建立相应数学模型，从定性与定量分析中达到掌握过去与现在的变化脉络，进而预测未来可能的变化)。
根据知识资源标识符体系的特点，可使出版产业中各环节的利益主体实现程序中的掌控。①定位功能可确定目标资源的位置，跟踪其状态。②标识功能可支持对资源建立唯一标识标签，具有独特性。③聚散功能将聚合资源按不同主题分散，实现信息内容在不同出版产品、网络资源间进行搜集；也可将同一主题的内容资源从不同角度聚集，打破传统信息搜集模式。④区分功能可标识同一资源的不同版本、不同出版形式、不同出版印记等。
借助这4项功能，通过分配给信息内容资源及产品形态的唯一标识符，可实现产品的身份识别、信息管理、信息检索、流通监管等。通过标识符可实现对信息内容资源的利用、管理与存储，奠定标准化的基础，使信息内容资源的所有者实现对资源的控制。对作者及相关权利人，可实现对作品及产品的标签、跟踪。[1]对信息内容资源传播及使用者而言，可便捷查找到版权所有者信息。
数字出版就其本质而言是传统出版的内容和新技术的结合，它既传承了传统出版的优点，又融合了新技术的优势，用新技术深度表现了传统出版的内容。简单地说，数字出版就是利用诸如计算机或网络等技术手段代替传统出版活动。因此说数字信息技术改变了内容表现的形态，融合了不同表现形式和不同载体表达的内容要素，如：文字、图像、视频、音频等。在当前传统出版物市场中，部分书籍在腰封上都有标识二维码，扫描、识别图形后即可关注公众号。抑或在正文标题处有标识二维码，扫描、识别后不用阅读就可以直接听书。这是传统出版与新技术结合的典型，也是全媒体融合的表现之一。
从标识符的角度来说，这是标识符的叠加使用，文本标识（ISBN）加音频标识（ISRC），未来还有关联标识（ISLI），通过标识符的叠加使用实现了新产品的完整标识。在此过程中，通过标识符的特点，可实现各阶层、各环节对信息资源的掌控。
《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调查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 6.88亿，全年共计新增网民3 951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50.3%，较2014年底提升了2.4个百分点。中国手机网民规模达6.20亿，较2014年底增加6 303万人。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人群占比由2014 年的85.8%提升至90.1% 。截至2015年12月，网络文学用户规模达到2.97亿，较2014年底增加了289万，占网民总体的43.1%，其中手机网络文学用户规模为2.59亿户，较2014年底增加了3 283万户，占手机网民的41.8% 。[2]
以上数据显示，数字出版仍在增长，发展力度持续，客户的需求日益提升。数字出版读者与传统出版读者的阅读群体基本平稳，产品内容仍为发展关键。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的关系为，以传统出版为根基实现并行并重、优势互补、此长彼长；坚持强化互联网思维，积极推进理念观念、管理体制、经营机制、生产方式创新；坚持一体化发展，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实现出版资源、生产要素的有效整合；坚持内容为本、技术为用；内容为体、技术为翼，运用先进技术传播先进文化。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新媒介不断涌现，大量的优质数字内容由于各种情况难以被有效利用。针对这种现状，需要通过数字媒介内容标准化，采用恰当的数字版权保护措施和数字媒介融合技术装备，在示范工程的带动下，使相关企业拥有并掌握先进技术装备和内容数字化技术，以新技术手段生产出可共享的个性化内容产品，满足国家对文化安全的需求，满足读者对内容多样化的需求，满足版权持有人对保护其权益的需求。
科学有效的信息管理有助于知识服务的建设。以培生教育出版集团为例，培生教育出版集团目前拥有最为丰富的教育内容资源，首先体现在大数据技术运用于内容数据的优化方面。为了满足不同群体的海量知识信息需求，培生教育出版集团依托传统内容资源优势，将海量信息资源数字化，建立方便读者随时取用的在线信息资源库，并增加附加值服务。同时还从读者需求的角度出发，提供各种在线内容的搜索、创建和管理等功能。另外培生教育出版集团的云计算学习分析与管理系统（LearningCatalytics），将混乱的个体学习者的学习行为数据收集起来，当这些数据积累到一定程度时，群体的行为就会在数据上呈现一种秩序和规律，然后有的放矢，对不同的学习者提供有针对性的帮助。[3]
培生教育出版集团的例子，体现出在突破传统出版认知壁垒的同时，还需要了解用户的精准需求，对信息内容进行变革，按需重组内容资源、内容素材，提高服务意识，这有利于信息资源建设和知识服务体系建设。
目前众多出版单位已经开始筹备知识库。从知识库的概念来看，知识库基于知识系统具有的智能性。并不是所有智能的程序都拥有知识库。只有基于知识的系统才拥有知识库。对于出版知识库而言，更多的是倾向于文档资料类的存储，并没有将数据进行精准化、专业化的分类及管理。即使是按照分类法或者关键词进行了分类、关联，随着信息量的增长和数据量的增多，关联的数据项目也会越来越庞大，使得精准化查询不易再做到精准。如果把知识资源标识符从初始阶段就嵌入到知识库中，利用标识符的特点进行关联，信息交互联动性就会增强。
如果将知识库中的每一首音乐作品、每一个文本都以标识符进行标识，实现从一个音符到一篇乐章、从一个段落到一篇文章的信息联动，通过标识符使得单一的信息数据相互关联，那么将会实现知识库内大数据的调用和链接、存储与应用，数据信息就会集成串联起来。以出版单位为个体或以出版集团为个体，实现单元内信息资源的深度融合和联动。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新闻出版业 "十三五" 科技发展规划总体思路》中谈到：要探索建立国家知识资源服务中心，建设国家知识服务平台，指导市场化运营的专业领域知识资源服务中心建设。还指出：要开展内容资源标识与管理标准体系建设，推进标识符标准之间的互操作。[4]产业发展需要标准化支撑，标识符体系的健全将有助于产业的发展。如果合理利用知识资源标识体系，将知识资源标识符嵌入到数据体系中，使个体的知识资源通过标识符发生关联和交互，形成各个独立的知识资源数据库群。最终将会为国家建立知识资源服务中心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持，实现出版内容和行业数据跨平台互通共享，同时也能为将来的公共服务功能打下坚实基础。
知识资源标识符实现了不同粒度、不同媒介、不同形式数字知识资源之间的互操作和动态链接，为数字出版内容资源的创新开发利用及获取提供了全新方法和途径。利用和发挥知识资源标识符的功能，需要调整和改变数据库结构，创建以客户为中心服务模式。[5]建立管理模式，以ISBN为范本，在资源创建之初以注册元数据方式获得编码，实现对资源的管理与永久的保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