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学术文献数据库诸如龙源期刊网、维普数据库、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进入商品化和产业化，众多学术文献数据库遍地开花，无法统计准确数量。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学术文献数据库是商用，像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龙源期刊网、维普数据库；也有非商用的公益性学术文献数据库，采用开放获取（OA）方式，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调查与数据信息中心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委托开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随着对商用学术文献数据库的诸多批评和质疑，公益性学术文献数据库应运而生，随之出现了公益性与商业性学术文献数据库的博弈。
虽然商用学术文献数据库像万方数据库、龙源期刊网、中国知网、维普数据库在我国应用广泛，在数字化的探索、国际接轨上作出了很大贡献，但是，存在收费价格不合理、收录文献学术水平参差不齐、赢利模式单一、寡头垄断倾向、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弊端。
商用学术文献数据库创建初期的资金投入的确很大，并且不赢利；而纸版学术期刊不在乎数据库是否对其付费，因为纸版学术期刊需要上网提高其知名度。随着商用学术文献数据库赢利的增加，纸版学术期刊要求相应的合理经济回报。我国商用学术文献数据库在通过收录纸版学术刊物资源而赢利的同时，给予各纸版学术刊物一定的经济回报；而纸版学术期刊无法介入商用学术文献数据库的下载量，提不出准确、合理的利益分成比例，导致纸版学术期刊处于被动处境，因此，纸版学术期刊和商用学术文献数据库的合作起点就不公平。即使从不同的商用学术文献数据库下载同一篇文章，尽管字节、页面完全相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呈现不同的价格。各个商用学术文献数据库不断推出团体购买、包月等貌似向用户让利的促销方式，像中国知网、维普数据库不仅开通会员注册，还推出网卡售卖功能。
2013年底，云南省10所省属重点高校都停用了中国知网。 2014年1月4日，云南大学图书馆发出公告：“由云南省高校图工委组织的CNKI数据库联合采购项目，经多轮谈判， 鉴于 ‘中国知网’公司各数据库大幅涨价，且对前期谈判结果不予承认，使谈判陷入僵持状态，导致各高校对该公司的各类型资源远程数据均无法正常下载。”[1] 迫于师生需求，云南多所高校不得不和中国知网交涉。云南民族大学第一轮报价是45万元，而中国知网提出65万元的高价，最终云南民族大学以48万元的价格妥协。
2016年3月31日，北京大学官网上贴出中国知网可能停用的通知。“图书馆订购的‘中国期刊网’（中国知网）系列数据库2015年合同期已到，由于数据库商涨价过高，图书馆目前正在全力与对方进行2016年的续订谈判，上一年度合同截止到2016年3月31日，期满后数据库商随时可能中断北大的访问服务。” [2] 安徽、河北、山东、湖北的多所高校相继停用又重启使用中国知网，将学术资源的共享搞成闹剧。
2005年5月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发布PDF格式为数据库阅读、下载格式，既支持XMI，还可分层授权：可打印、不可打印、全文下载、部分下载、只读等。我国没有学术文献数据库的统一技术标准，用户必须使用不同的阅读器浏览、软件格式转换，才能阅读不同学术文献数据库。
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尤其是用户量，我国各个商用学术文献数据库，像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龙源期刊网、维普数据库的阅读方式各不相同。我国常见的学术文献数据库有PDF、DOC、CEB、TTML、CAJ、TEB等格式，这就要求用户只有下载、安装不同软件，才能阅读、下载不同的文件格式。例如，中国知网采用CAJ和PDF；万方数据库的“数字化期刊子系统”采用HTML和PDF文件格式；维普数据库采用VIP格式和PDF格式。
除了技术壁垒外，各商用学术文献数据库的操作程序经常出现误差。例如，有些用户在使用商用学术文献数据库过程中，虽然已经确认“订阅成功”，却依然无法阅读所查到的文章 。即使商用学术文献数据库已经把纸版期刊数字化，如果用户下载、复制文章，也需要使用文字识别软件，将图形文字转化为文本文字，而恰恰是这种转化存在很多误差，出现很多乱码。
商用学术文献数据库收录了大量国内核心期刊，毫无疑问，不乏精品文章；但是，有些商用学术文献数据库收录的来源期刊五花八门，从简单的知识性、科普文章，到学术前沿文章，质量参差不齐。在商用学术文献数据库质量控制上，应该借鉴纸版学术期刊的三审制和同行评议。如果商用学术文献数据库的收录文章也经过评审，那么，由谁来评审海量的文章？审稿费用的来源怎么解决？如果没有严格的审稿制度，怎么能够保证商用学术文献数据库的质量？
商用学术文献数据库经过多年的商业运营、获得巨大经济回报后，应该推出性价比更高的使用方式，甚至朝公益性发展。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龙源期刊网、维普数据库只是内容供应商，其赢利模式很简单：收录纸版学术刊物，重新分类，向高校、科研机构及个人有偿供应，做着类似滚雪球的一本万利生意，也导致商用学术文献数据库之间的利益冲突。
学术文献数据库从最初的服务学术研究，到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龙源期刊网、维普数据库竞相提高收费，导致不仅仅是个人用户，连北京大学、 云南大学这样的团体用户也停止订购。随着高校和科研机构对商用学术文献数据库依赖程度的提高，一些商用学术文献数据库垄断了作者、纸版学术刊物共同创造的知识财富。
虽然商用学术文献数据库存在诸多问题，但是，依然无视用户，甚至学术界的质疑和批评，花样翻新地提高收费，其后果只能是穷途末路。
团体和个人用户通过订阅费和计费流量的一次销售，商用学术文献数据库就已经获利颇丰。
对团体采取收取订阅费，对团体提供一年、三年、五年的包库服务。很多学校和科研机构选择购买一两年后，商用学术文献数据库提高收费。
对个人用户有订阅费和流量计费两种收费方式。订阅费的模式很常见，例如，中国知网对个人用户曾经推出包月、半年等销售方式，龙源期刊网向个人用户推出某一刊物的季度、半年、一年的销售方式。
因为流量计费是以页、文章篇数为单位，更多个人用户选择流量计费的购买方式，许多商用学术文献数据库推出了流量计费套餐卡，为标准资费的５—７折优惠，无使用地域限制，多人使用还可以下设子账号，为子账号任意分配金额，灵活方便，超值特惠。本文作者认为对于个人用户而言，在淘宝花5元左右购买一个中国知网镜像的账号，就可以使用3个月，是性价比较高的购买方式。
许多商用学术文献数据库将版面出售给广告商，收取增殖费用。中国知网开辟了知网广告平台（http://ad.cnki.net/index.aspx），出现了“独家、精准、高端”等广告词，维普数据库出现过期刊征稿广告、教育培训招生、会展广告。2010年，美国广播、报纸、杂志、户外广告6类主要广告类型中，电视广告处于第一位，在线广告居第二位，验证了牛津大学出版社的美国副总裁Evan Schnittman “数字出版商业模式需广告支撑”的说法。 [3]
许多商用学术文献数据库利用自身的品牌影响力，获得一次销售和二次销售的增值、衍生收入。例如，中国知网于2012年推出便携式终端普及，在推出《中国知网手机报》的同时，再次实现一次销售的增殖。
纵观我国学术文献数据库的发展历程，在商用和公益的博弈中，学术文献数据库逐步走向了公益性。
学术资源是公共产品，其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极其有限，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学术资源的赢利不能为某个开发机构专有。学术文献数据库具有一定程度的非排他性，一部分人的浏览、下载不会影响其他人的使用，即学术文献数据库具有非竞争性。作为公共产品的学术资源，其供给主要由政府承担，并且学术资源的供给大部分是政府的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截至2015年5月21日，全国高等学校共计2 845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2 553所（含独立设置民办普通高校447所，独立学院275所，中外合作办学7所），成人高等学校292所。”[4] 学术资源理应在诸如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学术公共领域生产和自由流通，并且学术研究成果回馈学术共同体，形成良性循环；而商用学术文献数据库背离了学术资源的公共属性。
毋庸置疑，任何信息产品的开发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学术文献数据库也是如此，前期投入很高，但信息产品的复制成本却很低—第一批信息产品生产出来之后，拷贝一份、两份的成本几乎为零。因此，像学术文献数据库这样的信息产品成本结构衍生了庞大的规模经济—信息产品生产得越多，其平均成本越低。“信息产品一旦生产出来，再生产的成本就非常低。”[5]由于信息产品不像其他生产要素那样在使用过程中被消耗掉，信息产品具有可传递性和共享性；反观商用学术文献数据库一直单方制定垄断价格，利用自制的霸王条款全国各地敛财。随着用户对商用学术文献数据库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许多商用学术文献数据库收费价格不断攀升，此现象应该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
中国社会科学院调查与数据信息中心2013年7月开通第1版“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2014年1月第2版上线；2014年6月再次全方位升级，推出第3版。截至2016年12月，上线期刊超过1 000种，论文超过470万篇。“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绝大部分为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三大评价体系的核心期刊和来源期刊，目前收录论文百万余篇，精品学术期刊数百种，包括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资助的国内权威、顶级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200种、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期刊70多种。作为公益性、国家级、开放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精品数据库，提供公益性的论文全文下载、整本期刊下载、电子书查阅、在线阅读、信息检索等服务，检索结果可进行聚类统计分析、多种排序、多种分面显示、导出等，为用户提供历史记录查询、定制推送、收藏订阅等多种实用功能，读者可通过注册、登录访问的方式免费获取学术资源，并且作者、读者、纸版学术期刊、学术文献数据库、管理机构五方共赢，[6]避免了商用学术文献数据库收费价格不合理、收录文献学术水平参差不齐、赢利模式单一、寡头垄断倾向等弊端。
面对商用学术文献数据库和公益性学术文献数据库的博弈，应该从政府的调控、建立数据库行业协会、完善数据库知识产权法规、加强学术文献数据库建设等角度，保护公益性学术文献数据库的健康发展。
数字出版业“要形成一批发展思路清晰、内容资源充沛、立足自主创新、出版方式多样、营销模式成熟、市场竞争力强、产品影响广泛的数字出版龙头企业……要构建要素完整、结构合理、水平先进、效益良好、多方共赢的数字出版产业发展新格局，把数字出版产业打造成新闻出版支柱产业”。[7] 科技部科技评估中心、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不仅投入资金，推动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转型，而且应发挥其管理职能，协调商用学术文献数据库各自为政的局面，鼓励商用学术文献数据库向公益性转型。国际商用学术文献数据库对个人和团体用户采取不同的收费制度，个人用户收费低于团体。因为我国商用学术文献数据库不是按照纯粹赢利企业纳税，所以，在收回初期成本、并且叠加赢利之后，不仅应该开发更高技术含量的学术文献数据库使用方式，还应该回馈学术界。
鉴于我国学术文献数据库的低水平重复研发，造成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浪费，应该从学术评价、学术体制进行改革，拓展学术文献数据库的研究领域。“建立产品准入制度和上线运营规则，确保为读者提供导向正确、格调高雅、积极健康、质量上乘的数字出版内容。” [8]
公益性和商业性学术文献数据库各有千秋，同时也各有弊端。公益性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收录范围有待拓展；中国知网的收录范围无论是在期刊种类，引文数量还是更新周期上都具有明显优势，因此，公益性和商业性学术文献数据库应联手成立行业协会，定期举行经营模式创新、数字技术研讨会，提升各自的数字研发技术，向用户推出更高性价比的学术资源，降低数据库行业内不必要的竞争。
如果没有知识产权法规的保护，无论是商用还是公益性学术文献数据库，都步履维艰，因此，“要加大版权保护宣传力度，强化版权保护意识；加大对数字版权侵权盗版行为的打击力度，切实保障著作权人合法权益；加快技术创新和标准制定，为版权保护提供有效的技术手段；积极建立以司法、行政、技术和标准相结合的版权保护体系。” [7]
清华大学亚洲研究中心2015年一般研究项目“我国商用期刊文献数据库的困境和对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