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正确是出版工作的第一原则，政治把关是责任编辑的第一要务。因此，编辑在拿到书稿时，当务之急是审查书稿有无政治性问题。

对书稿政治导向的检查，应首先从整体上进行。先针对书名、作者、内容简介等做出初步判断，如涉及党和国家领导人、党史军史、国际关系、民族问题、涉台涉疆等等，属于高度敏感题材，应逐字逐句仔细审读，不可漏掉一处。有的虽然题材整体看不敏感，但作者思想活跃，也要提高警惕。比如著名经济学家梁小民的新作《无用才读书》属于随笔和时评性质，梁小民是一个思想极其活跃深邃的知名学者，他的时评不可避免地将会涉及社会体制的方方面面，应对可能的风险有所预判。经仔细审读，书稿中涉及历史事件、领袖人物、文革评价等导向错误的论述达十多处，而且是遍布全书各处，不认真审读的话，极有可能遗漏。

有的书稿从书名和内容介绍看不出什么问题，但实际上可能暗藏玄机。比如《中国农村信用社研究（1950—2010）》是一本关于新中国农村信用社发展史的书，专业性比较强，乍一看不应该有什么问题。但书稿中有这样一段话：“在中国，农村信用社缺乏立法保障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的作用，因为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一般缺乏保障个体私人产权的法律。计划经济建立以后……实际上是对社员产权的一种剥夺……”这段话观点偏激，存在导向问题，应该删去。

在政治把关方面，既要把握整体，也要关注细节，比如对涉台涉少数民族的一些提法、一些涉密领域、地图绘制等等也要特别关注。现在有些编辑工具软件具有敏感词搜索和提示的功能，要学会利用这些新工具，确保正确的政治导向。

书稿的著作权属于作者，编辑对书稿的加工必须充分体现尊重作者的原则。任何修改必须得到作者的许可，这是一项绝对权利！不经作者同意的修改，哪怕是一个字，都是侵权的！作者审读清样是一项必经的流程，绝不能省略，而且重要修改必须得到作者书面的认可意见并留档备查。笔者有一位很优秀的编辑同事，在书稿下厂付印之前，对书稿中某一处的修改忽视了征求作者意见，结果给出版社和自己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对于作者的尊重还应体现在加工时尽量少改，可改可不改的，不改；非改不可的，也要避免简单粗暴的刀砍斧凿，应尽力保留作者原意。比如原稿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至今没有全面总结“文革”的深刻教训，这才有查韦斯式人物的出现。这样的人物还相当受欢迎。”这样的表述在政治上显然是偏激甚至错误的！后改为“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全面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教训，但仍有不少人对此缺乏认识，甚至完全不清楚，这才有查韦斯式人物的出现，且在个别地区极少数人中甚至颇受追捧”。这样修改最大限度保留了作者原稿的合理内核，显然比简单的删除处理更加人性化。

编辑不是万能的，退改甚至拒绝出版则是你的权利。通过了选题论证不等于必须要出版，编辑拿到初稿以后的首要任务，就是从整体上判断书稿的出版价值。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拒绝出版的权利！有的问题是全局性和致命性的，无论怎样修改也是改不出来的，这时就要果断选择退稿。再好的编辑，也只能锦上添花，不可能点石成金。当然，使用起来就如同大国使用手中的核子武器，编辑一般不会轻易选择退稿。更多时候，是给作者提供一份详尽的修改意见，即所谓退改。

在进入到具体的加工环节，要注意加强过程监控，随时对书稿的内容质量及规范性方面进行评估，及时采取过程性退改、退核。比如笔者责编的一部书稿中有比较多的图表、引文等，在审读前面两章时，仔细核对检查了图表数据及引文出处，发现问题较多。我判断这两方面是有问题的，于是果断停下来与作者沟通，要求作者对全书的图表数据及所有引文重新核查一遍，这也是对退改这个权利的合理运用。

如同新闻的客观与真实一样，科学性与准确性是出版的生命。所有类别的书稿都涉及这个问题。在未被证明之前，一切均可质疑！心理学上有个神奇的墨菲定律，怕什么来什么，在你犹豫拿不准的地方，往往可能会出问题。因此在审读过程中，不能有任何侥幸心理，要秉持质疑一切的原则，除非证明没有问题。

比如有部书稿中有这样的表述：“美国的汽车是中国的三倍，但车祸死亡人数仅仅为中国的一半。”此处比较中美的汽车数量，措辞过于简单。到底是汽车总量，还是每千人拥有量？文中并没有交代清楚。我咨询了相关汽车行业的专家，在查阅最新资料后得知，2015年中国大陆每千人汽车保有量约128辆，美国则为797辆，是中国大陆的6.2倍。如果按照2015年汽车总量比较，美国大约是中国的1.4倍。文中的三倍之说应该是基于汽车总量比较的陈旧数字！勇于质疑是科学精神的体现，是确保书稿的科学性和准确性的前提。

在出版方面，一致性原则几乎到了一种偏执的程度。甚至可以这么说：即便错了，也要错得全书一致！可见，出版追求的是形式体例上的高度一致。比如文中直接或间接引用其他文献的语句或段落，有的注明了页码，有的没有，这是违反一致性原则的。尤其是同一章节出现不一致的情形，更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书稿中的人名、地名、机构名及其他专有名词等，必须保持全书一致。多人撰写（或翻译）而主编（或主译）未做统稿的书稿，经常会出现前后文不一致或表述矛盾的情况，责编应特别注意此类书稿的一致性问题。

当然，一致性原则不能滥用。在一些文学作品中，如果不分情形，教条主义地滥用一致性，造成表述的单调和乏味。这当然不是我们所希望的。

出版物的基本要求就是合乎规范，有一系列的行业规范和国家标准，包括数字、标点符号的用法，关于文中注、脚注、参考文献的格式体例等等，这些规范和国家标准是编辑加工书稿的基本依据。作为责任编辑，需要熟悉行业内各种规范。有些规范其实也没有什么理由，只需记住即可。比如，“文革”必须改为“文化大革命”，“解放”须改为“新中国成立”，“1960年代”改为“20世纪60年代”，“1960年底”改为“1960年年底”，等等，不要问我为什么，没有为什么，上级规定，必须改！而且根据一致性原则，必须是全书统改，片甲不留！

专有名词的表述应该规范，且首次出现时应该用全称，比如凯恩斯的《通论》首次出现应该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还有譬如“1930年代的大危机”应为“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代用生产函数”应该是“替代生产函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等等。

有些方面在出版规范里并没有明文规定，但依据正常的逻辑推断应该如此，或者从更有利于读者理解的角度处理，这就是合理性原则的体现。比如有一本介绍计算机软件使用的书稿，一大特点是图多，几乎页页有图，全书合计上千幅图。有鉴于此，责编打破了理工科图书之图表必有编号的常规，同时根据实际版面灵活采用了或双栏或通栏的编排方法，以保证整体版面的均衡和紧凑。这也算是遵循合理性原则的一种处理吧。

出版是遗憾的艺术，但编辑的工作是将这种遗憾降到最低程度。编辑的天职就是尽力帮助作者，使整本书以最好的方式呈现给读者。比如有的书稿中大量使用文中注的形式，在阅读过程中常常被打断，有“如鲠在喉”之感，极大地破坏了阅读的流畅性。这种情况下可以建议作者把文中注改为脚注，以确保良好的阅读体验。

不断润色文字句法，使文章更流畅更优美。责任编辑在加工书稿中大部分的工作都体现在这里，也是最耗费编辑的心力所在，如同蚂蚁啃骨头一般。比如原稿中“硬撑的局面在高中阶段最差的一次考试成绩出来之后结束了”这样的长句子让人喘不过气来，可改为“直到最差的一次成绩出现，终于撑不下去了”。再比如，“说西方衰落就像说一个偶染小疾的健康人快死了一样恶毒”，此处“恶毒”词不达意，可以改为“荒谬”。

有人说：编辑是为他人作嫁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句话是没错的。作为一部书稿的责任编辑，我们的工作就是费尽心血，为待嫁的新娘织出一件最美最好的嫁衣！正如曾在维京、企鹅、诺顿三家知名出版机构从业40年的资深编辑霍华德所说的那样：“我的职责是阅读作品手稿和出版提案，这些手稿和提案代表了当代思想和言论的一部分精华。我必须从中筛选出可以出版的作品，然后帮忙把原始作品塑造成一本可以出版的书。整合这个过程中各种出版资源，把手稿成功地转变为书籍形式，进驻书店，最后到达读者手中。”这正是编辑存在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