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高校学报改革有着深刻而复杂的背景。从教育部2003年10月启动的“名刊工程”，到2004年启动的“名栏工程”，再到2006年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发起的每4年一次“名刊”“名栏”和“特色栏目”评选活动，这些旨在破解学报“全散小弱”问题的举措对我国高校学报结构和质量产生了深刻影响。2010年以来，特别是2011年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战略部署后，高校学报改革进入国家文化战略，201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出台，特别是2012年原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的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提出的“编营分离”的具体改革路径，将我国高校学报推进到体制改革时期。与此同时，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其向出版界的扩散，又一次引发了业界和学界对数字出版问题的关注，随着2014年国务院《关于促进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的出台，这项将中国媒体推向“媒介融合元年”的政策又在无形中为学报转型提出了新的要求。

纵观中国高校学报改革的进程，不难发现，迄今为止的高校学报改革经历了3个相互继起又相互叠加的时期，开创了3大改革模式。一是内部改革时期，以“名刊工程”“名栏工程”“特色栏目”建设为路径，试图改变高校学报“千刊一面”“全散小弱”的症状；二是体制改革时期，以编营分离为路径，试图兼顾学报的公益性和市场化双重属性，以解放高校学报生产力；三是数字出版时期，以数字技术为手段，破解高校学报学术影响力难题。

然而，学报改革10多年的探索之路始终伴随着论争和悬置，如何认识这些论争？怎样看待其中的悖论？数字浪潮能否为学报改革提供毕其功于一役的机遇？未来高校学报如何突出质量之围？对这些问题的实践反思和学术梳理，既是一个关系到学报生存发展的命题，更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和学术话语权建设的重大课题。

中国高校学报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相适应，是我国高等教育体制的产物。自从现代大学建立，特别是洪堡大学理念提出以来，现代高校的功能已由最初单纯地以教学为主，逐步转向以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的融合^[1]，高校在社会创新和文化发展中的主体地位日益确立，特别是在当前知识经济和全球竞争的时代，创新成了高校发展的重要战略和核心命题。在这一过程中，高校学报既是学术交流的窗口，又是文化传播的载体，在高校知识建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社会服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然而，高校学报自1906年创办以来，从未像今天这样受到社会各界如此密切的关注。如果说传统期刊生态中的高校学报是一个自足的学术主体，那么，在21世纪以来高等教育大众化、文化主权和学术主权的话语语境中，高校学报被纳入国家发展与社会建构体系，进而成为社会建构的要素也就成为必然。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中，高校学报“全散小弱”的问题突显，“名刊工程”“名栏工程”“特色栏目”成为高校学报改革的突破口，以期实现“逐步改变目前高校社科学报‘全、散、小、弱’的状况，实现‘专、特、大、强的目标”^[2]。从后来的改革取向看，这里的“全、散”与“专、特”主要是就高校学报刊文所涉及的学科领域而言的，实质就是广为病垢的“综合性”定位的问题；而“小、弱”与“大、强”则是针对单个学报的规模与影响力而言的。于是“全、散、小、弱”的症候就与一校一刊、以综合性为主、栏目俱全、内容庞杂的学报特点联系在一起。当西方国家学术期刊已经在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的道路上不断走向成熟的时候，由差距带来的文化危机感向高校学校提出了质量和效益的问题，所以改革乃大势所趋。

应该承认，“名刊工程”“名栏工程”和特色栏目建设某种程度上解决了高校学报“千刊一面”“全散小弱”的问题，很多原来处于第3梯队的高校学报脱颖而出，如《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的“中国盐文化研究”栏目、《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的“避暑山庄研究”和“纳兰性德研究”以及《贵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特色栏目“清水江学研究”等，这些特色栏目以“小地方，大历史”的学术视野，引起了学界和业界对该学报的关注，并且《贵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清水江学研究”曾被业界誉为“为贵州历史文化研究奉献出一个走向全国的学术论坛平台”^[3]，类似的成功案例还有很多。不可否认，名刊工程、名栏工程和特色栏目方案，通过扶持一批名刊，打造一批名栏目，建设一批特色栏目，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高校学报的质量，扩大了其影响力。从竞争管理的角度看，这种路径实质是一种“错位竞争”理念，它通过寻求差异和空白，力求形成自己特色，从而使学报拥有“不可替代”的内在品质，以凸显栏目特色，实现突围^[4]。

不容回避的是，这场立足高校学报内部的特色化改革，并未彻底达成我国高校学报生态的“专、特、大、强”的改革初衷，其中的理论论争和实践误区也一再扣问学报改革的目标与路径选择的适配性。论争的焦点有2：①特色化能否从根本上解决高校学报的出路问题，否定的观点认为，特色栏目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体制的缺陷，但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学报专业归属问题^[5,6]；特色化的支持者则从专业化路径选择的体制性制约出发，认为：“虽然社会科学研究从综合不断走向专业化、分支越来越细化，但现实是当前的学术管理体制决定了专业化不能根本实现，因此转而走向特色化。”^[7]由此，特色化成为专业化的一种替代性选择。②与特色化相关的是专业化问题，专业化的反对者提出了诸多现实的悖论，认为“专业化并不是学报发展的唯一路径”，而专业化的支持者似乎占压倒性多数，如在2016年5月召开的“中国高等学报110周年纪念暨学术期刊高峰论坛”上，有论者提出：“学报是学校的窗口与名片，专业化是未来高校学术期刊的发展方向”^[8]；而这一阶段高校学报改革实践中的误区也受到学界的关注，一是一些地方高校学报认为不办特色栏目就无法生存或无存在价值；二是为特色而特色。

站在今天学报发展的“后改革时代”的历史语境中，重新审视中国高校学报第一阶段的理论论争与改革实践，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对这一阶段的改革历程做出客观公允的判断和评价：成效显著，举步维艰，其中无论路径选择上的特色化，还是专业化，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高校学报的质量之忧。

继“名刊工程”“名栏工程”和“特色栏目”之后，原新闻出版总署2011年出台《意见》和2012年出台作为其配套方案的《办法》2份文件，无疑具有标志性意义，它们共同将我国高校学报改革推进到体制改革的时期。

《意见》针对“非时政类报刊”“数量过多、规模过小、资源分散、结构不合理、市场竞争力弱等突出问题”，提出了“分期分批按照规范的程序转制”的目标，实质即转企改制。然而，正是这个在今天看来催生了中国出版产业繁荣发展的转企改制，开启了“学报例外”的体制改革时代，《意见》针对学术期刊的特殊性，明确提出了分类改革的路线图：“科研部门和高等学校主管主办的非独立法人科技期刊、学术期刊编辑部，另行制定具体改革办法”，这就是其后由原新闻出版总署出台的《办法》。《意见》的相关规定开启了第一次学报例外。

《办法》针对我国报刊发展现状提出了改革的目标，即通过破解报刊业“小、散、滥”的结构性弊端，实现报刊业转型和升级，最终达成“解放和发展报刊生产力”的目标^[9]。《办法》还区分高校学报的不同情况，以列举方式提供了4种体制改革选择：其一“并入本校新闻出版传媒企业”；第二“转为期刊出版企业”；其三“以相同相近的专业和学科为基础，并入其他新闻出版传媒企业或专业性期刊出版传媒集团公司”；其四“对于在国家基础学科和前沿学科中具有领先水平、能代表国家学术水准，并入新闻出版传媒企业或转为期刊出版企业条件不成熟的重点科技期刊和学术期刊编辑部，可暂时保留，但要建立由科研部门分别编辑、出版企业统一出版发行的运行模式，依托大型新闻出版传媒集团公司搭建学术出版经营平台。”^[10]

从后来的实践看，我国高校学报的体制改革也基本遵循着这4条路径，形成了4种高校学报发展模式：一是并入本校出版社，一并转制；二是以专业期刊为龙头成立期刊社，集约化、商业化管理所有公开出版物；三是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20多家期刊采取的“名刊工程专业化发展方案”。当然，在我国高校学报体制改革的上述模式之外，还有一个按兵不动的学报群，那就是21世纪以来新建本科高校学报群，这个学报群的基本特点是：基本维持“一校一刊”的格局，既没有本校创办的新闻出版传媒企业，也没有龙头期刊，更缺少成立联合编辑部的资本和意愿，当然，也谈不上真正的“编营分离”运行模式。这个至少包括500多个期刊的学报群至今仍是报刊体制改革的“绝对例外”。

无疑，这场报刊体制改革在中国出版产业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通过市场机制和政策扶持激活了出版业的竞争意识、质量意识和品牌意识，一大批出版产业顺势崛起。然而，它对中国高校学报生态带来的救弊效能却远非预期那样乐观，新近针对学报现状的分析至少能够反映出高校学报至今尚存的问题，如期刊小、散、弱现象突出，办刊能力亟待提升；期刊出版模式落后，数字化出版尚在起步阶段，缺乏成熟的数字化平台；期刊国际竞争力弱，缺乏话语权，面临着严峻的危机与挑战；期刊学术评价管理、人才机制尚不完善，编辑岗位处于学校边缘地位，不能吸引优质人才的加入^[8]。

与此同时，各种不同的批判声音形成了高校学报体制改革批判的复调。“学报例外”的支持者从高校功能定位的角度认为，高校知识主要是一种学术性知识，学术性贯穿高校的整个职能，即便是高校的教学，也是一种学术性教学，其社会服务也是一种学术性服务^[11]，因此，学报的知识场域不同于一般刊物的知识场域，它有自身的独特性，不应将高校学报置于市场竞争环境；“转企改制且慢行”的持论者则提示：如果先前进行的布局结构调整没有得到有效实施，而再次使改革思路发生折向，盲目地启动“转企改制”方案，必然使学报再次陷入混乱之中^[12]。更多的批判似乎已经超越了学报改革本身，而将视角延伸到高等教育体制、学术评价体制、期刊评价体制的批判，其中包括由于现行科研评价体制造成的“数量崇拜”与大量学术垃圾问题以及现行期刊和论文评价体制导致各期刊和作者相互转载引用，提高转载率和引用率成为各学报暗中竞争的法门，滋生学术造假等。尽管言辞激烈，但不失为事实。

相较于西方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数字出版浪潮，我国期刊数字化起步较晚。从2010年原新闻出版总署《关于加快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到2020年传统出版单位基本完成数字化转型的整体目标^[13]，到2014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财政部联合下发的《关于推动新闻出版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以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短短几年内，一系列自上而下的期刊改革举措的推出，标志着我国期刊数字化改革从一开始就处于高位运行的态势。

事实上，在中国期刊数字化发展的进程中，学术期刊数字化的步伐明显处于领时代之先的地位。早在1998年，万方数据的“中国数字化期刊群”、重庆维普的“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与“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专题文献数据库”的发行，就已开启了我国学术期刊数字出版的新时代，到2008年，我国9 848种期刊中已经有约9 000种实现了网络出版^[14]，并相继形成了中国知网、万方数据、重庆维普、龙源期刊4大网络出版平台。中国知网、万方数据也分别于2010年和2013年纷纷启用“优先在线出版”。其后，为改变广为病垢的出版“时滞”问题，众多学术期刊纷纷签约数字出版平台，采取“优先在线出版”和“开放获取”（OA）出版模式，据2011年《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CJCR）数据，2011年采取开放获取（OA）出版模式的高校学报已占总数的80.9% ^[15]。一些名校名刊也率先进行了数字出版新技术的应用实践，2008年2月《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率先建立在线内容永久数字标志系统DOI，又于2009年3月，率先尝试以单篇论文为出版单位的“在线优先出版”，2010年初开通了手机版，成为全国首家在全媒体整合传播方面进行全新尝试和同步出版的学术期刊^[16]。

世纪之初启动的学报改革，形成了2个时间上先后继起，实践上相互交织的改革路径，即基于内部视角的“名刊工程”“名栏工程”和“特色栏目”路径与基于外部视角的体制改革路径，成为推动中国高校学报良性生态形成的内外机制。而稍后兴起的数字出版改革，似乎为处于困境中的中国高校学报开启了另一种可能，即质量提升的数字化路径。于是，面对急转直下的数字出版大潮，中国高校学报改革的焦点再次发生转移，从对学报体制改革的关注转向对数字出版趋势的分析，并提出了诸多有针对性建议，似乎数字革命已经预示了高校学报“问题的终结”。不少论者高呼“网络出版是高校学报发展的必然趋势，而这个趋势带来的将是学报发展的最好时代。”^[17]更有论者认为数字出版背景中，高校学报要破除“内容为王”的固化观念。

然而，数字出版能否弥合前此所有改革的路径之觞以成就学报的复兴，达成国家学术话语权建构的世纪战略？需要进一步追问的还有：数字出版的优势何在？作为一种全新的出版形态它有哪些特点？它将会对高校学报产生怎样的影响？对这些问题的审慎梳理，将有助于认识数字浪潮对高校学报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进而在认识数字出版本质的基础上，厘清学报改革的思路。

首先，数字出版与出版转型的内涵与本质。关于数字出版的内涵，2010年《关于加快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做了如下界定：“数字出版是指利用数字技术进行内容编辑加工，并通过网络传播数字内容产品的一种新型出版方式，其主要特征为内容生产数字化、管理过程数字化、产品形态数字化和传播渠道网络化。”^[18]学界较为通行的观点认为，“就是把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数字信息技术应用于各类出版活动的一种方式。从广义上，以数字技术为手段处理出版环节的过程都可称为数字出版，狭义上也可以仅指数字内容的出版以及为出版数字内容而采用的数字技术。”^[16]从数字出版流程看，数字出版应包含相互联系的3个环节：“编辑制作过程数字化”“终端产品数字化”“传播形态数字化”（注：有学者认为仅包含前2重内涵^[19]）。而出版转型则是由数字出版革命带来的转折过程，其实质就是从原来以期刊为中心的出版模式转向以网络为中心的出版模式，具体而言，所谓出版转型，指现代出版业要实现出版理念、体制、管理方法、经营模式、考核体系的全面变革与创新，是一个功能、体系、结构全面重组的过程^[20]。就数字出版与出版转型的内涵与本质而言，高校学报的数字出版及转型趋势都将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包括转型必备的内外部环境和条件，即高校学报的出版生态。

其次，数字出版已经或将造就怎样的学报出版生态。宏观上看，至少有3大可以预见的趋势：其一，“期刊时代”的终结与“文章时代”的来临。以西方数字出版发达国家最具争议的OA出版模式为例，这个由SAGE开启的新的出版物，只有单独的文章，没有期刊的刊名、卷、次、版本，只有“数字对象唯一标识”（Digital Object Unique Identified，DOI）作为全球定位地址。可以肯定的是，OA出版模式下，无论论文的出版、传播和读者获取，都将以独立的文章为单位，这既是对传统出版流程的彻底颠覆，也必将弱化传统期刊的载体地位，“文章时代”的来临注定“期刊时代”的终结。其二，形成合作共赢的期刊发展模式。成熟的数字出版市场是由作者、出版社（编辑部）、出版平台、读者（图书馆购买者）构成的完整利益共享链条。在当前的出版模式下，通行的做法是把期刊内容提供给中国知网、万方数据、重庆维普等国内各大数据库，然后从数据库经营商的收益中分得小部分收益，作者和读者（图书馆）处于利益链条的弱势地位。数字出版模式下，优秀论文作者和读者（图书馆）的地位将发生颠覆性变化，如国外开发出的电子资源按篇付费模式（Per-Pay-View，PPV），它是一种由图书馆根据读者阅读、下载的论文数量付费的商业模式，以替代打包采购可能导致的资源浪费，美国圣母大学、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图书馆都曾相继于2006年秋、2007年春季纷纷采用PPV购买模式^[21]。可见，成熟的市场化运作将打破原来不合理的利益链条，更加突出优秀论文作者和出版社（编辑部）的出版智慧。其三，学术知识传播体制的再造。数字出版的最主要特征是内容生产的数字化、产品形态的数字化和传播渠道的数字化。就传播渠道而言，目前国内高校学报的数字出版模式是加入期刊全文出版数据库。随着数字技术的深入发展和出版机构条件的成熟，自建网站出版、移动终端出版、微信出版、按需出版等多样化的出版形态将会成为现实，目前《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的成功已经为学术融媒体传播提供了成功范例。

再者，数字出版对高校学报的直接影响。相关统计数据显示，自从2010年8月中国知网正式启动了学术期刊“优先在线出版”，截止到2015年初已有1 000多种期刊申请加入^[22]，从大量期刊公告中，可以看到仍有不少期刊不断加入其中。随着国内高校期刊“优先在线出版”和OA出版数量的增多，未来我国高校学报数字出版将迎来数字出版的彻底革命，它对高校学报的直接影响至少有以下几点：其一，缩短出版时滞。这是OA出版和“优先在线出版”最主要的功能。其二，数据洪流中期刊个性的丧失。“文章时代”期刊本身的个性以及传统的所谓的“名刊”“名栏”和“特色栏目”的标识功能将逐渐弱化，单篇文章将成为信息的主要单位。其三，编辑的“守门人”角色将更加重要。数字出版将大大拓展读者范围，学术出版“走出去”背景下，大型期刊数据库将分布于全球各个角落的学术文献汇聚于一个互联网平台，“学术地球村”将成为现实。就中国知网的全球用户看，2010年时就已经覆盖到了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主要用户除了像哈佛、剑桥等400多所重点研究型大学，还开始向中小机构发展。这意味着学报编辑将肩负起国家科技传播、文化传播的职能。

上述数字出版内涵、趋势分析和影响分析发现，数字出版对包括高校学报在内的期刊出版将带来结构性的影响和革命性的变革，然而，数字出版的内在逻辑并不能自然而然地改变我国高校学报存留的问题，并对先前2次改革的努力具有一定的销蚀作用。其一，“文章时代”造成的期刊个性的弱化，与作为改革路径的“名刊工程”“名栏工程”“特色栏目”建设实则南辕北辙，当然，我们并不否定它们在提升期刊质量中曾经发挥了的积极作用；其二，优先在线出版与OA出版并不必然带来影响力的提升。OA出版和“优先在线出版”最主要的功能在于缩短出版周期，至于读者的阅读和引用行为虽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取决于论文的质量；其三，上述数字出版对期刊生态的影响分析实际上是一个函数式预测，其实现与否取决于外部体制是否满足条件，如合作共赢的期刊发展模式确立的前提是高校学报成为新的市场主体。

由此，可以断言：数字出版为包括学报在内的期刊所带来的更多是新的传播模式带来的传播范围扩张和传播速度的提升，但它并不必然解决前此2次学报改革遗留的问题，特别是关系期刊生存之本的质量问题，由此，数字出版时代，“内容为王”的办刊理念依然成立，随着国际学术竞争而将更加重要，体制改革依然是学报改革最为迫切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