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融合时代，编辑的角色也在发生转换。但是，无论“微时代”如何突飞猛进，编辑，尤其是学术著作的编辑，其基本理念不会改变。从编辑艺术方面考查，可以说，编辑有三境界。第一境界是初级的文字加工，第二境界是中级的信息整合，第三境界是独具特色的编创。编创是编辑创新，是利用科学艺术方法对典籍材料进行分析、整理、解读和发现，从而生成一种新的思想观点、信息模式，成为文化学术创新的成果。郝文勉先生的《甲骨文书法艺术》（线装一套30册，线装书局2017年1月出版），堪称是一部编创力作，是郝氏将编辑理念运用在甲骨文书法领域的一次具有编创意义的出版实践，其编创路径的典型性颇值得分析研究。

融合是当下媒体使用频率较高的词，说明媒体形式众多、信息海量的背景下融合的不可或缺。一个新学科的诞生，也应是新材料融合于现实的产物。学科研究起点与方法，从来不是单一的，是与相近或其他学科初步结合，通过碰撞交合，达到最后融合。融合的结果是熔化成一体，生成一种新事物、新思想、新境界。单纯把几部分材料简单拼凑堆砌在一起，不是真正的融合。

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郝氏《甲骨文书法艺术》的编创基点在于甲骨学、文字学与书法学等学科的融合，由此开辟甲骨文书法的学科路径。甲骨文自1899年发现至今已100多年，其文字、词义考释等成果非常丰硕，但对其形体方面“书法艺术”的研究著述不多。《百年甲骨学论著目》^[1]收汇了自1899年至1999年6月甲骨文发现100年间正式发表的有关甲骨学于商代史的论文专书，计10 946种，但是关于甲骨文书法的专论专著却不多见。而“书法”概念的产生却由来已久，先秦典籍就有“书法”这个词。也就是说当甲骨文还沉睡在地下的时候，“书法”概念就已经有了，只是没有包括甲骨文的因素。当沉睡3 000多年的甲骨文醒来之后，对“书法”概念及认识产生了巨大影响和冲撞。书法界从理论上抱有一定的成见，不认为甲骨文是书法，因甲骨文套不上现有书法概念的毛笔书写、篆隶楷行草等标准中去。书法创作者对甲骨文望而生畏，作品多照搬模仿，不管字义准确与否。正因为甲骨文这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一直未能很好弘扬，故此时选题“甲骨文书法艺术”正切当时。

首先，由甲骨学的道路进入甲骨文书法艺术自然是“融合”的主要路径。需要注意的是：“甲骨学”不等同于甲骨文，甲骨学是以甲骨文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学科，是甲骨文自身固有规律系统的和科学的反映。正是由于甲骨学的不断发展，这些‘断烂朝报’中所蕴藏的古代社会奥秘才被学者们一一窥破。^[2] 而甲骨文更专注于甲骨为载体的文字学本身，“甲骨文书法”则是集中瞄准了“书法艺术”的特点。所以，研究甲骨文书法的路径须以甲骨学为本，这是融合的立足点。因此，郝氏这套书的第一部就是甲骨文通述，主要梳理介绍甲骨学的学术研究信息和基本知识。诸如甲骨文的出土与发掘、甲骨文的形成、甲骨文的整理及研究等。以上固然是甲骨文基础性的知识，但也是治甲骨文书法的必由之路。在此，撇开甲骨文而“另辟蹊径”是不可能也不科学的。

其次，郝著融进了古文字学方面的知识。文字学在古代称为“小学”，直至近代才叫“文字学”，是专门研究文字的形体为主的学科，主要研究文字的发生、发展、结构变迁、规范简化等问题。自安阳殷墟甲骨文发现以来，文字学研究的新纪元得以开创，加上西周以迄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和其他文物大量出土，促进了古文字学研究的日益兴盛，使其成为专门之学。而甲骨文书法的研究自然脱离不开文字学的路径。郝氏借鉴了东汉许慎所著《说文解字》对于六书，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6种造字法的阐释，专门解读甲骨文的六书造字法，并依《说文解字》的体例，附列甲骨文造字表，具体阐发甲骨文字本义，为“甲骨文书法艺术”的建构找到了另一条坚实可行的路径。同时，利用前人对于古文字学的研究成果，郝氏《甲骨文书法艺术》中设立“字义结构”一章，把《说文》首先解释字义，其次分析字形结构，最后根据情况补充其他方面内容的方法纳入自己书法艺术的研究范畴，为创造“甲骨文书法”的体系做好了文字学方面的铺垫。

再者，郝著的编创，融进了书法学的成果。书法学是近些年兴起的研究书法的基本理论、书法源流、碑帖知识、风格流派、创作技法等的一门学科，基本形成了笔画、结构、章法、书风的书法研究体系。在书法源流的认识上，郝氏甲骨文书法艺术创新点在于开创了甲骨文书法艺术的学科体系，为我国书法史上的第一部。在基本笔画的使用上，郝氏发现甲骨文书法是用简单线条抽象展现复杂的事物；在字形的结构上，郝氏的目光紧盯“浓缩反映中华民族认识、表达世界的美学规律”的聚焦点。在整体章法上，郝氏认为甲骨文章法以对称、方便为要，根据材料位置灵活多变，不拘泥于程式。总之，《甲骨文书法艺术》把甲骨文字融入书法体系的研究框架，充分体现了编创路径方面“融合基础上创新”的理念。

面对天书一般的甲骨文字，如何理出头绪？又怎样创造性地编辑在一起？应该说，编创方法至关重要。

郝著的编辑理念是：把甲骨文的“形式”独立出来。

任何艺术都是用其独特的形式表现内容，艺术形式是媒介，媒介富有科学性和创造力，通过科学艺术的媒介有时候能更好地传达内容。因此，人们有时候关注艺术形式超过了对内容的注意。黑格尔说过：“内容和完全适合内容的形式达到独立完整的统一，因而形成一种自由的整体，这就是艺术的中心。”^[3] 书法是创造汉字形体的艺术，是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甲骨文书法更是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结晶。甲骨文书法的内容，是商代王室各项活动的文书记录，内容非常丰富。而之所以成为其内容，是因为有了与之相适应的形式，使其内容物化为一种客观的存在。甲骨文书法主要就是对甲骨文“形式”的研究，抓住这个纲方能够纲举目张。形式，一向被视为神秘的“艺术母题”，在其统领下，研究工作方能顺利展开。

通观全书不难发现，郝氏大著颇为鲜明的编创特色是“聚类”之法。聚类是将物理或抽象对象的集合分成由类似的对象组成的多个类的过程。《周易•系辞上传》提出：方以类聚，物以群分^[4]，即把种类相同的聚在一起，在种类下建群，彼此区分。这些对象与同一个群中的对象彼此相似，与其他群中的对象彼此相异。所有书法都讲究其字体构造形式，每种字体呈现笔画及构字不同的特点，把相同的字体形式聚类，便形成一个字类。然后，在字类里通过建群彼此区分，这也正是践行了“类型学”的基本原理。类型的各成分是用假设的各个特别属性来识别的，这些属性彼此之间互相排斥而集合起来却又包罗无遗—这种分组归类方法因在各种现象之间建立有限的关系而有助于论证和探索。一个类型可以表示一种或几种属性，而且包括只是对于手头的问题具有重大意义的那些特性。^[5]其实，郝氏著作中对于甲骨文字类型的划分，是建立在对许多不同的文字个体比较的基础上进行的。抓住字形之间共同的根本的形式，按照固定不变的本质属性与具体特征，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概括，则“类聚”的视野出现。同时，郝著又将同形的统一存在的这一“群”，与同一层次的其他统一存在的“群”相比较，抓住只有本群自己固有的、在任何其他地方均无法显现的特殊现象，在二者的关系中形成了类型的概念。甲骨文是殷商人的艺术作品，现在对其分析研究，无疑是对其艺术形式的解构。换言曰，是透析殷商人为什么这样创造文字的优美形体？郝氏回溯到甲骨文字创造的滥觞之处，为“类聚”条分缕析、惨淡经营。考析甲骨文书法，固然与甲骨文字的意义表达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但其任务不是考证甲骨文字的意义，而是观察研究其“形式”规范，通过形式而更好地领悟和阐释文字意义—“类聚”正是最为有效的手段。

线条与结构的科学分类，是从成千上万片的甲骨中寻找其形式一致的进行归类，形成甲骨文书法丰富的表现体系。当然，郝著中对于甲骨文书法分类，同样根据不同情况采用了不同的方法，并不是一成不变。如甲骨文线条（即时下书法研究所说的笔画），采取“形状和方向”结合方法统计分类，归纳出了甲骨文字的直线、弧线、曲线、折线、封闭性线条、点等6类线条。直线是径直而没有弯曲的线条，呈4个方向：从左至右方向、从上至下方向、左斜向、右斜向。弧线是几何意义上的中部弯曲的线条，按方向又分为上弧线、下弧线、左弧线、右弧线。曲线是几何意义上的多处弯曲的线条，又分为横曲线、竖曲线、不规则曲线。折线为两条线段的端头接触，又分为上折、下折、左折、右折。尤其书中新提出“封闭性线条”概念，指出它是按照甲骨文线条首尾不间断的原则划分出来的特殊型线条，有方形和圆形两类，方形为正方形、矩形以及菱形等，圆形首尾不断，是标准的封闭性线条。这种细密的类聚分类，在甲骨文基础材料的划分上可谓是一个突破。甲骨文的点实际上是一个短线，个别的点呈圆形，具有文饰、区别意和实意等几种不同功能。根据现在笔画习惯，郝著将甲骨文的点分别命名为横点、竖点、撇点、捺点，逐一研究，进而发现：殷人对线条长短、曲直、方向等的娴熟应用和丰富变化，完成了一种表意的文字符号，呈现出一个五彩斑斓的甲骨文线条世界。

再如甲骨文字形结构，郝著采取文字部件之间断与连的方法分类，直观易懂。郝氏将所有甲骨文字总体分为独体结构与合体结构。独体结构是线条部件连在一起不能拆分的单字，根据其断、连现象划分为单笔结构、分笔结构、相触结构、交叉结构4种。这样划分是为了明确独体字线条之间的置放关系所表示的内涵各有不同。如交叉结构的线条一般表示具有复杂意义或抽象的事物，超出分离线条所表示的内涵，对甲骨文字义也是一个深刻揭示。合体结构是两个以上的造字部件组合而成的字，根据其组合形式分为左右结构、上下结构、叠加结构、包围结构、交错结构、斜拉结构、析书结构、合文结构，等等。

编创贵在创新的“创”字。经过整理与类聚，如何把诸多部分、部件有机地组合在一起，建构一个新体系，并且在学界产生一定的影响，是著作的核心与关键。因为这种创造才是对学科的建设性贡献。任何学科、任何理论，不论材料多么新鲜，多么丰富，如果没有建立起一个自身完整的体系，总是学术研究的遗憾。近年来，我国兴起了很多所谓新兴学科，却苦于没有找出自己的材料，未能建构自己独到的体系，因而缺乏生命力。如出版学、编辑学、书法学等，翻来覆去说的仍是中文、历史等学科知识，其自身学科的建构缺乏，说明这些学科还不够成熟。在这样的学科背景下培养出来的人才，往往欠缺了创新能力，难以适应学科进步与社会发展需要。在多数出版单位感觉到还是用中文、历史科班出身的编辑比较合适之际，郝氏力主矫正时弊，在建构甲骨文书法体系方面下足了功夫，至少是建构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书法体系，这一点尤其难能可贵。

甲骨文书法体系是按照一定的秩序和内在联系组合而成的整体，是不同子系统组成的系统。大体系里包含有小体系，小体系里又有更小的体系。众多的小体系构成了一个大体系以至于总体系。学科体系建构须遵循一定法则，符合其自然规律。而且，一般说来，各个部分井然有序，不能移动，若能随意移动，则谈不上严谨，其体系难以成立。唐兰先生说：“一种科学，应当有原理、方法和规则。没有系统的理论，是无从定出标准来的，没有标准，所用的方法就难免错误。根据若干原则来建立一个系统，创立出许多方法和规则，这种方法或规则，应用时没有矛盾，这才是科学，这才是学者们应肩的责任。”^[6]甲骨文书风多姿多彩，有时一版上的文字表现出各样的形态，给确定书风标准带来了困难。因此，建构甲骨文书法体系尤其需要功底与见识。郝氏建构的大体系有甲骨文通述、甲骨文构形、甲骨文章法、甲骨文书风4部，前后顺序呈递进关系。即先明白甲骨文的来历，才能进入单字的结构分析，单字多了组合成章法，章法多了形成风格，颠倒任何一部的顺序皆成问题。郝氏的小体系安排亦很严谨，不可动摇。如构形一部，由简到繁，线条、字形结构、字义结构，逐步入深。字义结构，又按照说文“六书”顺序依次阐述，符合造字的基本规律。

郝氏在建构甲骨文书法体系过程中，同样凸显了建构主义的“编创”特色。建构主义认为，知识并不能仅仅通过教师传授得到，而是通过意义建构的方式而获得。旨在要求著作者主动搜集并分析有关的信息和资料，对问题提出各种假设并努力加以验证，把当前学研内容所反映的事物尽量和已知事物相联系，并对这种联系加以认真的思考，提出创造性方案。如郝氏甲骨文书风一部，把未知甲骨文字和已知书法风格相联系，并且对古今书风的表述进行集中分析整理，提出自己的书风建构方案，可谓其编创的探索发现。陆维钊《书法述要》中表述了各种风格的类型：朴茂、飞逸、圆融、端重、清健、精妙、静穆、雄厚、奔放、苍老、质朴、潇洒、新奇、清丽等。而诸家理论对书法风格的表述总结大致有：雄浑、秀逸、古朴、潇洒、文静、老辣、清雅、粗率、醇和、狞厉、端庄、刚健、圆熟、爽利、丰润等。借鉴这样的细致划分，解析其间的交叉与相近，郝氏根据甲骨文字形的大小、线条及构字情况把书风科学划为4类，每类中又建立3种风格—大字类：豪放、遒逸、雄浑；线条类：瘦劲、丰润、厚和；构字类：草稚、流动、拙朴；小字类：工整、秀丽、古雅。判定甲骨文书风，首先将其归类，然后在其类中确定具体风格。4类共12种风格构成了甲骨文书风体系，种类井然有序、不易增删，顺序似也不可动摇。

通过以上对郝氏《甲骨文书法艺术》一书编创路径的分析可以发现，这种独具慧眼的编创实践，正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切实路径。2017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其“重点任务”中明确要求：要深入阐发文化精髓，加强中华文化研究阐释工作，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7]如何落实两办精神、阐释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郝氏编创的这套《甲骨文书法艺术》应是一个坚实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