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作为马克思主义指导意识形态工作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1]，这无疑对意识形态安全乃至国家利益构成了严峻的挑战。期刊出版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阵地，其中的社科类译文稿件的甄别和遴选工作自然应该秉承“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的宗旨，针对错误思潮的舶来与传入风险必须予以清醒的审视，对其成因进行深刻的反思并思考切实可行的应对策略。

根据近年来编辑出版方面所反馈的情况来看，当前社科类译文期刊在遴选与甄别中，将社科翻译与意识形态割裂的思想倾向较为明显，具体来看，这一思想倾向又有以下几种具体表现。

首先，以学术外衣翻译介绍所谓“历史真相”的现象突出。针对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在翻译介绍中常穿上学术“隐形衣”，进行为我所用式的歪曲处理，抑或故意剪裁、曲解甚至伪造史料等情况较为突出，这类做法的真实目的其实是要扰乱群众视听、诋毁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在历史上的丰功伟绩，以达到传播错误思潮的意识形态进攻目的。例如，学者韦磊就曾专门针对某海外华裔学者与其外籍丈夫共同介绍毛泽东的一部译著进行剖析，并以此为例撰文指出：“近年来，海外毛泽东研究除了严肃的学术研究成果外，还出现了多部历史虚无主义的作品……对中共历史和毛泽东形象严重歪曲、丑化。”^[2]

其次，敏感时间节点成为社科译文意识形态问题的高发期。海外敌对势力针对国内某些重要历史节点或敏感时间，往往会看似无心或者根本就是有意地抛出一些评论文章，召开学术研讨和座谈，而国内某些学者也会在此时及时积极地从事对此类文章或“学术事件”的介绍、翻译和报道工作，这类情况甚至在国内某些高级别的社科研究机构中频频出现，乃至于被中纪委领导点名批评指出：“每逢敏感时期，进行不法的勾连活动”^[3]，已成为意识形态安全的威胁之一。

再者，利用互联网刊载社科稿件的方式予以意识形态渗透。由于便捷性和高效性，互联网已成为一种日益普遍的社科类稿件刊载方式，而部分社科译文稿件往往利用网上刊出方式的技术链接某些国外攻击我国的参考文献，以达到传播错误思潮的目的。还有些社科译文学者，以互联网社科文章的刊载方式鼓吹所谓无国界理论，试图将互联网刊载方式上升为一种无禁区的社科译文传播方式，从而实现对意识形态安全的挑战。

即便以现代西方思想界主张的自由观审视（无论是从赛亚·博宁还是萨特的观点来看），所谓自由都绝非为所欲为的自由，也绝非没有界限的自由。因此，当学术研究进入宣传传播领域之后，自然也应以“学术无禁区，宣传有纪律”为原则。就社科类译文稿件的处置而言，则必须警惕以学术自由为名传播西方错误思潮，避免其成为破坏国内学术生态并进一步搅乱思想理论乃至政治思潮的祸患。

正所谓“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前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推动的所谓新闻自由化，在出版传播领域中以“公共性”和“舆论多元化”为理论基础，主动放弃了对新闻媒介出版的管控，其结果则是既引发了对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极具破坏力量的“诽谤炸弹”，^[4]更通过无限制引入译文译著的方式放任了苏联经济学学界的全面“西化”。单就后者而言，其严重的后果集中体现在苏联解体前出笼的“500天纲领”上，它成为直接导致苏联亡党亡国的思想导火线。^[5]就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内译文译著工作来看，毋庸讳言，首先是西方经济学领域，尤其是对于部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作品不加批判，不结合国情地广泛介绍引入，对某些领域的经济体制改革无疑曾产生过负面影响。而某些所谓资深学术权威也曾以学术自由为名，针对恩格斯晚年思想做出所谓新的文本解读，遮住一点不及其余，以任意肢解、为我所用的态度在某些期刊上发表的学术文章，也曾造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解读的思想混乱。更有甚者，一些社科类稿件经过翻译“曲笔”谋求合法刊载，但若对其追根溯源，则会发现原文与我们国家意识形态存在较大冲突；还有的则是以链接、参考文献或直接在文中介绍其他学者、专著和文献思想的方式来对我国当前的政治制度进行攻击、抹黑，妄图侵占历史观教育主阵地。

而就西方的意识形态渗透形势来看，有意识地针对学术群体展开进攻其实由来已久。以美国为例，自1948 年始，美国政府推出了大型对外教育文化交流项目—“富布赖特项目”，该项目已资助了超过25万人的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生、专家、学者到美国学习、访问和研究。^[6]不难判断，在赴美交流访问学习之后，其中的知识分子群体，尤其是学者专家们必定会通过译文译著的方式，传播输入大量的各学科领域的新思想、新观念和新理论，其中也难保不会被美国政府“夹带私货”，实现自身意识形态输出的目的。因此，要想在良莠不齐的外来思想传播中保障和维护好意识形态安全和国家利益，就必须在处理社科类译文稿件的工作中，时刻警惕学术期刊成为传播西方错误思潮稿件的“偷渡船”，做好社科译文稿件的“海关检疫”。

一方面，从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再到改革开放时代的“处理好主旋律与多样性”关系的重要论断，提倡创新、鼓励探索，开展平等、健康、活泼及充分说理的学术争鸣向来是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方针。我们首先要意识到，在社科类译文稿件处置中把学术问题简单等同于政治问题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对于社科类译文所介绍的可能引发争议的一般性学术问题，不能心存芥蒂，要在工作机制和氛围营造中坚决避免打棍子、揪辫子和扣帽子，积极坚持和充分发扬学术民主，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提倡不同学术观点、不同风格学派相互切磋、平等讨论。

但另一方面，要正确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不要把一般的学术问题当成政治问题，也不要把政治问题当作一般的学术问题，既反对打着学术研究旗号从事违背学术道德、违反宪法法律的假学术行为，也反对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混淆起来、用解决政治问题的办法对待学术问题的简单化做法。^[1]如前所述，必须警惕和避免社科类译文稿件以学术自由为名行意识形态输入和渗透之实，在反对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混淆起来、用解决政治问题的办法对待学术问题的简单化做法的同时，力求实现既避免社科类译文处置中政治对学术的过度干涉，又营造有底线、有红线、有高压线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宽严相济的社科类译文处置的机制环境。

而若要实现社科类译稿的政治和学术最优化共存目标，亦即既确保意识形态安全，又保障充分学术自由，则必须思考建立意识形态安全与学术自由在社科类译稿处置中的适当的甄别和协调机制。首先就甄别方面而言，当前国内社科类译文稿件的审稿遴选工作应加强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遴选甄别机制，换言之，在社科类译文稿件审稿编辑群体中，还存在着懂学术的不懂政治、懂政治的不懂学术的现象，这是导致社科译文稿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增长的重要成因。而就协调机制来看，一旦出现社科类译文的争议问题，究竟是属于政治类问题还是学术类问题，也需要有效的协调仲裁机制。

基于以上分析，要确保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又保障学术自由，就不能将视域单纯锁定在出版编辑之上，要规避“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简单化思路，必须使行政、出版以及译者实现“三位一体”的统一，构筑起全方位、全流程的社科译文“防火墙”机制。

首先，要明确清晰行政、出版以及译者三方的边界。换言之，作为社会公共权力代表的党和政府必须引领社科类译文处置的学术导向与宏观把握，应该通过针对性的培训、宣传等工作加大对社科类译稿编辑的意识形态安全意识和甄别能力的培养。但在涉及具体译文稿件的评议及译者自身的学术研究中，则必须坚持学术独立、民主评议、学者治学的原则。通过明确边界，确保党和政府等行政管理机构的介入，既能够引领社科类译稿学以致用、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又维护学术公信力，不使出版和译者沦于“行政化”“领导化”，为健康安全的学术自由保有应有的空间。

其次，要建立三方协调沟通机制。既需要在党和政府、出版与译者所在的高校科研机构建立常规的信息通报机制，也需要有针对性地就某一个具体的社会思潮或政治问题实行派驻制，尤其是在一些敏感的时间节点或重大突发事件方面，针对某些有意识地传播错误思潮的社科译文作者，可以考虑试点式地建立黑名单制度；对于缺乏意识形态安全的社科稿件责任编辑，也要建立严格的终身追责制，与其职称职务晋升和社会职务评聘挂钩，促使其真正负责。

再者，要实现三方融合汇通机制。既要在党和政府领导干部层面进行一些学术问题、学术规范和学术自由方面的讲座引导，也要对以高校科研机构学者为主的译者和编辑展开意识形态培训，通过全方位、全过程的培训交流机制构建，将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进行有效汇通，做到搞编辑的要懂政治，搞政治审核的也要明白学术词汇和术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