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原新闻出版总署和国务院新闻办联合启动了“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2009年，两部门推出了“中国文化著作对外翻译出版工程”，该工程被称为“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的加强版，是中国“走出去”战略实施中的新亮点[1]。同年10月，原新闻出版总署启动了“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这些项目采取资助翻译费、出版费、推广费等方式，加大了向国外图书市场翻译出版中国文化著作以及传统文化精品图书的资助力度[2]。具有共同东亚传统文化背景的韩国，已逐渐发展为仅次于我国台湾地区和美国的亚洲第二、世界第三的中国图书版权输入地大国。近年来，由于中韩两国之间的经贸往来频繁、外交关系不断改善以及文化交流促进力度增加，中韩两国已成为互为入境旅游客源第一的国家。在中韩旅游业不断发展的当下，中国旅游类图书版权输出韩国不仅有利于塑造国家旅游形象，更能进一步促进中韩两国文化交流，也将有利于两国旅游业的健康发展，为中国对外发展战略的实施创造了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基于此，本文通过对2000—2015年中国旅游类图书版权输出韩国的数据研究，分析现状、剖析问题，针对中国旅游类图书版权输出韩国的问题提出有效对策。
根据国家版权局及国家统计局资料[3]分析处理可知，2000年以来，中国图书版权输出虽然偶尔有小幅的波动，但是总体呈上升趋势，中国版权输出从2000年的628种，到2015年的7 998种，10余年间增长了约12.72倍，特别是2008—2012年的5年，中国的图书版权输出呈现大幅度的增长，如图1所示。中国对韩国的图书版权输出情况虽总体仍旧不断上升，但幅度不明显，且有一定的波动。2010年后，增长缓慢，除2012年有大幅回落之外，均保持稳定的水平。中国图书的版权输出近几年来发展迅速，但输出韩国的图书版权发展相对缓慢，没能跟上中国图书版权输出总体的大幅发展趋势。
在中国图书版权输出地中，韩国始终保持着重要的位置，图书版权输出的数量基本稳定排在前3位，如图2所示。韩国图书版权输出的数量所占比率浮动较大，最高时曾超过20%，但整体平均在7%左右。2002年起所占比率大幅度上升，到2006年之后又逐年下降，2015年在7%左右。由此可知，韩国市场对于中国图书版权输出市场来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虽然中国图书版权输出不断开拓新市场，但韩国版权输出市场在波动后始终占有相对稳定的份额。
中国国家版权局、国家统计局以及韩国出版文化产业振兴院等权威部门的图书版权输出或引进的相关统计数据中没有设置专门的旅游类图书统计项目。“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韩国最大的图书发行机构教宝文库和韩国最大的网站NAVER图书栏目基本上涵盖了韩国出版、发行及销售的图书出版物。因此，本文以中国旅游类图书版权输出韩国的图书为目标，通过对上述3个机构搜索、查询，共找到符合条件的7本。删除2000年以前由中国国家旅游局出版的《中国旅游向导》和杨为夫编著的《中国语会话》，以及2016年出版的《观光汉语》，共找到符合本文研究对象的图书4本，如表1所示。从图书内容来看，介绍旅游相关政策的有3本、旅游类相关语言的有1本；从作者来看，多为中国旅游界较为权威的官方机构和专家，如国家旅游局副局长杜江；从引进出版社来看，鲜有韩国的主流及大型的出版社，多为中小型的专门性或私人出版机构；从出版的时间间隔来看，每隔2—4年才输出1本。整体来看，中国旅游类图书版权输出韩国规模小、数量少、份额低，远落后于中国图书版权输出的增长。
中国旅游类图书版权输出韩国的现状表明旅游类图书版权输出明显落后于旅游业发展的现实，这与中韩互为旅游入境客源第一的市场地位并不相符。同时，旅游类图书版权输出韩国与美国、日本差距较大，这与中国当今的国际地位也不相符。造成当下旅游类图书版权输出韩国较少现状的主要问题表现在：
作为文化相互交流的一种形式，旅游类图书版权输出韩国首先能让韩国人民有更多的机会了解中国的地理文化、风土人情，能够在韩国民众心中塑造中国旅游的良好国家形象。其次，通过旅游类图书版权的交流，进一步加深中韩两国发展旅游业的共识，有利于中韩两国旅游业协同发展。再者，中韩关系的发展有着诸多不可预见的影响因素，旅游类图书版权的输出能让中国文化交流的开放姿态进入韩国民众的视野，消除因为文化差异而产生的误解，减少中韩两国外交间的负面影响，间接地为稳定外交局势做出贡献。目前，国家新闻出版主管单位和出版单位对旅游类图书版权输出韩国的重要性认识尚且不足，导致图书出版的战略规划并不到位，旅游类图书版权输出韩国的现状远落后于中韩两国旅游业的发展现实和其他主题的图书版权输出。
除意识上认识不足之外，更重要的是输出韩国的中国旅游类图书本身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中国旅游类图书真正进入韩国的时间并不长，种类也极其有限。总体来看，中国在韩国出版发行的旅游类出版物多为政策性或实用性主题，主要读者群体是旅游从业人员或有旅游相关语言研修需求的群体，针对韩国大众读者市场需求的旅游类图书鲜见，中国的普通作者的旅游类著作进入韩国图书市场较少，且韩国主流图书出版市场对于中国旅游类图书的引进关注度也不高，这势必造成中国版权输出的旅游类图书在韩国图书市场的极低占有率。同时，中国旅游类图书出版的现状存在结构不合理、内向型题材比重太大、缺乏外向型图书开发等现实问题，很多产品在出版形式、语言等方面并没有找准相应读者的需求点，所以很难让读者感兴趣[4]，这也造成中国旅游类图书对韩国图书市场吸引力有限的主要因素。
跨境出版客观上存在着政策性和标准性等诸多障碍。近年来，中国输出韩国的图书版权比例相对稳定，这显然与韩国图书引进的政策性控制有一定关系，说明现阶段韩国图书引进市场对中国旅游类图书的开放度及接纳度是有限的。目前，中国旅游类图书版权输出还存在着相关发行流程和准入规则等出版制度限制、跨语言翻译等诸多现实障碍。特别是中韩关系发展中始终存在着诸多不可预测的变化，势必影响中韩文化开放交流程度，间接波及中国旅游类出版物的输出。
中韩旅游类图书版权的交流困境，其根本是两国人文交流的匮乏所致。中韩在经济层面的广泛深入合作，并未延续到文化交流层面，中韩两国的文化互信及开放程度依然不够。中国旅游类图书版权输出韩国的规模有限且题材单一。同时，中国旅游类图书版权输出的方式、方法上缺乏相对有效的应对策略。
中国旅游类图书版权输出韩国从思想层面上看，对其重要性的认知需要进一步提升；从输出图书本身看，著作的品质仍需要进一步提高；从跨境出版视角看，需要正视文化差异选择合适输出策略。目前，中国旅游类图书版权输出韩国的具体对策主要是：
从中国图书版权的输出情况来看，韩国已经是所占份额较大的国家，在中国版权输出国中排名靠前，但根据韩国出版文化产业振兴院出版产业动向统计数据[5]整理可知，中国输出到韩国的图书版权仅为韩国引进版权的3%，在韩国海外版权引进的国家当中，日本和美国的图书版权引进就占了总数的70%以上，中国图书版权输出韩国并没有占据多少份额。面对这一客观现实，应该更加重视中国旅游类图书版权对韩国的输出。尽管目前来看，中国输出韩国多是文学、哲学、语言类等种类图书，但随着未来两国交流的广度和深度的进一步增强，势必会产生对旅游主题图书的大量需求，中韩两国学者应共同努力推动旅游类相关著作翻译的进程。党的“十七大”提出“走出去”战略，预示我国“走出去”“引进来”的双向开放向纵深发展。在文化上“走出去”与“引进来”可以同步进行，面对中国旅游类图书版权输出不足的现状，除了考虑如何更大程度地“走出去”，也可以适当考虑“引进来”的问题。
在旅游类图书版权输出之前，要认真分析韩国旅游类图书出版物的市场状况，了解相应韩国消费者的需求差异，在图书选题、设计推广等各环节，充分考虑寻求符合韩国图书市场需求的策略，找准韩国图书消费者的兴趣点，避免出现出版内容等方面不适应读者需求而阻碍图书版权输出的情况。翻译质量也将直接决定中国旅游类图书版权输出的效果，就目前韩国出版业而言，专业翻译和中文编辑紧缺现象已非常突出，特别是旅游类图书需要翻译和编辑不仅要具备基本的语言专业知识，还需要具备一定的中国旅游、地理、历史、人文等综合背景知识，因此需要加强对具备这样能力的翻译及编辑人才的培养。总之，中国旅游类图书版权输出作品要切实针对韩国旅游类图书出版市场，从选题开始到翻译、直至出版编辑，全方位提高输出著作质量。
中韩两国同在东亚文化背景下，文化认同度相对较高，但在图书版权输出方面目前并没有太多的优势，面对这种情况，应该力求避免出现盲目的本土化推广策略，充分正视这种文化距离，尊重彼此的差异，避免简单地扩大旅游类图书版权输出数量，应当提高韩国图书出版市场对中国旅游类图书的认知度，注重韩国旅游类图书读者的满意度。在旅游类图书版权输出的具体标准选择上，建议重点考虑韩国出版社的引进标准，而不是中国旅游类图书的评价标准，进而提高中国旅游类图书版权输出韩国的成功率。
本文从中国图书版权输出海外的整体情况入手，通过搜集旅游类图书版权输出韩国的相关数据资料，总结中国旅游类图书版权输出韩国的现状及主要问题，探讨旅游类版权输出对促进两国文化交流及认同的影响，并根据出现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总的来说，中国旅游类图书版权输出的前景是良好的，虽然处于起步阶段，在输出的种类数量及规模上仍有一定的差距，但随着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投入不断加大，在输出过程中不断吸取经验教训，改良版权输出的方法策略，未来中国旅游类图书版权输出事业发展必定蒸蒸日上。
✉本文系重庆师范大学博士基金项目“基于创新能力培养的中美合作办学探索”（16XWB011）和金通空乘专业建设与发展基金会第二期基金项目“应用转型背景下高等院校空乘专业立体化教学资源建设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