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与出版》（以下简称“本刊”）自1982年创刊以来，一直注重学术、专业、实用的原则，其读者群体主要为出版界的从业人员、科研人员、教育者、管理机构及各类高校的出版、传播、科研人员。本刊现为CSSCI来源期刊、北大中文核心期刊、“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科技与出版》作为一本专门针对出版发行研究的刊物，如果仅仅是查考其学术影响力，通过影响因子的对比，就可以得到本刊在学术界的影响地位。然而简单的影响因子，虽然也能反映本刊被引用的具体情况，却无法做出具体描述。诸如高频被引用论文反馈的是什么问题？本刊对哪些刊物有较大的影响力？高频被引用作者是哪些学者？最具影响力的论文主要指向哪些学术研究方向？因此，对于本刊的被引情况进行详细的研究仍有一定的必要性。
现阶段主流的分析刊物学术水平的指标，就是“影响因子”，反映为某期刊前两年发表的论文在该年度中被引用总次数，与该期刊在这两年内发表的论文总数的比率。这是一个相对指标，并被广泛应用于评价期刊的有用性和影响度，进而被用来评价期刊或者论文的学术水平。然而针对具体的期刊分析，影响因子则显得过于单薄，无法具体而微观地反映刊物的情况。
本文样本空间来自CNKI数据库，即中国知网数据库，它是以学术、技术、政策指导、高等科普及教育类期刊为主，内容覆盖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农业、哲学、医学、人文社会科学等各个领域。截至2017年5月统计，“中国知网”目前共收录10 843种期刊，1 671 954期，共计文章59 264 983篇。作为国内普遍认可的期刊数据库，CNKI数据库数据来源可靠，样本空间充足，能够公正、科学地反馈期刊的发展程度。
本文选取样本空间为CNKI中国引文数据库中本刊出版于2007—2016年度的学术论文[1]，引文类型为：①期刊类型引文；②学位论文类型引文；③会议论文类型引文；④报纸类型引文；⑤图书类型引文；⑥专利类型引文；⑦标准类型引文；⑧年鉴类型引文；⑨外文类型引文等，检索类型为“中英文扩展检索”。
本文采用文献计量的方法，定量分析本刊学术论文被引用情况，以期揭示本刊的学术影响力。同时，希望通过这一研究能对我国近10年来出版行业的发展及其动态的变化，提供一定的参考。
2007—2016年间，引用本刊的文献总数为4 636篇，总被引21 298篇，总他引20 281篇，均被引4.59篇，篇均他引4.37篇。
（1）引用本刊文献的期刊类型见表1。从表中可见，核心期刊、CSSCI收录期刊、硕士论文是引用本刊的主力，贡献了较大的引用数量。而在SCI-E（美国《科学引文索引》电子刊）、国际会议文献中极少被作为参考文献引用，可见本刊在国际学术研究、应用等方面得到的认可度很低，没有形成一定的国际学术影响力。
（2）如图1所示，折线图的被引用文献数量呈现逐年递增的走势，但在2015年、2016年出现大幅度下滑。主要原因为本刊在这两年发表文献的数量有所下降，从2014年的529篇下降到468篇，因此被引用的数量相对减少。其次是论文在刊发过程中，一般会有一个两年的滞后期，该年度的论文在两年后才能达到引用的高峰期。
根据2007—2014年被引文献数据，做出线性回归方程：
得到2015年、2016年的预测值，如图1所示。可以明显发现，未来可以预期的被引用文献数必然会不断提高，且让研究人员拭目以待。
（3）2015年缩减发文量之后，本刊的被引用文献数量仍然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也说明本刊学术水平的提高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不需要单纯通过数量来获得文献的引用量。
在图书分类上，本刊一级学科为“信息科技”，二级学科为“出版”。因此本刊的主要研究方向集中在出版与应用上，尤其是电子、科技期刊的出版应用以及编辑出版等方面[2]。引用本刊文献最多的前20名学科如表2所示，学科分类主要集中在“出版”，达到了70.00%以上的比例，其他诸如“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新闻传媒”“计算机软件与计算机应用”等方面仅仅是5.00%～8.71%的比例。
根据文献分类目录看：①引用本刊文献最多的4个学科都隶属于一级目录“信息科技”下，说明本刊定位明确，为行业内的专业期刊，专业特征明显，指向性明确；②学科分类二级目录“出版”下设：出版理论、组织管理、编辑工作、印刷工作、发行工作、图书宣传评价、世界各国出版事业、中国出版事业等。对于本刊或者引用本刊的其他期刊而言，这些分类涵盖了出版行业的方方面面，集中度极为明显，再次证明本刊的专业性特征。③“民商法”成为第5个引用本刊最多的学科门类，检索2010—2016年数据可以看到，共计有157篇文献在“民商法”的范畴下引用了本刊的论文，表明出版与法律之间的关系研究，已经逐步进入出版业学术界的视野[3]。
首先，本刊文献作为参考文献出现在各个出版类刊物上，排除本刊的自我引用，《中国科技期刊研究》《编辑学报》是第一梯队的高频引用本刊文献的期刊。接着是《出版发行研究》《编辑之友》《中国出版》等作为第二梯队。以上5本刊物均为中文社科索引的核心期刊，均在出版学术研究领域有较大的影响力，也是当前编辑出版研究的主阵地。可见，本刊被引多数集中在出版类刊物，并形成了一个固定的学术圈[4]。
其次，本刊自引文献相对较多，超过其他刊物，对自我认同较高，如图2。本刊作为出版界的主要代表期刊之一，其文献具有相对稳定性，研究内容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自我引用就成了必然，体现了学术研究的连续性。
再者，高频引用本刊，除了体现对本刊的认可，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对出版学的重视程度。作为核心作者相对集中的长安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其学报对于本刊的引用相对较低，可能与出版学在这些学校中科研地位较为一般有关。而以“印刷”冠名的北京印刷学院处于第三梯队中，其学报对于本刊的引用也偏低，仅有70篇，年均7篇的引用量，体现出本刊在这部分院校学报中的认可度不高。高频作者聚集与其院校学报没有对本刊的引用形成一定规模的矛盾，应该引起本刊的重视和思考。
第四，高频引用本刊的期刊主要集中在与出版相关的期刊，大学学报仅有《河北大学学报》《河南大学学报》 《湖南师范大学学报》《安徽大学学报》《湖南大学学报》等。由此可见，作为出版学术研究机构相对集中的高等院校对于“出版学”“编辑学”的研究关注度相对不高，在国内学术研究体系中仍然相对弱势。
本刊在统计期间共计被引用1 728人次，其中高频被引用作者及单位如表3所示。
（1）长安大学、北京印刷学院、清华大学、南京大学、重庆大学是当前出版研究的主要阵地，其出版学的研究已经具备一定的影响力，得到了业界的充分肯定。这些高校开设了出版学专业，同时也聚集了一批专家学者团队[5]。
（2）赵文义、孙守曾、陈丹、黄先蓉等核心作者其学术水平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其论文被大量引用作为参考，也显示了本刊的学术水平。这些专家可以形成较强的辐射，尤其是在学校内部的影响，因此本刊编辑部可以考虑在西安（长安大学）、北京（北京印刷大学）等高校举办学术论坛或者研讨会等，邀请这些知名专家授课、讲座，以进一步扩大本刊的影响力。
（3）高频被引作者的单位均为高等院校，出版行业如出版社或者编辑部作者，都没有进入高频被引行列。究其原因，一方面应是这部分作者发表的文献受关注度不够，另一方面也与这部分作者对于科研的需求不高，只注重实践运用，发文量不高有关。本刊编辑部应该有针对性地对在一线工作的出版社作者进行约稿，增强出版社、编辑部作者的关注度，这也与本刊注重实践研究的思路相吻合。
如图3所示，北京印刷学院、武汉大学构成高频施引文献作者机构的第一梯队；施引超过40篇的南京大学、华中科大、河南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构成第二梯队；人民卫生出版社、武汉理工大学、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等构成第三梯队，但第二梯队与第三梯队的差距并不大[5]。
（1）北京印刷学院作为以出版、印刷冠名的学院受到高度关注在情理之中，该学院陈丹、刘益、叶文芳、张聪、王关义等5名作者名列高频被引用作者名单，说明该学院作为一个地处政治、文化中心的高等院校，在科研、实践等方面拥有较多的人才。同时，该学院也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共建高校，使其在“出版学”研究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专业优势，自然对于本刊的关注度较高，施引本刊文献的必然性也较高。
（2）作为设置新闻学（或者类似）专业的武汉大学、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在“出版学”方面具有较高的关注度。这些高校多属于“985工程”“211工程”的名校，具备“情报学”“图书馆学”专业的硕博点，必然需要关注“出版学”的研究，因此阅读施引用本刊文献是必然需求。
（3）长安大学拥有赵文义、孙守增、马勇等知名学者，但是在高频施引作者机构里却处于较低的位置，这与长安大学“以工为主，理工结合”的办学思路有关，其办学重点主要是在公路交通、国土资源、城乡建设等专业。而出版研究主要集中在其文传学院和2007年成立的长安大学出版科学研究所，因此聚集的专家群体较少，辐射效应中等，施引本刊文献并进行研究的学者也相对较少。
（4）人民卫生出版社及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院作为非高校机构进入高频施引文献作者机构，同时这两个机构的学者又没有出现在高频被引作者之中，也就意味着这两个单位的人均刊文数量相对较少，并且这些作者对编辑出版的研究缺乏连续性、系统性，因此其引用次数达不到比较高的水平，只是因为机构总体施引数量较多，才进入了统计结果中。
2007—2016年间，出版行业日新月异，各种出版研究的热点层出不穷。分析高频被引用的文献，有助于发现出版行业的热点。
（1）数字出版成为最大的热点，被引用最多的前10篇文献，均与数字出版有关， “微信”“MOOC（慕课）”“大数据”等成为热门的关键词，说明数字出版不仅是社会关注的热点和重点，同时对本刊也有一定的学术导向性。
（2）2014年高频被引用文献为8篇，这与2015、2016年度论文的引用量滞后性有关，也说明了本刊发表的文献能够紧跟时代热点，受到业内学者的认可和引用。这些文献中，关键词主要是“MOOC”“大数据” “众筹” “微信平台” “发布平台”等，反映出2014年的出版研究方向也集中在这些关键词上。
（3）从高频被引用文献的篇名看，多数为面对出版过程中出现问题的研究，诸如版权制度、应用研究、技术要求、对策等关键词，反映了本刊文献的实践性、应用性较强，而对于理论研究较少。一则说明本刊的业务实际指导性较强，二则说明国内出版学术界对于编辑出版的理论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提高。
（4）从下载量排名看，《中国媒介融合的现状、表现形式与未来》、《MOOC等在线教育模式初探》拥有2 700次以上下载量， 1 000次以上下载量的有8篇文献。可见自从2011年以来，学术界对于媒介融合，尤其是跨媒介融合、传统媒体内部的融合等未来出版、媒体的发展趋势，有了较深的探索欲望，当时也是网络媒体开始兴起、多种媒体之间融合的时期。而慕课的兴起是在2014年左右，MOOC、SPOC、SOOC等网络教育模式正在热火朝天地进入校园，出版社如何将教材和课件加入网络，成为出版界讨论的热点问题。因此两篇文献吸引了较高的下载量。
综上所述，本文采用计量分析的方法，对《科技与出版》2007—2016年的被引用情况进行分析，从基本情况、对学科、对期刊的影响、高频被引用作者及单位、高施引文献作者及单位、高被引文献等进行分析，得到如下结论和建议。
（1）继续发挥特色，本刊自1982年创刊至今，不断发展，经历互联网浪潮、自媒体大爆发等媒体冲击，不断调整，追求学术进步，反映热点问题，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并成为核心期刊和CSSCI刊物，得到了学术界的充分肯定。本刊在数字出版方面具有较强的特色，对于提升本刊的品牌、知名度等有较大的帮助。然而国际影响力仍然较低，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2）本刊被引用数量逐年增加，维持了一个良性的递增幅度，文献发表数量在2015、2016年度虽然有所下降，但根据往年的情况看，其被引用情况仍将保持一个较高的水平。
（3）本刊在学科发展上，“出版”是主要的学科方向，涵盖了出版学的方方面面，并且近年来逐渐偏重“数字出版”。随着近年来知识产权保护要求的不断提高，版权法的研究也进入本刊的学术视野范围。
（4）本刊对于《中国科技期刊研究》《编辑学报》等有较大的影响力，但是“出版学”在全国高校的认识度总体不高，尤其是理论研究的深度仍然有待进一步加强，与实践的结合度也还不够。
（5）无论是从被引文献，还是施引文献看，已经在北京印刷学院、长安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等地形成一个区域性的出版学研究团队。但出版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少数高校且形成团队规模，而在出版社及编辑部等部门对于出版学的研究不够深入，人均发文量较低。
（6）从本刊看，出版研究的热点在不断变化，从数字出版到跨媒介融合、到慕课、微信平台，甚至众筹，都成为本刊热门被引文献的关键词，也说明本刊能把握热点，紧跟学术前沿。
（7）随着编辑出版的跨界发展，多媒体界面的融合必然是以后媒体出版的发展趋势，建议本刊应该发挥在数字出版研究上的优势，继续深入研究探讨数字出版、图书产业、出版投融资等领域，以求科研与实践相结合，推动本刊在未来发展中取得先发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