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伦敦国际书展将 "全球最佳书店" 这一最高荣誉赐予了一家位于墨尔本的独立小店Readings，这项荣誉不仅是对澳洲书业的嘉奖，更是对全世界独立书店的肯定。

澳大利亚的图书零售流通系统十分特殊，除了有电商平台书托邦（Booktopia）、BD(Book Depository)、Abe(AbeBooks)等服务商以及连锁书店安古斯&罗伯森（Angus & Robertson）、柯林斯（Collins Booksellers）、合作社书店（The Co-op Bookshop）、恬墨书舍（Dymocks Booksellers）等品牌之外，一个个独具风情的独立书店更是撑起了澳洲书业的半壁江山，而Readings无疑是其中的翘楚。这家位于墨尔本利根街366号的文艺小店是一个独立的书籍、音乐、电影运营商，其不仅是当地重要的地标式风景和城市美学节点，更是全城爱书之人最热衷、最向往的朝圣地。在这里，普通市民可以获得文化艺术的滋养，感受到文字的意义和知识的价值，有更大的动力去创造更有意义的生活，这也推动着城市能够逐渐形成正向的文化循环网络。今天，一座书店之于一座城市，不仅为千百万人提供治愈能量，是公众在精神上的避难所，同时它也用独特的姿势守护着城市的道德底线，引导着市民文化走向崇学、求真和向善的价值维度。

与独立书店相对立的是大型图书连锁超市，这种企业一般规模都比较大，具有复杂的经营主体，能够提供多元化的文化商品，倡导快速交易且具有标准化的经营范式。更重要的是，这类企业拥有雄厚的资本，能够在大众消费市场建立起明确的商业品牌，可以在消费者心目中形塑起明确的企业形象、建构出特定的价值意义。对连锁式书店而言，一以贯之的、值得依赖的形象是其确立品牌战略的关键：以良好的市场口碑为前提，企业能够迅速在不同地区建立起标准化的店面，提供同质化的服务，同时为用户带来相似的消费感受。而独立书店与此不同，他们坚守独特的个性，坚持独立的观点，坚护独有的主张。在书业领域潜心研究多年的学者米勒（Laura J. Miller）这样总结独立书店的气质： "不仅意味着书店规模小，扎根于特定区域，受限于一定的地理范围；除了这些组织结构上的特点外，最重要的是(书店）能够行使经营权，（店家）可以根据自身的气质和秉性自由自在地规划各类活动，其本质是不以经济标准作为价值准绳" ^[1]。

"选书" 是书店最重要的日常活动，连锁书店以 "利益至上" 为原则进行选书，因此所售之书大同小异，多是一些扁平化的、速抛型的畅销书；独立书店则以 "精神至上" 为宗旨来选书，一些有深度的、小众化的但值得细细品味和反复咀嚼的书在这里 "重见天日" ，对于真正的爱书之人来说，在独立书店游走时，他们总会感到惊喜连连。今天，理性化的运作方式和商业性的运营模式让连锁书店越来越倾向于扁平化、机械化的经营范式，书店正在被科技和商业的逻辑所渗透，经营者已经精明而审慎地开始采用精密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来监管书籍的流通现状，时刻对书市波动保持警觉，同时有章法、有节奏地调整书籍配制，以保证各类畅销书能够及时上架并占据店内核心位置，确保企业可以平稳高效地获得最大利润。从经济学的逻辑来看，理性化的运作方式看似对书市而言是件好事，其可以让书类商品的销卖活动更加灵活机动，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图书出版市场的各类风险；但这种选择机制却在让工具理性思维加速入侵日常生活，甚至正在侵蚀人类高贵的精神圣土，进一步悬置并且遮蔽书籍作为文化作品所内蕴的思想价值。独立书店正是体现出一种对 "理性" 的拒绝和对 "感性" 的回归，一般来讲，书店负责人都会根据自身的阅读品味、审美偏好、专业见解和价值观念来决定书店的定位和气质，他们能够以内卷化的人文视角重新透视书籍、选择书目，以性情化的方式筛选书录，并且会按照不同的主题对作品进行重新组合，让那些容易被忽视但值得一读的好书能够 "拨云见日" 。

独立书店忠诚于传统的、旧式的零售方式，其包含着连锁书店所没有的那种情感温度，由于地方所限，独立书店店主在选书时对书籍的内容和装帧都有严格的把关，很多书目都是某一领域独树一帜的好书，是读者在那些扁平化的图书超市里很难遇到的优质读物；纵然是同一本书，一些店主也会对比多家出版社后挑选出最满意的一本放在店内进行推荐。事实上，独立书家的店主和员工可以被视为库尔特•卢因(Kurt Lewin)笔下的 "把关人" ，他们会根据自身的品位与个性对书籍文化进行过滤、筛选和组合，其参考标准不是经济价值而是书籍所能够提供的知识厚度，在他们的 "火眼金睛" 下，优秀的读物才可以脱颖而出、代代相传。对Readings书店而言， "选书" 一直是店内的核心活动。首先，店家在招聘店员时就十分看重应聘者的文化修养和艺术品位，所选拔出来的人员不仅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与服务水平，同时他们还都具有 "书评家" 的专业素质，可以迅速发现好书、识别好书，并积极向公众推广这些优秀作品；其次，书店还编辑发行了独立月刊《Readings Monthly》，这本由店员自行创办的免费刊物每期都会以不同的主题向读者推荐好书，如五月的主题一般是 "母亲" 、九月的主题则是 "父亲" ，正好迎合了当季的节日氛围和流行话题；每年年底，该刊还会推出 "年度最佳书籍" 名录，对一年中涌现出来的好作品进行汇集性的总结。

独立书店还是初出茅庐的新作家们的扶持地。Readings无疑在这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不仅积极接纳新写手们的作品，还想出了各种方式帮助新生代作家在消费市场上进一步推广作品。值得一提的是，书店还设立了各类奖项以鼓励那些新入文坛的青年人。2014年Readings设立了 "新澳大利亚小说奖" （The Readings Prize for New Australian Fiction）和 "儿童图书奖" （The Readings Children’s Book Prize），2016年又增设了 "青年图书奖" （the Readings Young Adult Book Prize），以鼓励澳洲新生代作家在这些领域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其中， "第一本或第二本作品" 成为作家们能够获得评选资格的重要门槛，这无疑对那些首次推出作品的青年写手具有重要的激励意义。今天，面对成熟的畅销书市场，初出茅庐、不负盛名的新人们常常处于弱势地位，他们缺乏稳定的发行和推广的渠道，其创作出的具有独特美学风格的独立作品往往因为畅销书 "过于抢眼" 而在主流流通平台失去了亮出自我风采的机会，而独立书店往往就成了他们的 "伯乐" 。值得肯定的是，独立书店对于打破商业书籍的垄断、传播独立文字作品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他们积极扶持新生代青年作家，在读者群中不断推广优秀的非商业化作品，成为纯文学能够生生不息、不断延续的重要园地。有趣的是，独立书店还肩负着培养并形塑读者审美喜好的重要责任，经常关注独立书店的受众多是文字发烧友，在店内流连时他们也会受到书店精神气质的影响，长此以往，这类人群也会对独立作品产出更多的价值认同和情感偏好。

工业化、城市化和信息化的发展有其积极的意义，但也存有异化人性和割离情感的一面，城市中必须存有可供自由进出的公共空间来凝聚各类人群，为大众提供可供讨论和延伸的话题，帮助市民们缓解压力、开阔视野、优化性情，由此延伸出的 "第三空间" 开始在城市中陆续涌现。

"第三空间" 的概念对于研究独立书店的发展和运营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这个概念最早由学者雷•欧登伯格(Ray Oldenburg)在《绝好的地方》(The Great Good Place)中提出，其将 "第三空间" 定义为 "第一空间" （家庭场所）及 "第二空间" （工作单位）以外的休闲场所，认为其在当代城市生活中具有 "非正式的公众聚集地" 的意义，能够为市民们提供开放自由、轻松愉悦的社交空间。在论述 "第三空间" 的特性时，欧登伯格这样说： "第三空间建立在中立地块上，它把为用户带来'社会平等感’作为服务要义。在这样的场所里，谈话是一种展示人格魅力和个体独特性的基础活动；第三空间通常被认为是隐蔽且低姿态的，它没有正式社交场合所具有的压迫感和严肃感，其通常在下班后的休闲时光里开放，氛围由常客们的性情所决定，能够（为公众）提供愉悦的心境" ^[2]。 "第三空间" 表面上看起来不同于 "家" 的概念，但欧登伯格却认为它是一个 "能够逃离家的家" ，可以为公众提供 "家" 这个概念所具有的温暖氛围和亲切感觉，为他们疲惫的身心带来舒缓和慰藉。有趣的是，目前很多商业服务场所都以打造 "第三空间" 作为自己的经营目标，在这方面最精耕细作的当属咖啡连锁品牌星巴克，其创造人霍华德•舒尔茨（Howard Schultz）将品牌文化定位于为消费者提供一种 "非家且非办公" 的中间状态，方便用户们下班后来店内休憩和社交，并从中获取放松、安全和欢愉的感受。舒尔茨明显抓住了消费们所渴求的 "旧式情调" —一种混合了感动、声音、笑声与互动活动所能够提供的嘈杂感与亲密感^[3]，然而学者西蒙（Bryant Simon）通过实证研究却发现，星巴克所倡导的 "第三空间" 仅是徒有其表，咖啡店并不能够提供所谓的公共交流契机，很多消费者来这里只是匆忙地购买一杯外带咖啡或是选择一个人缱绻于小角落里安静地休憩，西蒙甚至认为星克巴更像是 "第二空间" ，成为一些作家、学者和学生等创意人士的办公场所；或是更像是 "第四空间" ，一个人们用来上网聊天或开展网络购物的地方^[4]。在西蒙看来， "第三空间" 的核心要义是 "公共服务" ： "（第三空间）不是关于个体，而是关于集体；绝不倡导被动的参与，而是强调主动的融入。它可以将人们相连，将那些在其他场所不会交流的人们紧密相连，这不仅是为了商业，更是为了社会公益" ^[5]。

从西蒙的视角来看，独立书店才是真实的、合格的、确切存在的 "第三空间" ，它不仅是一个纯粹的商业售卖场所，更是一个能够为读者提供知识分享的文化平台；它不仅为个体与书本发生碰撞提供契机，更是城市文化能够代代相传的开放场域。为了增进书店的公共服务职能，Readings设立了专门的活动运营中心，每周都会举办10多场的文艺活动，包括图书签售会、新书发布会、读者见面会、音乐演奏会、专家讲座等多种形式，到访的嘉宾不乏一些本土乃至世界级的大师，仅2016年10月的座上宾就包括了曾获澳大利亚最高文学奖迈尔斯•弗兰克林奖（Miles Franklin Literary Award）的作家蒂姆•温顿（Tim Winton）、以《午夜先生》（Mr. Midnight）和《神秘先生》（Mr.Mystery）而在儿童文学领域享有成名的詹姆斯•李(James Lee)、以及20世纪90年代美国乡村民谣天团Grant Lee Buffalo乐队的领军人物菲利浦（Grant-Lee Phillips）等等，这些高品质的沙龙活动为墨尔本市民们提供了一处思想互动的新空间，人们可以在这里感受新知、体验文艺，畅享轻松欢娱的闲暇时光。 "平等" 是Readings活动的重要氛围，在艺术面前，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们可以放下阶级身份、放下政治偏见，自由无碍地表达自己对某本书或是某个问题的看法。此外，Readings还将公共活动在青少年一代中向下扎根，在圣诞节、万圣节、复活节等传统节日里都会邀请小读者们穿上节日的盛装来书店里听故事，或是邀请著名的插画家和手艺人等来店内教授绘画和手工等，将传统文化通过公共互动的方式不断发扬光大。

独立书店具有 "道德优势" ，它不仅体现出了个体劳动者所具有的自力更生的精神，更体现出了对出版印刷这个古老行业的尊重，其让书不再仅仅被视为是一种商品，而是让其所蕴藏的智慧荣光和文化锋芒能够得以彰显。在不少国家，独立书店一直处于生死挣扎的边缘，但在南半球的澳大利立，独立书店除了能够支持自身之外，还能够积极反哺社会。在澳大利亚媒体看来，Readings能够当选 "全球最佳书店" ，除了书店本身具有别具一格的经营方式外，还在于店家多年来一直致力于 "社区服务，支持澳大利亚作家和帮助非营利组织扫盲" ^[6]。

学者卡罗尔（Archie Carroll）认为，企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是一个由经济、法律、道德和慈善（或人道）所组成 "企业社会责任金字塔" ：经济责任是所有责任的根基；其次是法律责任，即企业所开展的各项经营活动必须要遵守法律规则；再者是道德责任，即企业有义务要正确、公正和公平地对待利益相关者；最后是慈善责任，即企业必须向社会贡献自己的财力和人力，提升公众的生活质量^[7]。Readings书店能够在澳大利亚获得盛名，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一直是一个积极践行慈善责任的优秀企业。为了更好地帮扶社会弱势群体，Readings书店于2009年成立了Readings基金，致力于推进当地文化艺术的发展进程，提高当地居民的读写水平，促进边缘人群通过教育进一步融入主流社群。在基金成立的章程上，组织者们明确阐述了其设立目的：帮助弱势群体等相关组织；帮助社区居民享受剧本、音乐、剧场表演、艺术和文学等作品带来的快乐；奖励社群组织所做出的创造性贡献^[8]。纵看Readings基金近几年的帮扶名单，青年作家组织一直是他们的扶持重点，如惠勒中心（the Wheeler Centre）连续3年都榜上有名。这家成立于2012年的文学组织致力于推动墨尔本及周边地区的文学发展，引导更多的公众能够参与到书籍阅读、文学写作和观点分享等活动中来，该中心推出的 "热桌写作计划" 旨在为本地有才华的贫困作家提供工作环境，其所倡导的办公桌轮用制让青年作家们可以在惠勒中心无偿使用办公资源，便于青年人得以更好地追逐自己的文学梦想。

除了支持独立作家的写作外，提升边缘人群的读写水平也是Readings基金一直以来的一个关注热点，其关怀对象包括非健全家庭的儿童、政治难民、新移民和原住民等人群。如2015年基金会将2万澳元赠予了 "普雷斯顿水库成人社区教育机构" ，旨在帮助来自伊朗、伊拉克、斯里兰卡、缅甸、阿富汗和索马里等地区的来澳难民进一步提高英语能力、改善膳食现状、获取公交补贴等等。2014年基金会将2万澳元赠予 "米勒家庭护理项目" ，旨在帮助米尔迪拉地区边缘家庭的儿童们能够顺利完成学前教育计划，引导志愿者们通过阅读书籍、吟唱童谣等方式来提高孩子们的识字水平和语言能力。同样是在2014年， "原著民文化基金会" （Aboriginal Literacy Foundation）获得了Readings基金所提供的1万澳币现金支持，这个组织旨在帮助近百位原著民女孩提高识字能力和算术技能，同时组织还为孩子们开授了体能训练、越野行走和丛林骑马等课外活动，让原著民家庭走出来的孩子们也能够以完备的知识、充沛的体能和充足的信心来面对未来。苏珊•桑塔格在《关于他人的痛苦》一书中曾说到，我们的同情心宣布我们的清白，同时也宣布我们的无能；但在这种悲观思想的背后，桑塔格又强调：哪里存在不可拯救的世界，希望总是从小开始生长^[9]，无论现代社会如何残酷冷漠，也许某些人会去回避思考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他人，但总有一些人、一些企业一直对世界抱持着最坚韧的慈悲与最深沉的关切，同时也身体力行地诉诸着最朴素、最坚定的实践，而Readings无疑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好的表率和示范。

事实上，除了道德优势之外，书店的慈善捐赠行为也会间接产生 "经济价值" 。 慈善捐赠行为会为书店带来正面的声誉口碑，帮助书店对外塑造出积极的品牌形象，从而吸引到更多持有相同理念的目标客户；就管理内部而言，积极的企业文化会感染到持有相同价值观的员工，从而增加他们的忠诚度和服务效率；同时，捐献行为还会向潜在求职者传达出一种友好的企业价值观，吸引更多的文化精英愿意来书店谋职，进一步提升书店的核心竞争力。在慈善捐赠中，企业付出了金钱、时间、物质；与此同时，社会也会回馈予 "良好的口碑" 、 "负责任的形象" 、 "有爱心的品牌" 等软回报—慈善捐赠对于企业收益来说是长期的、间接的、迂回的，但其产生的影响力却是长远且持久的。

今天，小而美的独立书店所经营的不只是书籍，它们还在经营理想，和所有的爱书之人一起构筑着一个精神乌托邦；它们也在经营生活，努力为疲惫的都市人提供一间惬意的家庭式书坊，让一颗颗倦怠的心能够在喧嚣中获得宁静和慰藉；当然，它们也在经营着一份事业，一份以书为媒、连通你我、帮扶孤寒的事业，正是秉着这样的情怀，全世界所有像Readings这样的独立书店才能抵抗随波逐流的经济诱惑、抵御科技革命所带来的产业冲击，坚持用昏黄的烛灯、静谧的书香和优雅的姿态持续守护着每个城市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