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书籍设计在内的现代设计思想的产生是以技术革新为前提的，伴随着工业革命，手工艺的社会地位开始动摇，机械化大生产逐步介入到书籍印制的全过程中，让这一时期的书籍插图成为手工绘制和机械印制相结合的独特产物。维多利亚时期以后，批量化机械印制的书籍插图逐步进入到了蓬勃发展的新时期。

英国工业革命以技术的革新为表征，同时也是社会结构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它解放生产力，使经济结构发生改变，国家经济飞速发展，同时又使社会面貌急剧变化，迅速让英国从以国王为首的封建贵族集团专制的农业国家向以自然科学进步为支撑的工业国家前进，人口开始大量向城市聚集，这也是城市化国家的必要条件。“1851年，英国领世界之先，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1870年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70%。”^[1]人口的大量聚集也使得知识的交流更加频繁，以产业工人和中产阶级为代表的新读者群体逐渐形成，强大的市场需求带来的出版利益也让更多的出版商投入到书籍印刷出版行业中。工人阶层需要学习和适应这个新的社会形态，需要用文化思想与知识武装自己以适应社会对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劳动者的需求。同时，不同层次的教育形式逐渐摆脱以宗教为中心，向着实用主义靠拢，这使得英国的教育与文化交往传播蓬勃发展，普通人对新技术、新休闲文化生活形态有了接受度，对教育及书籍的需求也在逐渐增加。

在工业革命大背景的影响之下，维多利亚时期成为英国书籍出版蓬勃发展的繁荣时期，也是书籍插图创新突破的黄金时期。小说、诗集、歌谣、礼品书等多种类型的书籍纷纷出版，书籍插图也因书籍类型的不同大量的涌现，书籍插图创作及印制水平参差不齐，既有印制在廉价书籍小册子上风格简洁的插图作品，也有技艺精湛工艺繁复的奢华风格插图作品。这一时期的书籍插图创作与生产技术从手工走向机械，受众人群从上流贵族阶层走向下层普通大众，并出现了手工绘制和机械印刷并存的书籍插图状态。书籍中的彩色插图因印刷技术的日趋成熟而被广泛采用，它不再是贵族或中产阶级专享的阅读奢侈品，而逐渐演化为工人阶级和普通大众亦能接受的文化与教育生活必需品。另外，由于维多利亚时期儿童教育和儿童文学逐步引起人们重视，书籍插图的题材也出现了大量关于儿童的内容，让儿童插图得到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工业革命以后，锌版套色印刷术、图像制版方式等印刷技术与工艺的出现推动了书籍出版的发展。城市化带来的结果是人口居住聚集，生活半径缩短，各类生活必需品可以更加快速的抵达民众手中，其中就包括书籍。同时，城市不断攀升的居民人口和日益提高的文化素养能够很好地支撑图书行业的快速发展，于是这一时期成为书籍出版业锐意革新和高速发展的时期。

从书籍插图的最终呈现结果来看，当时的书籍市场被两种极端现象左右着，一种是受遗存的帝王贵族风影响，产生极尽奢华、过渡装饰的手工书，书籍插图形式也非常繁复；第二种是由于机械化技术水平不够先进，手工美感被机械工业生产粗暴模仿，导致生产出了低质量、批量化的机械出版物，书籍插图有些粗制滥造。产生这样的原因是随着工业化生产，社会结构开始两极分化，出现了一批手握资本的中产阶级和一批附属于机械生产的工人阶级，再加上已经走向没落的贵族阶层。中产阶级和贵族阶层注重教育，文化水平较高，对阅读品质要求较高，而普通民众则仅仅为了满足对知识和相关信息的了解而购买书籍，因此对书籍内容比较看重，不在意插图、版式、工艺等书籍装帧形式。不同阶级的消费水平和审美情趣相差甚远，市场因此被划分为两种极端。

由于工业革命对各类机械生产活动的促进作用，纸业从原有的小规模生产迈向大规模量产，使得纸张的价格下滑，这无疑刺激了书籍出版业进行机械批量化生产变革。无标准的手工制书将被定量化的工业生产程序所取代，随之而来的是书籍整体装帧理念的出现，插图创作需要更加与书籍整体风格及内容呼应。虽然包括蒸汽滚筒印刷技术在内的新的机械印刷技术早在工业革命的初期就已出现，但其真正能够普及与在书籍出版中的运用却是个漫长又循序渐进的过程。部分出版商甚至曾经一度放弃机械化的现代生产方式，转而使用传统的手工书籍印制技术与工艺。直到19世纪中后期，随着工业印刷机的改进和新印刷生产流程的推广，人们才从木版、铜版等技术更迭为彩色石印、锌板套色、图像制版等更为先进的印刷工艺。《印刷艺术词典》等对印刷技术各个环节深入研究的工具书的出版，也促进了印刷技术的进一步变革。1797年一本在英国印制的《英国鸟类历史》的彩色书籍出版了，这本书里收录了435张刻画细腻的鸟类插图，书籍采用大对开单页彩色印刷，这本书的出版将印刷技术水平带到了新的高度。到了19世纪初的时候，采用了烫金和凹版腐蚀制版工艺的大开本的图书在书店比比皆是，再比如皮克灵出版的具有布质封面的“钻石经典”系列书籍，其印在布上的工艺以及需要借助放大镜阅读的微小文字，都显示出了当时印刷技术的先进。

维多利亚初期的出版组织中，以威廷汗姆和皮克灵两家印刷出版公司为代表，他们开创并发展了书籍布料烫印工艺和图版印刷等技术，并将其作为书籍装帧的考虑范畴。如图1，是两家公司于1844年合作出版的祈祷书的书籍标题页，该页由整幅插图构成，将不同大小的文字与图案进行混排，使页面更加醒目。威廷汗姆公司和皮克灵公司对书籍插图印制技术的研究与突破不仅对当时英国书籍出版有重大影响，同时还启蒙了后来的威廉•莫里斯出版公司。维多利亚中期，除了不得不提的威廉姆•萨维奇以及乔治•巴克斯特和查尔斯•奈特外，亨利•肖、托马斯•德拉鲁、欧文•琼斯等对彩色印刷出版的快速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19世纪60年代以前，图书的策划、制作、经销是彼此割裂的环节，书籍出版成本较高。图书出版的某些环节面临着违法或道德的风险，比如出版社也可能是印刷商借技术之名可以任意篡改插图作者原稿。直到图书出版协会的成立，书籍的制作、出版、销售逐渐走向了制度化、规范化的道路。

图1

因彩色印刷技术和图文编排工艺的进步，使得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插图变得丰富多样。这一时期的插图不仅可以满足达官贵人极高的审美要求，还能深入普通民众的生活当中；既能提高儿童的阅读兴趣，又能极大丰富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形成英国插图历史上百花齐放的盛景。

自中世纪时期的手抄本出现以来，袖珍华丽的插图可谓是书籍插图中的精品。之后的几个世纪内，几乎所有印制的书籍插图一直试图用机械化生产的方式模仿插图师笔下精美绝伦的图画。但是事与愿违，由于机械化程度不够，机器色彩印刷工艺繁杂，效果甚至远不及人工上色。直到19世纪60年代之前，书籍的插图还遵从着分工步骤，先用涂有黑色油墨的木版或铜版印出插图的基本位置，再交给童工或妇女使用水彩进行手工上色，比如《装饰图案百科全书》就是石版、铜版印刷后手工上色。即便如此，这样的工艺也是插图印制的一大进步。在维多利亚时代初期，工人的劳动力廉价，较之于非常复杂的制版套色印刷，有明显节约成本的优势，同时还能达到令当时资产阶级满意的艺术水准。

随着工业革命的不断深化，书籍成本急速下降，人工上色被提升为一种高价的艺术形式，出版公司急于寻找一种新的廉价的印制手段。于是木版、铜版套色技术相应产生，直到后来乔治•巴克斯特和查尔斯•奈特研制的胶版彩色印刷技术的出现，插图彩色印刷的历史性一刻才到来。查尔斯•奈特是19世纪的图书经销商和出版家，他开创了一种廉价高效的胶版印刷流程，非常接近现代的印制工艺。“奈特希望让更多的普通大众有机会阅读到廉价的彩色书籍，但他没有完全做到，他将颜色分解，让不同的颜色依次印刷在同一张纸上，无需等到颜色干透即可印刷下一个颜色（如今的小型印刷厂依然沿用类似的技术）。”^[2]图2的插图来自奈特在1845年的出版物《昔日英格兰》，该书包含上千张木版、铜板黑色插图和几十张彩版插图，尽管是黑白插图，却依旧能看出插图丰富的色彩层次。遗憾的是，由于纸张大小不同，湿度不同，在当时又缺少误差修正处理，各种颜色总出现不同程度的偏移，插图效果不尽人意。直到19世纪末期，胶版彩色印刷的工艺流程才得到完善和普及。

图2

工业革命的浪潮在推动英国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引起人们生活方式的巨大转变。17、18世纪的英国，由田园式城镇、哥特式教堂共同形成的风景在19世纪的这场工业造物行动中荡然无存。这一激烈的变化，引起当时人们普遍的怀旧情绪，只能在童年回忆中找寻慰藉。同时，随着教育的普及，人们逐渐重视对儿童的教育，并把教育的重心从初级的传授知识转变为对儿童独立人格的培养。因此，维多利亚时期儿童文学的快速发展是在工业革命社会剧烈变革的时代背景下发生的，英国儿童文学的黄金时代一并带动了儿童书籍插图的发展。

在这一时期涌现出许多非常卓越的儿童插图作品，亨利•科尔委托约瑟夫•库德尔出版的《家庭宝库》系列儿童套书、詹姆斯•伯恩斯（James Burns）出版的《幼儿园的故事书》等书中的插图都非常精美，印制的水准较高。约翰•坦尼尔为《艾丽丝漫游奇境记》创作的插图（图3）成功地吸引了儿童甚至成人读者，这是一个关于小女孩艾丽丝意外掉入兔子洞的奇幻冒险故事，坦尼尔用非常理性的姿态按书籍作者的描述，原封不动地绘制出贴合情节又充满想象的插图作品。“如今，坦尼尔的插图已经成为《艾丽丝漫游奇境记》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从第一版起，不管在英国本国、美国，还是其他国家的《艾丽丝漫游奇境记》译本，都没有不带坦尼尔的插图的。”^[3]足见当时英国儿童书籍插图在世界上的影响之广。

图3

英国传统肃穆的中世纪哥特式教堂逐渐被工业化的城市风景掩埋，这除了引发知识分子的集体怀旧以外，还掀起了一股中世纪哥特风的复古潮流。维多利亚时期的中产阶级试图在机械铸造的城市中，精神寄托回到中世纪虔诚的宗教信仰与道德追求中，这从他们随身携带的中世纪怀旧风格的书籍插图上可以略见一斑。翻阅这一时期的书籍图片资料，能明显感受到书籍插图带有浓厚的哥特主义风格，特别是当时在知识分子之间流行的礼品书最为明显。

礼品书是被当成华美礼品赠予他人的书籍，实质上是插图印制精美的彩色插图书。书中插图色彩厚重沉稳，有明显的中世纪怀旧风格，内容大部分参照自中世纪艺术家手绘插图。虽然经过重新创作，但插图整体依旧风采华丽，极具生命力。亨利•诺埃尔•汉弗莱斯设计的《插图历法》封面（图4），用于装饰的线条精致繁复，并大量使用哥特式字体纹样以及描金的工艺，使标题熠熠生辉，整本书尽显哥特的庄重与典雅，该书掀起了一场持续久远的模仿中世纪艺术风格潮流。随着书籍出版业的发展，精致的礼品书插图慢慢走出宗教影响，向着教育和娱乐题材方向转变。

图4

维多利亚时期工业技术快速发展，期间经济快速发展，百业兴盛，民众安居乐业。但同时，激烈的转型导致市场商业化现象严重，人们因机械化而陷入奢侈腐败和庸俗粗糙的两难洪流中，书籍插图水平也出现良莠不齐的现象。正因如此，威廉•莫里斯等一批设计巨匠才能在此混沌中崛起，为现代设计的萌发埋下伏笔。威廉•莫里斯是英国工艺美术运动的倡导者、发起者，他推崇的是复兴手工艺，提倡将自然纹饰和手工艺融入书籍设计，让中世纪的审美、道德与简洁的视觉语言相融合。威廉•莫里斯创立了自己的出版公司，通过宣扬中世纪风格，蔑视粗俗鄙陋的书籍装帧样式，他出版的第一本书被当作对维多利亚时代书籍风格的终结。莫里斯主张插图不能仅仅作为装饰，成为文字的附属，而应该被看作是整本书的一部分，将插图的地位提升至书籍设计范畴，这一思想对后世书籍插图的设计具有重要影响。

19世纪前后，英国传教士和出版商人来到中国，创办印刷所、书局等机构，在传播宗教和知识的同时，将英国的铅印、彩色石印等印刷技术带入中国，使中国书籍出版效率得到了提升，书籍插图质量也变得更好。除此之外，英国基督教教会还在中国内地开设西式学校，编写西学的各式教材。“这些新式学堂教科书，其中除了授传中国的传统文化外，大量引入了西方科学文化知识以及西方书籍插图。”^[4]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英华书院出版公司在1901年出版的《绘图蒙学课本》，书中有大量借用西方书籍中的珍贵插图。不仅排版西式，插图的线条轮廓因使用石印技术而格外清晰明了，插图内容为当时先进的工业设备和科学图例，画面透视准确，图例旁配有文字解说。较之于传统中式启蒙教材中少图的特征，当时的西式教科书缺失在一定程度上更容易激发儿童的学习欲望。

维多利亚时期的插图对中国的影响不仅仅止于教科书，对中国出版的国际化视野也有不小的启示作用，奥布里•比亚兹莱是英国19世纪末最重要的插画家之一，他的作品对包括鲁迅、梁实秋等人在内的一批中国学者所关注。比亚兹莱的插图融合许多不同地域文化的艺术风格，如希腊的瓶画、日本的浮世绘和欧洲的洛可可风格。图5是比亚兹莱的作品，自然典雅的图案、极强的平面装饰风格，黑白分明的块面由优美的线条分割，虽然没有色彩，但是却能让人感受到瑰丽奇幻的色彩，这与中国水墨画有异曲同工之妙。1929年4月，朝花社编印了《艺苑朝华》第一期第四辑《比亚兹莱画选》，鲁迅曾指出比亚兹莱的画不仅具有装饰美感，更是站在精神层面描述所见所想，他的插图对中国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书籍插图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图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