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着力创新驱动和供给侧改革的大背景下，改革创新成为企业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出版产业形态正在加速变革升级，出版市场格局正在加速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内容资源仍然是出版的核心，只有拥有优质的内容资源，才能在产业变革中掌握主动权和话语权。在我国出版业具有特殊性，出版物属于精神产品，关乎意识形态，故而相关政府部门对出版业的内容质量实施了严格的管理制度^[1,2,3]。出版物的内容质量和选题质量是协调统一的关系：内容质量是选题质量的核心指标，直接决定选题质量；选题质量是保证内容质量的前提，要提高内容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选题质量。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出版社应建立严格的选题保障体系，严格执行选题论证制度，力求选题规划符合总量控制、结构优化、质量提高、效益增进的要求 ^[1]。新时期，出版社应与时俱进，既要坚持优良的老传统，又要敢于突破，在选题论证制度建设方面做出富有建设性的创新。现有的关于出版内容质量管理与制度建设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政策的宏观层面^[4,5,6]和编辑个体的微观层面^[7,8]，而对于出版企业的中观层面涉足不多。本文详细介绍了科学出版社的制度创新—“精确定量的选题论证制度”和“模糊定性的选题论证补充制度”，将定量评价和定性评价相结合，体现学术著作评价的专业属性。

按照“以内容质量为核心”的总体要求，科学出版社制订了选题分类分级评价标准，对学术著作侧重于品牌的提升和社会影响，聚焦于重大项目和重点作者的重要学术著作（三重方针）；强调学术内容和系列化建设，注重社会效益和社会价值，兼顾经济效益和市场价值，实现“两个效益、两种价值”的统一。

对选题进行精确定量评价，总体计分公式为：

选题评价分 = 经济效益分+社会效益分

其中社会效益的权重为55%，经济效益的权重为45%，体现了“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原则，分值的权重分配如表1所示。

经济效益包括利润和投资效益2个项目，利润采用绝对值；投资效益采用相对值，反映单位直接成本创造效益的能力。详细计算方式如表2所示。

社会效益包括学术内容和系列化两个项目。学术内容评价主要考虑作者背景、项目支撑和荣誉获奖等，把这些方面细化为一些具体要素，给一个定量分值。与学术内容相关的部分，如荣誉获奖等需要提供书面证明材料，所承担的项目需要给出项目编号。详细计算方式如表3所示。

按照以上方法计算得到选题评价分，再按照表4的标准判定选题级别。

A级选题为“高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评价都很高的选题才能达到该级别，可直接列选，约占选题总量的10%；B级选题为“高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评价都较高的选题才能达到该级别，部分需要经过选题论证委员会评审，约占选题总量的20%；C（细分为C+和C-）级选题为“平原”，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评价稍欠的选题能达到该级别，其中C-级别必须经过选题论证委员会评审，约占选题总量的60%；D和E级选题为“低谷”，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评价都较低的选题沦为该级别，属于被淘汰选题，约占选题总量的10%。可见，选题级别的判定反映了“双效益原则”，不同级别选题的数量呈正态分布，符合统计学规律，体现了判定原则的客观性和合理性。

精确定量的评价体系的优点很明显，由于该体系中的各项细化要素对应确切的分值，故易于操作，选题评价过程简捷高效；得到的选题评价结果客观公正，不受人为主观因素影响，有效杜绝人情稿、关系稿；对编辑的组稿工作具备很强的引导作用，促使编辑在组稿中“上高原、攀高峰”，注重开发高质量选题，利于提升选题的整体质量。

但不难发现该体系对学术内容的评价存在片面性，细化要素不够全面，而且操作上缺乏灵活性。现有的细化要素主要从作者背景、项目支撑和荣誉获奖等方面进行分级，采用列举的方式。列举的优势在于能够对号入座、没有歧义，不过劣势也是非常明显的：由于名目繁多，不可能面面俱到。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主观上制度制订者知识背景有限，客观上信息获取渠道有限，而且时代发展太快，新的细化要素不断出现。在此举一个很说明问题的极端例子：如果按照该体系来评价获得诺贝尔奖的屠呦呦，她的著作恐怕不能得到好评，因为在该体系中没有“诺贝尔奖”选项，她也没有符合细化要素的其他成就，可谓“资质平平”。

精确定量的评价体系采用了“硬性指标”，为了弥补不足，提出以下“软性指标”，这些“软性指标”构成了模糊定性的评价体系的核心，是“硬性指标”的有力补充。为了与前述精确定量评价体系相对接，“软性指标”会通过人性化的流程灵活地折算成相对应“硬性指标”，最终以分值形式体现。

（1）增加对无法定量的细化要素的评价。许多要素由于无法定量，没有纳入定量体系，比如业界顶级期刊（如《电子学报》《中国科学》等）的主要审稿人，重大科研项目（如国家科技重大专项、“973”项目、“863”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的评审专家，重大科技奖项（如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等）的评委，重大科技发展政策（如《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的制订者等，能够担任这些职务本身就是一种极高的荣誉，他们的学术水平是相当高的。但这些职务不是他们的本职工作，只能算是学术兼职。衡量一位作者的学术能力，可同时考核“本职”和“兼职”。再如，作者在顶级期刊上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或者在国际知名出版商出版过高质量的著作，也是学术能力的有力佐证。

（2）增加对遗漏要素的评价。涉及行业内重量级奖项，如詹天佑科技进步奖、茅以升科技进步奖、何梁何利奖等；在某一领域代表我国最高科技水平、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单位的科研成果，如中国航天集团、中电集团、中核集团、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移动、中船重工、中铁建等；国家级荣誉获得者，如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科研类）、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科研类）等；军队国防科研成果或者荣誉，如军口973和863项目、武器装备型号项目、国防预研项目、国防演示验证项目、军功章获得者（科研类）；等等。

（3）对于含义模糊的要素动态处理。比如定量体系中列举的国外著名大学的教授、排名前10位一级学科/二级学科高校的正高职称人员、行业排名前10%的科研机构等，如何界定“著名”，如何确定“排名”？而且这些指标每年都在变化，无法精确化，故而需要动态判断。

（4）顺应“国际化、走出去”的趋势，合理评价输入输出版图书。对于引进版图书，如果原版具有很高的声誉，可视为本版著作并参照定量体系进行的选题评价；对于获得国家版权输出资助（如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的选题可将内容级别定为二级（视为出版基金）；对中外合作出版的选题，如科学出版社和国际顶级出版商（Springer、Wiley、Elsevier等）合作出版的著作，具备国际国内两个书号，国内外同时发售，由于外商对此类选题的评价是非常严格的，因此科学出版社承认外商的选题评价结果。

（5）注重作者和项目背景的同时，强化对著作本身内容质量的评价。优质的著作与高端的作者或项目间存在紧密的关系，绝大多数情况是匹配的，但也存在少部分不匹配的情况。比如，部分主持重大课题的“牛人”仅仅是挂名作者，为了完成项目规划中的著作出版任务，将著作的撰写任务分配给资历尚浅的年轻人（研究生之类），其著作的内容质量很难保证。所以在选题论证中会对著作的内容质量进行审查，通过大纲目录、参考文献、原创水平等来判断。当然，此项工作也属于完稿后的“三审”工作，将其提前到选题论证阶段。

（6）将青年才俊纳入评价体系。许多年轻学者虽然资历尚浅，但是学术水平较高，如博士后科学基金获得者、德国洪堡学者、青年973首席科学家、青年千人、百篇优博获得者、青年人才托举工程获得者等。这些荣誉在科研院所的承认度很高，获得者通常都会破格提拔，同时是正高职称的储备人才（直接提拔为正高职称也大有人在）。

（7）在注重自然科学著作细化程度的同时，提升人文社科著作的细化程度。由于科学出版社的传统出版优势集中在自然科学著作，故对人文社科著作的评价不够细化和全面，比如主题出版是国家鼓励的出版方向，但定量体系中缺乏相应的细化要素。计划经济时代各出版社的分工泾渭分明，但在市场经济时代这种格局已经被打破，鉴于建设综合性大社的发展需要，已将人文社科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

（8）与时俱进，及时补充新增要素。时代在发展，国家也在不断新设或者调整科研项目、人才计划、出版工程等（如十三五期间将要新设的重要规划），评价体系也在及时调整。

（9）对于新兴出版形式实行额外加分。为了满足时代发展的需要，顺应国家转型升级的产业政策，对于数字图书、数据库等新兴出版形式除参照现有的评价体系外，实行额外加分。

（10）不能穷举的其他情况。此项描述为模糊定性的选题论证补充制度预留了更大的扩展空间，由选题论证委员会决定取舍。

在实际操作中，模糊定性的选题评价采用了“责编申诉”和“专家评审”方式。选题评价由选题论证委员会全权负责，选题论证委员会由总编、副总编和资深分社社长组成，定期召开选题论证会，通常责编不参加选题论证会。在选题论证会上只要有反对意见，选题就会被降级或者返回重审，甚至被拒。比如，作者获得国家发明奖二等奖，本应获得50分的学术内容分（一级），但若选题论证委员会认为作者在该奖项中排名靠后或者著作内容与该奖项相关性不大，则会将学术内容分降级到30分（二级）。如果责编认为选题论证委员会的意见不能正确反映真实情况，就可以列席选题论证会进行现场申诉。申诉时责编需要提供充分有力的证据来说明内容级别的合理性；如果仍然不能使选题论证委员会信服，则可走“专家评审”的流程（该流程类似期刊）。最后，选题论证委员会将根据“责编申诉”和“专家评审”的情况给予选题定性评价，并授予相应的学术内容分。

在此举例说明。笔者曾策划过一本著作，作者是刚从国外归国的年轻学者，由于他在国外的学术研究工作尚未在国内得到承认，所以属于无背景、无项目、无获奖的“三无”人员，唯一的亮点是“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按照我社的精确定量的评价体系，“千人计划入选者”能获得50分的学术内容分，但“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未纳入该体系。而事实上，国家对“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的筛选非常严格，只有在国外做出突出科研成绩、具备较高学术水平的年轻学者才能入选。笔者在提交了大量的证明材料后，采用了“责编申诉”的方式争取到30分的学术内容分，才使该选题列选。

需要说明的是，模糊定性的选题论证补充制度可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使选题评价更加人性化，但同时容易引入人为干涉，所以将其定位于精确定量的选题论证制度的补充。在实际工作中精确定量的选题论证制度涵盖了大部分选题。对于使用频率较高的“软性指标”，在运用成熟后会变成“硬性指标”而纳入细化要素中，实现由“软”到“硬”、由“模糊”到“精确”的转变。由于一旦转变就关乎选题论证的客观性和公正性，所以要经过严格的实践检验过程。制度的完善就是这样一个出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螺旋式上升的过程。

以上从理论角度分析了选题论证制度，比较抽象。为了给读者直观感受，在此以实例来说明该制度的可行性和优越性。

以著作《未来互联网络》为例，该书作者为某知名高校的教授，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信息科学部学科评审专家，中国电子学会、中国通信学会理事；先后获得詹天佑科技进步奖、茅以升科技进步奖，入选全国首批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承担多项国家973项目、863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的首席科学家。很自然，该书获得50分的社会效益分，详细评价情况如表5所示。得分非常直观，反映出该著作是实现“双效益”的高质量选题。

选题论证制度不但具有对组稿阶段选题的论证功能（前端），还具有对已列选选题的分析功能（后端），实现前端与后端联动，促进选题结构优化。现以科学出版社信息技术分社某个经营周期已列选的选题为实例进行说明。信息技术分社在此期间一共列选有效选题209种。经济效益方面，平均利润分为30.9，平均投资效益分为4.8，相加后的平均经济效益分为30.9+4.8=35.7分；社会效益方面，平均学术内容分为22.3分，平均系列化分为0.25，相加后的平均社会效益分为22.3+0.25=22.55。最终的平均选题评价分为35.7+22.55=58.25，选题级别总体处于正态分布峰值的稍微偏低处（即C-级别）。可见信息技术分社选题的总体质量虽然较合理，但仍需大力提升，应该跨越到C+，力争B。

具体而言，选题级别主要集中在C+和C-，而A、B、D较少，呈现正态分布，属于合理的选题级别结构，如图1所示。

图1

内容级别主要集中在二级和三级，而一级、四级和其他较少，呈现正态分布，属于合理的内容级别结构，如图2所示。

图2

从系列化程度来看，仅仅有12%的选题纳入丛书，如图3所示。可见信息技术分社的选题很分散，系列化工作不到位，今后应该强化系列化建设。

图3

由此可见，应用选题论证制度来分析已列选的选题，可得到十分精确定量的结果，用数据说话，一目了然。一是可以考核过去的工作，二是对今后工作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各出版社通常都会按照自己的选题论证制度定期(通常一年)对已经列选的选题进行分析，判断选题结构是否合理、选题计划是否执行到位等，以便给未来选题规划提供参考。其方法与上述的独立经营单元（分社）的选题分析类似，只是涉及面更广、数据量更大、宏观性更强。就科学出版社而言，近几年选题数量保持平稳增长，质量有较大提高，但重大项目和系列化项目建设还不能满足发展需要。以2016年度为例，选题级别主要集中在C+和C-，B适中，而A和D、E较少；内容级别主要集中在三级，二级适中，而一级和四级较少。呈现正态分布，属于合理的选题结构，如表6所示。可见，“高原”和“平原”占比合理，“低谷”严格控制，但是“高峰”偏少，这就为2017年度的选题规划指明了方向：在维持“高原”和“平原”的前提下，压缩“低谷”，极力扩展“高峰”。

出版业跨入了变革的时代，我们应积极创新，敢于突破。当我们尽情拥抱“互联网+”、媒体融合、数字出版、知识服务、大数据等产业新形态的同时，对于时代的噪音也应具备过滤能力，时刻不忘内容质量的重要性，不能放松选题论证工作。选题论证中应始终将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必须把创造文化价值、提升内容质量、打造优质出版物等作为出版业发展的根本^[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