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界有两位林辰先生。一位是著名鲁迅研究专家、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林辰先生，原名王诗农；另一位是春风文艺出版社编审、明清小说研究专家林辰先生，原名段得成。两位虽同为出版社编辑，但大家对他们的认知有所不同。前者以研究鲁迅、整理编辑注释《鲁迅全集》的专家，在鲁迅研究圈和文化圈内盛名；后者以提倡“编辑学者化”和主持整理出版明清小说的一线编辑，在编辑圈和明清小说研究领域为大家所熟知。相比较而言，前者“久享盛名”，后者虽“非等闲人物”却并“不著名”[1]。这里要介绍的是后者。
林辰先生曾言：“为了理解编辑二字，我曾长期求索过。”下面我们就来梳理一下林辰先生的编辑求索之路。
林辰，1928年出生，1945年参加革命，先从事新闻工作，后转入文化领域。1947年起，先后在通化东北书店、梅河口东北书店、四平新华书店做营业员。1949年秋调任东北新华书店编审部，正式进入编辑出版领域，开始从事图书编辑工作。1951年新华书店东北总分店改组成立东北人民出版社后，留任该社编辑，负责《时事小丛书》的编辑工作。1954年东北人民出版社改名辽宁人民出版社，继续留任该社编辑[2]。1957年被划为“右派”，下放农村接受监管劳改。
1979年3月获平反，返回辽宁人民出版社，在总编办公室做编务工作，主要负责调查研究；同年访得大连市图书馆存藏的一批珍贵明清小说资源。1980年，制订《明末清初小说选刊》选题和出版计划
1989年，被辽沈书社等单位聘为特约编审，编选整理《中国神怪小说大系》。1990年，参加在南京召开的海峡两岸明清小说金陵研讨会；在当年《出版工作》第3期发表《说说我的编辑思想》。1991年，被国务院颁发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证书。[7]1992年，在当年《编辑之友》第6期发表《寄望于中青年编辑—也算是谈使命》；同年被聘为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委员会重点规划项目《古代小说评介丛书》顾问之一。1995年，被聘为东北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编辑学专业客座教授。2000年，被线装书局聘为特邀编审，以线装书形式编辑《日本皇宫藏内厅藏宋元版影印丛书》。2004年，辞去所有聘职，闭门著书。2015年逝世。
从上面林辰先生的编辑职业路径可以看出，1979年重返编辑岗位到1988年离休这不足10年的时间是他职业生涯的开花结果期，不但编辑成果丰硕，开辟了明末清初小说这一之前未曾开拓的小说出版研究新领域，而且他的独立编辑思想也在此期间随着编辑实践的拓展而从萌生走向成熟，完成了从一个普通编辑到学者型编辑、编辑家的跃升。他的这个跃升过程，看似机缘巧合—恰巧他访得大连市图书馆存藏的珍贵明清小说资源，由此展开了他整理编辑出版乃至引领研究明清小说的事业篇章，实则并非如此简单。正如他的学术争鸣论文《<红楼梦>不是飞来峰—浅谈<红楼梦>的继承与借鉴》所指出的一样，他的编辑成就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继承、实践、反思、创新的结果。在此之前，他历经了漫长曲折的编辑职业道路摸索，亲身验证了很多编辑职业说法，继承吸收，边破边立，最终才找到编辑职业“正途”，从而开创了自己的职业生涯高峰。
1949年秋，林辰由四平市新华书店服务科营业员岗位上调到位于沈阳的新华书店东北总分店编审部任编辑。“由一名自我鄙薄的营业员，调任众人企羡的编辑”[5]，年轻林辰的虚荣心得到了一定的满足。初做编辑时，他主要负责编辑农村读物，诸如《村干部怎样参加生产领导生产》《怎样开好人民代表会议》之类的小册子，或者从报刊上剪下重要文章编成骑马订的《活页文选》。做了半年左右的时间，他就逐渐习惯了，初当编辑的神秘感消失了，开始觉得“当编辑也没有什么”。并且，对编辑的神圣感也开始产生怀疑：“三百六十行，编辑算是哪一行呢？”
对于这个问题，林辰当时的总编辑毛星引用俄国一位大文学评论家的话作答：“编辑是书稿的第一位读者，最后一位审判官。”[5]同时，毛星总编辑讲述了孙伏园向鲁迅先生约稿和催逼《阿Q正传》的著名故事，引出编辑在书稿诞生过程中起着催生作用的“催生婆”比喻。这些比喻形象生动，道理上也说得通，林辰和身边新当编辑的青年人一样，听后如获真传秘诀，积极去尝试、践行。但他很快就在“审判官”上碰壁了—因为自作主张退掉了一位讲师团长的《社会发展简史》，惹来了波及社内外的不大不小的麻烦。他发现，“审判官”说并不符合现实，因为身为小编辑，不但在出版社内无权，在作者面前也要“小三辈”。相较于“审判官”，“催生婆”似乎比较有用，身边的编辑们都心安理得地去“催生”，并且在“催”的基础上发展出“逼”—在作者办公室连坐3天、赖在作者家中深夜不走，直到作者答应写稿—类似的“催”“逼”法被作为经验传授推广。林辰也仿效施行，但他渐渐发现，不但催得令人生厌，还常常催来残次品，催来了又得退稿，使自己陷入不能接受稿件、退稿又遭作者骂的“里外不是人”的境地。他认识到，“催生婆”也不能适应编辑实际工作—“催生婆的作用，只不过是把婴儿催下来，如果是不曾怀孕呢？如果是不足月就催下来，岂不等于流产吗！”[5]于是，“催生婆”说也被林辰丢弃了。在这之后，又出现“导演”说、“指挥”说，但也都很快被现实否定。林辰和身边的同事陷入茫茫然无所适从状态，“剪刀+浆糊=编辑”之类自暴自弃的话语便流行起来。林辰对此并不认可，但一时也无可奈何。
正当编辑们对前途陷入渺茫低沉之中时，50年代，从上海和北京传出“编辑是杂家”的说法。[5]
不过，林辰先生在坚持和鼓吹“杂家”说的同时，也吸取之前“审判官”“催生婆”时期的教训，更加注重和追求实际。他认识到：编辑不能只凭手中那点有限的稿件取舍权去挥舞红笔头，有权无威（信）不是一个好编辑；编辑的形象和他在作者心目中的位置，是靠常年如一日的具体实践树立的。[8]为此，他以深受作者信任与尊重的毛星总编辑为学习榜样，以初入行时毛星总编辑讲的编辑业务“五字诀”—编、审、组、联、研
1980年，林辰先生着手调查制订《明末清初小说选刊》的选题和出版计划，并开始该丛书的编辑工作。面对这样一套大型学术性丛书，他很快就觉察到“专业知识”的缺乏，以及它对编辑工作的制约：“编辑工作中碰到的难题，已经不是埋头苦干所能解决的了。例如版本的识别，作品的源流，作者的身世，不仅一系列考据学困扰着我，而且某些专家学者又抱残守缺……对于在学界尚无一席之地的小编辑，挑刺，找毛病。”[5]他第一次对“杂家”说产生了怀疑。1981年春，林辰先生参加东北三省古典文学学会成立大会。会上，他看到，出版社编辑都是“溜边儿”站，没有一席之位，在不平等的位置上和参会专家学者谈话、谈稿。他还目睹了一位很有名气的学者和某社编辑的对话：“我的稿子给你们，谁能审读？”“⋯⋯”而事隔2天之后，这位学者却主动到林辰住处拜访，谈了1个多小时，礼遇有加。原因在于，他在这次大会上受邀做了《从<金瓶梅>到<红楼梦>》—被学界认为是“有独到见解”的学术报告。他在这次会议上看到的编辑所受的“待遇”，深深地刺激了林辰先生：“编辑自呜得意的‘杂家’，人家是不承认的。” [5]由此，他开始决心抛弃“杂家”说：“有作者坐着的地方而没有编辑站着的位置，这种编辑不能当！”[5]1983年，林辰先生在大连主持召开了第一届明清小说座谈会。来自十几个省市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的专家学者对他编的《明末清初小说选刊》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同时对这套丛书的校勘、版本选择和编辑体例等提出了不少批评和建议。对于这些批评，林辰先生却无法解释争辩—“并不是别人剥夺了我的发言权，而是自己不具备和学者平等交谈的水平。”[5]这时他再次认识到：在所编学科上不懂行的“杂家”，难以胜任现有的编辑工作，更谈不到开拓发展了。这进一步坚定了他抛弃“杂家”说的决心。
80年代初，林辰先生开始编辑《明末清初小说选刊》时觉察到“专业知识”的缺乏制约了编辑工作，由此对“杂家”说产生了怀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再次从编稿实际出发，采取“现发现卖”
1984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林辰先生系统浏览了中国古代编辑史资料。这是他多年从事编辑工作实践以来，第一次系统地从历史和整体高度观照编辑职业，也是第一次将自己的编辑实践和历史上的编辑范例放在一起进行对比。通过梳理中国历史上的优秀编辑，如孔子、郑玄父子、刘安父子、徐陵、李昉、赵承祚、纪昀等的编辑范例，他撰写了《古代编辑工作的启示》一文，发表在当年《出版工作》第3、4期。文章提出：“古代的编辑都是学识渊博的学者和著作家”，现代编辑肩负着比古人更为繁重的艰巨的历史责任，理应“有更渊博的学识”。这是他继“编辑要避免失去职业上的独立性”之后，编辑思想的进一步发展，“编辑学者化”思路至此已基本成形。受这一发现和思路影响，他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编辑出版《明末清初小说选刊》的目的：开拓明末清初小说研究的新领域。林辰先生的这一编辑宗旨得到了当时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李一氓同志的肯定，后者在《三论古籍与古籍整理》（1984年5月10日《文汇报》）一文中指出：“辽宁出版的《明末清初小说选刊》，对于研究清代小说史和社会思想史，有很大的用处。” [4]同年，在林辰先生的主持下，以研究探讨明清小说为内容的专题刊物《明清小说论丛》创刊。这是继1983年第一届明清小说研讨会之后，他推动明清小说研究的又一新举措。
1985年，在第三届明清小说座谈会上，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对春风文艺出版社整理出版明清小说、举办明清小说年会、编辑出版明清小说学术刊物“三位一体”的编辑工作大加赞赏，作为主持者，林辰先生也被称赞为“本身也是一位学者”[5]。由此，他认识到一个事实：编辑必须有自己的专攻，“杂家”是上不了高档次的。[5]林辰先生总结自己数年来的编辑经验，正式提出“编辑学者化”思路。他认为：编辑必须像学者那样去研究、了解、把握所编学科的学术以及学术动态、动向、趋势，努力使自己成为所编学科的行家乃至专家。就某一角度说，编辑的学识水平决定着书的质量。[8]1986年，中宣部出版局派人邀同《出版工作》等媒体专门对“编辑学者化”进行了采访；《出版工作》当年第8期头版头题以记者述评《一个有意义的动向》予以报道，并给予积极评价：这有利于编辑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出版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促进整个著译界水平的提高，最终，有利于出版物质量的提高。同年，《出版工作》第8—11期连载刊出林辰先生的文章《从编辑实践到理论的思考—编辑明清小说的体会》。在这篇文章中，他明确指出：“编辑就是编辑，既不是某一学科的附庸，也不是什么多学科的杂烩，我们应当理直气壮地指出，编辑的发展方向和前途，就是编辑家。”至此，林辰先生完全抛弃“杂家”说，正式建立“编辑家”思想，走出了自己独特的边破边立、由编书而治学从而更好地编书的“编辑学者化”道路。
1988年林辰先生离休后，受邀继续整理编辑了《中国神怪小说大系》《日本皇宫藏内厅藏宋元版影印丛书》等，参与了《“九一八”事变丛书》《古代小说评介丛书》等的编辑出版工作。同时，他继续关注编辑出版事业发展，撰写发表了一系列编辑或书评文章：1990年在《出版工作》第3期发表《说说我的编辑思想》；1992年在《编辑之友》第6期发表《寄望于中青年编辑—也算是谈使命》；1993年撰写《整理与研究同步—第六、七届中国图书奖参评古籍图书述略》（后收入其《理想•事业•追求—我的编辑生涯》一书），在《中国图书评论》第2期发表《喜看<李渔全集>的出版：兼谈编辑学者化》等。在《喜看<李渔全集>的出版：兼谈编辑学者化》一文中，他忍不住称赞道：“这学术领域的一切，如果编辑及其决策人不是行家里手，那是难以把握的，是制订不出如此煌煌20卷大部头全集的选题的。”“《李渔全集》的出版，再次生动地证明了出版界多年来议论的话题：编辑学者化日益显示出其在出版高档次著作中的决定性作用。”[9]由此可见，“编辑学者化”“编辑家”思想已经稳定成为他的最终编辑思想。
回顾梳理林辰先生漫长而艰苦的编辑职业求索历程，我们可以发现有太多东西值得我们挖掘、学习和继承。且不说他丰富深邃的编辑职业知识与经验，仅就我们当下的编辑职业态度与操守对照一下，就有好多问题需要思考。比如，我们是否在做了“众人企羡的编辑”之后还保持着初心、继续追求？是否在初习了编辑业务觉得“当编辑也没有什么”之后还向自己发问、努力探索？是否在被现实磕碰催逼“陷入绝境”之后还不言放弃、重新出发？是否在获得了某种认可“成名成家”后还保持清醒、拒绝浑噩？……最终，我们是否能够始终不忘初心、矢志追求探索、持续积累创新，真正担负起时代赋予编辑的责任和使命？
湖北出版界的王建辉先生说：我倒不在意他（林辰）做学问做出了多大的成就，而注意于他有一种在出版界来说普遍缺乏的富有自我意识的自觉追求。[10]诚哉，斯言！这或许是我们应当首先向林辰先生学习和继承的东西。
① 王立、陈立婷《林辰先生年谱》（《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8卷第5期）指出：1979年10月，对大连市图书馆存藏的明清小说，进行专题重点调查……制定《明末清初小说选刊》出版计划。又说：1980年10月，制订出编辑《明末清初小说选刊》的规划，写出报告送交春风文艺出版社、辽宁省出版局、原新闻出版署、国务院古籍整理小组，最终获得批复。两者稍有重复出入。查林辰《理想•事业•追求—我的编辑生涯》，载：1979年秋后，我和刘顺德同志到大连做社会调查……说大连市图书馆存藏着一批珍贵的明清小说……建议我们整理出版。（第46—47页）另载：1980年10月，我带着制定选题的任务来到了大连图书馆……具体调查大连市存藏的明清小说，研究它的出版价值。（第48页）综合推断，《明末清初小说选刊》选题和出版计划应在1980年后期制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