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据中国期刊半壁江山的科技期刊，多年来其运营项目位列前三位的一直是纸版期刊销售、发表费和纸版期刊广告[1]。这种传统的期刊运营模式带来的收入来源虽然较为稳定，但已越来越不适应新的媒体时代的出版变革形势。
近年来，随着出版体制改革创新步伐的加快，科技期刊也呈现出多种运营模式并存、运营项目多元化的发展特点，数字化出版、多媒体融合、移动出版、集约化运营、品牌运营等多种出版模式和运营模式应运而生，大大提升了科技期刊的运营效益，有利于科技期刊的可持续发展。
科技期刊与图书出版的融合发展模式正是一种期刊品牌运营最直接创造经济效益的方式。科技期刊向同领域图书出版的延伸，是对期刊品牌的巩固、拓展和营销，也是对期刊资源和内容的深度开发；而图书出版与同领域科技期刊的合作，可以为图书带来选题和作者资源，并能为图书在目标读者中的定向营销发挥积极作用[2]。同一专业领域的科技期刊和图书出版的融合发展，可以借助两者编辑、出版、发行、人力资源的整合优势，谋求最大化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科技期刊和科技图书的关注点相同，都致力于发表前沿和创新的科学理论及技术热点，虽然是两种不同的传播知识和信息的媒体形式，但两者没有本质区别。科技期刊通过报道或刊载最新的科学成果，通过开展各种行业或学术活动，不仅可以及时掌握各学科领域前沿的学术或文化动态，辐射整个行业、学科或领域，而且可以为图书出版提供广泛的作者队伍；而图书则可以对期刊传播中部分成熟的、稳定的知识内容进行深入、系统、全面的研究和加工，以厚重的价值和文化含量贡献给社会[3]。以学术期刊和学术图书为例，都期望发表和出版有分量作者的作品。如院士的论文和专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论文或者对基金课题总结的学术著作、学术大家最新的研究成果和论述研究成果的著作等[4]。
同专业领域的科技期刊和图书的作者属于同一群体。科技期刊多年积淀的庞大的作者、专业读者及审稿专家队伍，以及期刊本身所拥有的专业化的采编团队，是科技期刊与图书出版融合发展的基础[5]。
许多科普图书的作者，往往是先在同领域的科普期刊上发表多遍文章后再出版图书的。获得雨果奖的《三体》的作者刘慈欣，前期的作品大多发表在《科幻世界》杂志上。郑永春博士因在行星科学研究和科学传播方面做出重要贡献，荣获美国天文学会行星科学分会颁布的2016年卡尔·萨根奖，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华人科学家。他除发表大量学术论文外，2004年开始致力于科普传播，在各类科普期刊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后于2016年推出其第一本科普著作《飞越冥王星》。与《航空知识》合作多年、在杂志上发表了数十甚至上百篇科普文章的作者庞之浩、李杰等多位知名专家，也出过很多受欢迎的科普图书，如《宇宙城堡》《太空新兵》《探访宇宙》《航海解码》《航空母舰战争运营面面观》等。
学术类科技期刊很多时候同一位作者会将其在某个领域上取得的阶段性的突破发表在学术期刊上，以获得科研成果的优先权，其后再将该成果进行深入发掘，全面系统地以出版学术图书的形式将科研成果展示在世人面前，甚至极少数科研工作者还会进一步将其深奥的科研成果科普化，以科普图书的形式传播其科研成果。随机地对《航空学报》2016年第3期发表的31篇学术论文的31位通讯作者进行了调研，收到29位作者的回复，统计结果见表1。这29位作者在中国知网上可查到的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论文共1 603篇，人均约55篇；已出版图书16本，人均只有约0.5本；其论文及后续成果内容准备以学术图书形式出版的10位；考虑出科普图书的1位。从此统计结果可以看出：①如此高的人均发表论文数量反映学术期刊作者具有较强的学术写作能力；②较低的图书出版数量反映了这些专家的图书出版潜力。
相对大众媒体来说，科技期刊和同专业领域科技图书都属于小众产品，其受众也相对小众和固定，尤其是学术期刊和学术图书，读者和作者群体很小，但都具有相似的专业和研究背景。科普和技术类科技期刊及其同专业的科技图书的受众面较广，虽然有部分受众可能来自不同的专业领域，但其对该专业的兴趣点一定是相同的。科技期刊和科技图书这种共同的受众群将为书刊的宣传发行带来极大的便利。
除极少数新创办的期刊外，我国的科技期刊一般经历了少则数年多则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发展历史，形成了其特有的品牌价值。每一本期刊都是一款长线产品，长期投资产生长线收益。而图书则是短线产品，追求的是短线收益[6]。以短线产品出版社的图书出版资源，配合长线产品期刊的品牌和内容资源，可以完成对期刊内容的深度开发，丰富期刊品牌的产品线，提升期刊品牌影响力，并提高盈利能力。以《中国国家地理》为例，其前身《地理知识》创刊于1950年，鼎盛时期每期发行量超过40万册。长达50年的积淀，使其拥有了大批的作者和读者，形成了特有的品牌价值，可以说这是改名为《中国国家地理》并创造中国期刊发展奇迹的基石。近年来，《中国国家地理》和各个出版社合作，推出了一系列旅行类、地理类、摄影类、科普百科类等各种与《中国国家地理》及其子刊《博物》同一专业领域的图书，是期刊内容资源的深度开发和二次利用，丰富了期刊的产品线，为期刊和与其合作的出版社创造了更大的利润。《中国国家地理》策划的所有图书上都有“中国国家地理”的统一标识，进一步提升了期刊的品牌知名度，是对期刊品牌的发展和巩固。同时，这些优质的图书在为合作出版社带来利润的同时也提升了其品牌知名度。
科技期刊的编辑大多具有较深的专业背景和较高的科学素养，对本专业领域的发展历史、前沿技术和成果都有一定的了解。编辑们在处理稿件、采访、学术交流等活动中接触了大量工作在科研一线的专业人士（潜在的科技图书作者群），既掌握了选题资源又掌握了作者资源，而且，作者资源在相对较长的时期内比较稳定，有利于开展合作。同时，由于期刊编辑需要阅读大量的专业文献，因此通常具有较强的英文编译能力，在版权引进中可以充分发挥作用；另外，在编译过程中，期刊编辑可以实现面对面交流，探讨技术内容和表达习惯，而出版社一般委托他人翻译，要么个人“孤军奋战”，难有互校；要么多人各自为战，很难面对面深入交流、统一行文风格，呈现高水平、专业的作品[7]。然而，由于期刊是长线长品，各期之间的关联度很高，期刊的效益是由长期努力得到的，偶尔的一篇文章并不能决定什么，再加上科技期刊尤其是学术期刊还会或多或少地得到相关单位的人、财、物的资助，甚至很多科技期刊杂志社是事业单位，无财务压力，因此，科技期刊的编辑普遍接触市场较少，对市场反映不太敏感。
图书出版是短线产品，目前国内的绝大多数出版社均企业化运作，出版社对每一本图书都有经营考核指标，图书策划编辑要对自己所经手的每一本书的市场销售或者资助资金负责，因此他们普遍地比科技期刊编辑更有商业意识。但图书编辑一般要策划多个专业领域的图书，其某个专业领域的知识相对较为欠缺。所以，图书策划编辑对选题的市场敏感性互补了科技期刊编辑这方面的欠缺；而科技期刊编辑选题的专业性和作者资源则又可互补图书编辑专业知识的欠缺，两者有机结合，能策划出既有市场又专业的科技图书。
科技图书的销售平台一般为电商、实体书店、图书馆等团体采购，想做成一本畅销书除内容外还往往需要投入一定的费用进行宣传推广。而科技期刊一般以邮局和报刊亭为主要发行销售途径，是一款长线产品，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宣传推广平台，尤其是对于相同专业范畴的图书。另外，目前国内影响力较大的且进行多种经营活动的期刊，往往其微信、微博类新媒体平台也具有较多的粉丝，更是一个快速直接的宣传平台和销售平台。2015年，《航空知识》和北航出版社联合出版了翻译自英国DK出版社的《飞机全书》，改变以往在电商平台做宣传的策略，改为在《航空知识》及其子刊《航空模型》上做多期包括书评、硬广等各种形式的推广，并摘录图中部分章节内容发表在航空知识微信公众号上，并也在此平台上销售。这种针对目标群体精准推广的宣传效果非常好，2015年12月底推出的第一版5 000册（码洋99万）到2016年春节前被经销商订购一空，仅在航空知识杂志社邮购和微信公众平台就销售了约2 000册，并且从京东、当当、亚马逊平台对该书的评论中还可以看出，很多读者是看了杂志上的广告和杂志社的微信宣传，在比较了价格后在电商平台购买的。而且，杂志的粉丝们在微信、论坛、微博等平台的相继评论和转发形成了裂变效应，由杂志所带动的航空圈粉丝文化和粉丝经济在该书的销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7]。该书3个月即启动重印，8个月启动第3次印刷，成为2016年度畅销科普图书之一，并获得了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优秀科普作品奖银奖，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科技期刊进行图书出版，其内容来源分3个：利用期刊的内容资源出版图书；依托期刊作者群策划相关专业的图书；翻译引进相关专业领域的国外图书。
这种方法最为直接简便，一般有“将期刊同一栏目下的不同作者的文章集结成书”、“将同一作者的连载内容集结成书”、“杂志上热点文章内容补充扩展成书”等模式[8,9]。隶属于人民卫生出版社的《中国医刊》将多年来杂志积累的丰富内容资源集结成书，如其出版的《肿瘤规范化标准化诊治》一书，内容即来自杂志刊登的“肿瘤规范化标准化诊治”系列讲座；而其杂志首发的“中国早期结直肠癌及癌前病变筛查与诊治共识（2014）”一文引起读者和业内专家较大反响后，杂志社立即与作者商议将此文内容补充扩展后以图书的形式出版[9]。隶属于人民邮电出版社的《无线电》杂志出版的《精选单片机设计与制作30例》《经典音箱制作20例》《智能机器人制作完全手册》等科技图书，便是确定了图书选题后，将杂志上发表过的相关内容整理集结成图书的[8]。《中国国家地理》策划的一类图书如《极致之美》，精选了杂志600余期摄影佳作、集萃67位中国摄影师的作品集结成书。航空知识杂志社策划的模型入门丛书一套4本—《电动模型飞机动力系统配置》《遥控模型滑翔机基础知识》《模型窍门一点通》《拼装飞机模型制作工艺》是由其子刊《航空模型》发表的连载文章补充完善集结成书的[10]。精准的目标群体定位，不仅保证了该套丛书的销售，由于其填补了相关专业领域图书的空白，还得到了北京市科委专项出版基金的资助。
这种方法相对难度较大，要充分利用期刊编辑的专业性和累积的作者资源、出版社图书策划编辑和发行人员的市场敏感度。可以是图书策划编辑和发行人员向期刊编辑提供相关专业当前市场热销书情况、由期刊编辑选定选题并组织相应作者完成；也可以是期刊编辑根据读者对其杂志上近期发表的文章的反响程度确定选题，交由图书策划编辑和发行人员进行市场调研后，再由期刊编辑组织相应作者撰写；还可以是在期刊做重大选题策划的同时，与出版社配合，直接策划该选题的相应图书。2015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70年，《航空知识》在组织策划二战胜利特刊的同时，策划了二战相关图书《桌面上的二战—仿真模型舰船赏析》《银幕上的战鹰》等。《中国国家地理》近期推出的“地道风物”MOOK系列图书，更是书刊融合的产物，甚至MOOK一词就是杂志（Magazine）和书籍（Book）的合成词。
版权引进一直是图书出版的一个重要途径，科技期刊在引进版权时可以充分发挥编辑的专业素养，利用其对相应专业领域目标读者兴趣点的了解，和其对国外相应专业图书的了解，引进版权。同时由于科技期刊的作者资源丰富，不乏既具有高的外语水平又具有专业知识的作者，甚至很多科技期刊编辑就具备本专业领域图书的翻译能力。如《飞机全书》，便由《航空知识》杂志的多位编辑、记者联合完成翻译，该策划团队中既有航空资深专业人士，又有深谙科技英语的语言专业人士；既有强调严谨性的直译派，也有擅长编译的能手；既能保证内容的真实、专业再现，又能顾及航空迷的阅读习惯和诉求。编辑们甚至在翻译过程中能够发现原版书中的技术错误，完善了DK品牌的专业价值[7]，得到了英国DK出版社的认同，达成了今后将航空航天专业相关科普图书优先与《航空知识》合作的意愿。
书刊融合发展的商业模式大致分为3种：①杂志社为主导，杂志社从选题开始一直负责到印制，并支付所有费用，出版社依据相关出版法规负责相应的审校及书号申请，营销推广也以杂志社为主，出版社只是以较低的折扣价格从杂志社回购并在其渠道销售；②出版社为主导，与杂志社共同完成选题策划，杂志社组织作者撰写，也可参与设计排版，但三审三校和印刷及费用均由出版社负责，营销推广双方参与，出版社依据杂志社参与工作的多少支付相应的策划版税（或其他名目）；③出版社和杂志社共同成立书刊融合发展的工作部门，各项工作统一完成，费用和亏损风险可规定为一方承担或共同承担，利润也遵循多付出多得到的原则协议分配。
目前国内约有5 000多种科技期刊，其存在形式各异：①大部分依附于各自的行业或部门，以杂志社或编辑部的形式单打独斗，如很多大学学报；②出版社的社办期刊，如化工出版社的《生物产业技术》，邮电出版社的《无线电》，人民卫生出版社的《中国医刊》等，以出版社属下的编辑部或杂志社的形式存在；③极少数实力雄厚的出版社，成立了几十甚至上百种科技期刊的期刊中心（或期刊公司），如科学出版社（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所属的近300种科技期刊成立了北京中科期刊出版有限公司，是科学出版社出资组建的全资子公司，清华大学出版社旗下的期刊中心管理了几十个科技期刊，尽管这两家出版社的期刊实力雄厚，但依然是在出版社旗下；④与相关出版社一起组成文化传媒集团，如航空知识杂志社，2013年北航文化资源整合，航空知识杂志社（4刊）与北航其他部门的期刊、北航出版社及学校其他文化资源合并共同成立北航文化传媒集团，杂志社和出版社都是集团内的独立法人、独立合算、地位相同；⑤部分公司化、企业化运作的优秀科技期刊，如《家庭医生》的中国家庭医生杂志社有限公司，商业化运作其网站、活动等，《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旗下不仅有专门的图书出版部门、新媒体部门等，还成立影视公司等。
科技期刊与出版社合作采用哪种商业模式取决于期刊的社会影响力和存在形式，关键是必须理清责、权、利关系，共赢才能持续发展。如上述各类科技期刊中，像②这样的出版社的社办期刊、③这样的出版社旗下期刊中心以及④这样的同一公司下的出版社和杂志社的合作，因为双方关系紧密，一般可以选用第3种商业模式。而像《中国国家地理》这类自身影响力和知名度很大，且没有作为兄弟或从属关系的出版社，一般会选择第1种商业模式合作，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杂志社。而像①那类占大多数的科技期刊，由于其自身实力不足，建议选择第2种商业模式，即拿策划版税。
在当今的媒体形势下，受到新媒体冲击的科技期刊应该开展多种模式的运营，而参与图书出版是一种较为方便且直接创造效益的方法。科技期刊要明确了解自身品牌优势和实力，选择合适的商业模式、策划合适的科技图书，真正做到期刊和图书的融合发展，从而取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重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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