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国家出版基金经国务院批准设立，使其成为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之后的第三个国家级重大常设文化基金。国家出版基金以鼓励和资助优秀公益性新闻出版项目，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繁荣发展公益性新闻出版事业为主旨，准确把握政策定位，公开公正遴选了一批学术价值高、文化传承性强、极具创新性针对性的精品项目。截至2016年10月，基金累计资助1 725项，其导向性、权威性和示范性作用日趋明显，给出版界提供了一个展示精品的平台，也引起了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
国家出版基金政策实施以来至今已经评选了8届，其发挥的优势作用固然显现，但我们在肯定其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应该客观地对政策实施后的效能做出评估，即该政策实施后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是否达到了设立时的初衷，还应该如何对其优化完善以更好地发挥文化传承与传播的作用。我们用公共政策的理论对国家出版基金政策进行效能评估机制构建，以期直观地体现出该项政策的实施效果，这也是十分必要且极具现实意义的。
国家出版基金是对公共资源的公平化、最优化分配，从设立之初至今的8届评选中对优势文化资源的选拔、文化产业的推动发挥了重要作用。笔者详细阅读了国家出版基金管理委员会发布的2009—2013、2015国家出版基金绩效考评成果（未检索到发布的2014年绩效考评结果，2016年的还未公布），考评标准基本上是围绕以下几个方面：①质量，包括出版物的内容、编校、印装等方面；②创新，注重学术著作的原创与价值；③制度，包括一系列运作管理、经费管理等制度；④反响，社会效益良好，推动文化传承。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的绩效评估标准上提到了以往未出现的一条评估细则，即“用成果转化彰显科技作用，推出多项理论用于实际、填补相关领域空白的优秀成果” [1]。由此可以看出，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评审由创设之初的注重项目本身的微观层面的质量测评逐渐加大对项目反作用于社会发展、注重出版成果转化的考量，而这也充分体现了出版基金文化软实力的作用，以文化促生产、促发展。
通过对几年的国家出版基金绩效评估报告分析可以看出，出版基金政策的绩效评估还没有明确和完善的制度上的规定，也没有严谨和科学的评估指标体系，只是每年由国家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发布一份当年的出版基金评估报告，以年度结项项目为标的，根据一系列评估细则，对当年结项项目进行评估，依量化的分数确定出“优秀”“良好”“合格”的项目。随着出版基金政策的深入推进，其影响力也日渐广泛，所以对其实质性的效能进行评估就显得非常必要，而构建相应的评估指标体系则是进行有效评估的关键。
依据出版业发展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共同发展，且以社会效益为主的原则，我们首先将国家出版资金政策效果评估的一级指标定位为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其次，在两大指标—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基础上，以政策目标为主线展开二级和三级指标。
社会效益是出版业发展的首要目标，是出版单位发展的立身之本。这里所说的“社会效益”是指国家出版基金政策所达成的结果或影响程度与原设定目标的对比评估。国家出版基金设立的初衷就是“鼓励和支持优秀公益性出版项目的出版”[2]，那么，我们在设定评估指标的时候就要确定“何为优秀”，也只有优秀的公益性出版项目才值得国家出资支持其实现。
出版产业是国家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优秀的出版项目必定能提升国家文化层次，发挥文化软实力的作用以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明晰这一点，我们就将社会氛围营造和社会发展推动作为二级指标，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可操作性的三级评估指标。
本研究用描述性说明方法将社会效益的一级指标具体细化为二级和三级指标，从内在社会生态营造和外在社会发展推动两个方面进行评估，以期能对国家出版基金政策做客观全面的效能分析，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了解此政策所达成的预期效果与产生的影响程度。
出版业市场化发展是必然趋势，经济效益能否最终实现也是检验出版产品是否顺应市场趋势、迎合读者需求的有效标杆。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管理办法明确指出，“国家出版基金主要用于对不能通过市场资源完全解决出版资金的优秀公益性出版物的直接成本补助”[2]。从经济学成本收益分析的角度来看，虽然国家出版基金由国家直接补助，但在对出版基金项目进行考评时，并非是不再对其收益做任何考评。依据出版产品社会性与经济性并存的双重特性，出版项目的经济效益回报仍是一项重要的绩效考评指标。
本研究将出版产品的经济效益一级指标细分为两个二级指标：出版单位经济衡量与出版产业经济衡量，并在此基础上设定可操作的三级评估指标，需要评估的是出版项目的经济效益回报是多少，此效益与出版基金资助的比例是多少。我们不能说没有任何经济效益的资助项目就不是好项目，但也不能就此认定经济效益越多的资助项目就是好项目，我们的研究就是希望能找到一个合理的评定标准，使出版基金发挥最大效能。
依照以上研究，笔者初拟出国家出版基金政策效果评估指标建构结构表，见表1。
Willigm.N.Dunn[3]将政策评估界定为比较政策制定时的预想效果与政策执行产生的实际作用之间差异的过程，通过分析差异提供与政策相关的知识，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一定的帮助。E.R.House表示，在进行公共政策评估时必须把公正性和真实性放在首位。在合理利用国家出版基金的前提下，要把国家出版基金政策与支持公益出版项目、促进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相结合。随着国家出版基金的日益推广与重视，其效能亟须提高。
公共政策强调连续性、完整性，但并不是说公共政策从制定到实施就是一成不变、秉持固守的，它需要依现实、形势而不断地修正与完善，在特殊情况下甚至需要中断或终止。政策只有经历了反复从非均衡到均衡的交替过程，其内在功能与解决外部问题的能力才能得到不断优化，效能才得以提升。第一，明确资助类别，优化资助结构。要严格按照国家出版资金资助项目管理办法的规定，提高基金使用效能，把真正优秀的公益性出版项目纳入资助范围。同时，对资助项目结构要进行优化，历史总结类与科研创新类、文史社科类与理工医学类、普遍应用类与特色发展类要均衡匹配、综合考量、不偏不倚、全面开花。第二，优化管理机制，提高管理效率。国家出版基金政策的管理机制，要从申报选题、申报主体、过程管理、验收评估等全流程进行优化，促进效率提升。文化产业发展日新月异，市场化进程如火如荼，出版基金政策也不应是一成不变的。比如在选题方面，对选题的方向、类别和数量等除了做详细的规定外，还要牢牢把握社会前行大方向、产学研创新点，尽量在数量上不做硬性规定，而是根据选题申报质量灵活调整，重质不重量，本着宁缺毋滥的原则，公平、合理、最优地分配基金。对申报主体的资格上，现有规定是只限于经国务院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正式批准的合法出版机构。在异彩纷呈的图书市场，民营书商已经展现着强大的推动力，其在图书策划、作者开发、营销推广、管理机制方面有着“国”字号出版机构不容小觑的实力，个别实力雄厚的民营书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出版业航向标的作用。所以，在选题的申报主体方面，应该放宽申报资格，取消不合理的限制，只要是合法的出版机构，经考察具备承担基金项目的实力，即可平等地获得申报资格。其他方面的管理机制，也要本着保公平、促发展、提效率的原则适时做出调整和完善。
国家出版基金政策波及面广、影响深远、涉及金额大，对其运行应该设置严格、规范的监督机制，并防范监督流于形式。第一，建立公平的申报评审机制。公平的申报评审机制是实施国家出版基金政策的前提和基础。从评审条件设定、评审过程透明、评审专家专业、评审结果公示等方面做好监督保障工作，以确保出版基金的申报评审公开、公正、公平。 第二，明确问责追究。对政策运行已程中出现的问题，造成的恶劣影响，应该责任到人，追究其责。目前，国家出版基金管理建立了奖罚分明的机制，对表现突出的出版、质检等专家会通报表扬，并记入国家出版基金“认真履职专家档案”，对不负责任或有失信行为的专家清出专家库，并通报批评。这些监管措施都是从评审方面做出的，对于出版单位方也要规范监督，在申报过程中如果存在欺骗、应付等行为而造成出版基金流失、出版产品质量不达标等后果的，对出版单位也要采取惩罚措施，重者可取消其终身申报资格。
传统的政策自我评估存在着诸多缺陷，对于促进决策的科学化、合理化、更优化是极其不利的。出版基金涉及的并不仅仅是主管行政部门，还关系着出版单位、出版受众等多方利益主体，评估主体不同，其评估的侧重点就不同，所以要建立多主体的评价机制，全方位考虑各利益关联方，从各自的视角出发，查找分析出版基金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提高解决方案的针对性。第一，基金主管行政部门的评估要严格遵照基金的公益性特征，对项目申报、项目过程管理、项目成果质量、经费管理等方面进行尽可能细化的评估。第二，基金申报的出版单位作为基金的受益者也要责无旁贷地参与出版基金政策的评估，从申报项目的社会效益出发，评估项目申报对出版单位的出版方向定位，出版优势累积、出版声望扩大、出版供给侧优化等方面的影响与带动作用。第三，加快建立第三方行业监管机构，第三方行业评估具有客观性、独立性和专业化的特点，是针对传统政策自我评估的局限而设定的一种必要且有效的外部监管机制，对促进决策的科学化有着积极的且不可替代的作用，以此形成基金主管部门、基金申报单位、第三方行业监管机构三位一体的全方位的出版基金监管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