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革命”开启了英国的现代化发展进程，从此君主立宪制度开始建立并不断稳固，政党和内阁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在此背景下英国率先开始工业革命，开始了从岛屿小国向世界强国跃升。虽然下层民众的贫穷问题一直存在，但是经济发展带来了财富的增长，物质财富的进步是比较明显的，“经济史学家菲利斯•迪恩估计在1700—1780年之间国家的总产出增长了67%，到1800年增长了151%”。^[1]主要表现在：一是个人消费能力的提升和消费方式的改变。尽管贵族、中间阶层、下层民众等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差距在加大，但在物质财富增长的前提下，英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在逐渐提高。随之而来的就是人们对文化产品的追求也在上升。例如图书、戏剧、报纸、杂志都受到日益增长的中间阶层群体的喜爱。二是交通事业的发展。18世纪之前，英国交通条件较差，即使是承担交通运输主要职能的水路，也没有将国内的主要经济区连通。为适应商品流通的激增，英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鼓励私人资本投资，在公路、水路改善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尤其是疏通原有的河道、开凿新运河，从而改善了运输环境，降低了运输成本和商品价格。交通事业的发展改进了图书贸易的路线，有助于更有效的发行销售渠道的建立，从而有利于图书贸易统一市场的形成。

18世纪英国社会结构变化的重要特征就是伴随着经济财富的增长和城市化进程，人口的快速增长和中间阶层的扩大。18世纪以来，英国国内民众结婚年龄普遍下降，生育率上升，由此带来的人口的增长较为突出，到18世纪中期，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表现出快速增长的现象。“1801年英国首次人口调查表明，当年英格兰人口总数达到前所未有的870万人。”^[2]人口的急剧增长和社会阶层的分化为图书出版业提供了发展的契机。一方面，人口的增长意味着读者群体的大量增加，部分下层民众接受完初等教育之后就能具备一定的识字能力。另一方面，不断扩大的中间阶层为图书出版业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人才保障。18世纪英国社会呈现出三段式的阶层结构，少数贵族掌握政权，下层民众处于社会底层，日益扩大的则是中间阶层，如商人、律师、银行家、地主、农场主。其中，以商人这个群体最有代表意义。城市的发展和消费社会的不断成长，促进商人群体的急剧增加，除了大商人能够积累出巨大的财富外，在英国各地还存在大量的中小商人，例如经营商品批发的中间商、经营遍布城乡的各类商店的零售商人，书商、印刷商也都从属于这一群体。“关键性的制度变革出现在1695年，这一年议会结束同业公会的垄断，出版业摆脱了局限于伦敦一地的格局，地方商人开始从事印刷出版。这不仅使出版物产量急剧攀升，而且激烈的竞争使价格下降了很多。于是，大规模的民众阅读有了可能。”^[3]此外，作为专业人士的作者也逐渐成长为一个独立的职业群体，成为中间阶层的重要一员。

18世纪的英国教育具有明显的特征，尽管国家对教育发展没有统一规划，但是教会和民间力量成了教育发展的主体力量，在他们的主导下各级各类学校逐渐兴起。从教育体制上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都已建立。从学校类型上讲，主要分为贵族学校和大众慈善学校两类，两类学校主要招收不同阶层的学生入学。在初等教育领域，慈善学校和“主日学校”是当时英国初等教育的主要类型。18世纪初期，初等教育的主要形式是由国教会主办的慈善学校，主要包括“乞儿学校”（Ragged School）、“贫民日校”（Charity Day School）等各种类型的学校，主要招收贫苦人家的子弟入学。这些学校的教学内容除了宗教知识外，还传授读、写、算的基础知识，尽管以后大部分儿童不能再接受更进一步的教育，但是对提升下层民众的识字率仍有很大的帮助。进入18世纪后期，初等教育的形式又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主日学校”（Sunday School）、“妇女学校”（Dame School）、“普通私立学校”（Common Private School）等。以主日学校为例，它主要招收下层民众中的儿童和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成人，主要传授宗教知识和简单的读写知识。再如，“妇女学校”，主要是老年妇女或者失去劳动能力的人为了照顾邻居家小孩而设立的机构，虽然经常被当时的教育改革者批评为低效率的教学机构，但是对下层民众教育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实际上，妇女学校的水平参差不齐。一些学校确实如批评者所言，没能达到预期教育目的。但是很大一部分妇女学校确实能够传授一些基础的知识：一周花费1便士或2便士就能学习阅读知识；学习写作知识就要花费3便士或4便士。”^[4]这一时期，英国民众的文化水平明显高于欧洲其他主要国家，“十八世纪中叶以后英国社会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有较高的民众识字率，到1770年，农村男子能读写的人已占50%。”^[5]

从一定角度来讲，教育是联系民众与图书出版业的纽带，与图书出版市场关联最为紧密的就是读者的阅读能力，也就是说识字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图书出版的发展水平。总之，教育事业的发展是出版业繁荣的助推器，一方面，学校教育的必需品就是印刷图书，各类学校的建立促进了印刷数量的增加；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为出版行业输出了作者和读者两类人员，为图书出版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18世纪英国的出版管理体制与同时代的欧洲国家相比有较大差别，主要体现在出版管理上进一步放松和版权概念的诞生和发展。比起其他欧洲国家，英国近代早期的图书出版业起步较晚，有很大的先天不足。在古登堡印刷术传入英国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英国的出版市场主要由外国进口的拉丁文图书与英国本地产的英文图书组成，不但进口图书占据主要市场，而且大部分印刷商都是外国人。“在1476年到1536年间的英格兰，有多达2/3的印刷商、书商、装订匠是外国人。他们的器材与工具，多半源自法国。”^[6]在英国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国王逐步加强对图书出版的重视和管控。1538年，亨利八世要求所有英语图书都必须获得许可证才可印刷销售，从此英国逐步建立了王权特许式的图书审查制度。1557年玛丽女王又颁布了王室特许状，规定除了书商工会之外的任何人不得从事印刷出版业，从而奠定了书商工会的行业垄断地位。从1538年以来，王室许可证制度就一直保持下来，从此图书出版业进入缓慢发展阶段，直至1694年议会取消许可证法案，书商公会的垄断从此被打破，意味着长期以来的图书审查制度从此消亡。这种许可证制度实质上是国王通过特许制度严格管控出版行业，限制了出版业发展的规模。“在1668年，伦敦仅有26家印刷厂，198家出版社。大部分的书都是从国外进口的，英国书产量很少，质量平平。”^[7]

但是，打破一种旧制度容易，建立适应当时社会的新制度确属不易。直到1709年，安妮女王签署了一项法案，俗称《安妮女王法案》，该法案最为关键的就是确定了版权是重要的财产权，并且规定了版权保护的登记制度。对于图书出版的相关版权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已印刷出版的作品，作者或版权所有者只保留其专有出版权21年。此后的新作品，作者的版权有效期为14年，如到期后作者仍健在，则再延长14年。实行版权注册制度，所有出版图书均须在图书出版商公司的办公室注册，并呈送官方图书馆9本样书。未经版权所有者同意而擅自翻印者，有关图书封存销毁，每页罚款1便士；擅自翻印者将被拘捕。”^[8]这是世界上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版权法，它第一次明确界定了作者是图书的版权所有者，书商必须经过作者的授权才可印刷出版。尽管这部法律在以后实施过程中遇到诸多问题，但是对作者权利的保护极大地激发了作者的创作目的，有利于出版业印刷业的发展和繁荣。“该法案既保护了作者的权利，从而有利于促进有用知识的发明和创造，同时又设定了这种专利权的实际期限，从而照顾到印刷出版商的利益，对知识的传播和普及具有重要推动作用。”^[9]

随着18世纪英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图书出版的商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出版业内部也呈现出新的发展特征，如更为商业化的出版方式、更有效的发行销售渠道，为出版业的现代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自谷登堡印刷术传入英国以来，图书生产和销售的方式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改变。一开始图书出版的内容较为单一和固定，并不需要在图书内容领域投入过多的精力，从事印刷业的商人由于掌握印刷技术和资金，从而使得印刷商能够天然地拥有图书生产的主动权。此时的印刷商不但要负责筹集出版资金，还要采购纸张等原料、选择印刷产品，甚至图书的销售，“在印刷书取代手抄书的进程中，出版业的组织形态的中心也由手抄书商转变为印刷商。印刷商成了图书出版业的物流中心、信息中心和资金周转中心，一个以印刷厂为核心的出版业建立起来了。”^[10]

但是进入18世纪以来，随着英国商业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拥有资金的人投入到这一行业中，同时印刷技术的门槛也进一步降低，在图书生产中成为书商工会成员、拥有出版特许权成为图书生产的关键。进入到18世纪后，印刷商逐渐成为图书出版产业链的下游，越来越多有眼见的书商开始把注意力放在选择有市场潜力的图书产品，书商逐渐取代印刷商成为整个产业链的中心，印刷、出版和发行的专业化也成为当时图书生产链条中的发展趋势。这一转变既是图书生产行业内部规律的必然要求，也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书商（bookseller）是一个历史概念，不同于现代意义上书商的定义。18世纪的英国书商含义较广，较多的书商同时具备出版和发行两个经营方向。他们既负责购买和经营版权，寻求更有市场价值的出版内容；也经营书店，对图书的销售承担风险。

与此同时，图书发行和销售环节也在悄然发生变化。随着大量图书的印刷出版，催生着更为有效的发行和销售方式的产生。在18世纪以前，图书出版业还处于缓慢发展阶段，早期英国图书贸易主要依靠图书集市贸易、书店和商品零售商，如图书经常在各地跟随普通商品一起销售。随着大量图书得以生产，如何让图书成为国内民众的读物困扰着整个行业的发展。这就促使图书销售的渠道和方式也越来越多样化。最为引人注意的就是中间批发商的发展，以乔治•罗宾逊为例，“18世纪60年代，他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并购买了书股和版权。到了80年代，他成了一位著名的图书批发商，从许多出版商那里购买图书再分销给零售商，尤其是地方城市的书商。他很快成了当时最大的批发商，宣告了出版发行业中一项巨大的变革。”^[10]图书批发商的诞生，进一步促进了图书贸易的发展和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1800年前后，在伦敦，我们进入了大批量发行的时期：伦敦位于蜘蛛网状的、从生产中心出发的发行网络的心脏。1760年约70家伦敦书店运作着，1770年有约100家，1785年则达到150家。1814年，伦敦成为欧洲最大的图书出版与销售的联合企业，拥有600家这一行业的企业。”^[7]最终，人口的急剧增长、消费能力的提升和消费方式的改变、读者群体的增加等等，都推动英国成为当时世界性印刷和传播的中心。

第一，自图书印刷产生之初，阅读群体的精英化一直都是英国和欧洲大陆社会生活的重要特征。进入18世纪以来，随着人口增加和生活条件的改善，使得中间阶层和部分下层民众更有机会接触到图书，尤其是各类学校的举办，使得拥有阅读能力的民众得以剧增。此外，女性读者的增加也进一步扩大了读者群体。第二，图书出版业的繁荣给人们的阅读带来越来越多的便利。在商品经济发达的英国社会，文化消费的形式也发生了重要变化。以图书销售为例，伦敦的商人们为了扩大图书销量和追求利润，创造了多样的盈利方式，例如分册出版、流通图书馆等等，“书籍相对较贵，一本长篇小说至少售价7先令6便士，历史著作或文学著作可以高达1几尼（1磅1先令）。为方便读者购买，有些出版商将一本书拆开分成几个系列出版，再以每本约6便士的价格销售，通过这种方式，斯莫利特（Smollett）的英国史就售出1.3万册。流通图书馆所起的作用更大，用每年1～2几尼的订费，人们可以从流通图书馆得到自己想看的书：1800年，伦敦有122家流通图书馆，其他地区总共有268家。”^[2]

进入18世纪以来，由于民众对图书的需求量激增，开始出现了专业作家群体。1709年英国安妮女王法案的实施，使得创作者可以将作品在一定期限内的使用权转让给书商，这不但极大地刺激了作者的创作愿望，而且可以获得财富上的回报，这在同时代的欧洲是不能出现的。因此，作者面临的环境发生了极大变化，读者—书商—作者成为出版业整个链条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 “书商和作者都在追求金钱上的报酬和知识上的利益，两者的平衡作用是18世纪出版业的动力源泉”。^[12]

在这一时期，具有自主意识的作者群体不断涌现，他们以传播知识或者追求利益为目的，也逐渐成为中间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不但出现了诸多重量级的出版物，如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而且也有许多作者主动根据不同的读者群体进行创作，给民众带来了丰富的阅读作品。梳理18世纪作者创作的图书，可以发现呈现出一条主线：图书创作的世俗化和时代化。虽然18世纪英国的宗教类图书仍占有很大比重，但是当时作者创作的图书日趋世俗化，如小说的出现，文学、戏剧、诗歌等出版物的增长，哲学、教育学、自然科学、商业经济主题类的图书也逐渐增多。18世纪的作者群体逐步参与到商品经济发展中，更多地考虑到民众的需求和市场销售情况，体现在图书创作上就是内容要更具时代性，种类更为丰富。“18世纪初期英国图书出版业获得了比以往更大的增长和繁荣，主要体现在3件事情上。一个是小说的发展，第二就是针对儿童的休闲图书的出现，第三则是图书分期出版的发明。”^[13]

总之，谈及18世纪英国图书出版业的发展，并非只是印刷技术和工艺的变革，更为重要的是这一行业如何在当时的社会变革中实现自身制度创新，同时也推动社会生活和文化的发展。18世纪的英国政治、经济格局造就了图书出版行业的繁荣，反过来从事出版行业的书商、作者等对英国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8世纪的英国，可以称为是出版印刷业繁荣的时代。随着书籍的大量出现，书籍在英国人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远远超过了其他国家，书籍大众化也促进了知识的广泛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