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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声明: 2018 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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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自1991年以来,我国社科基金出版领域立项数量累计共达205项。2010年以后,立项力度明显加大,平均每年达到15.1项。我国出版研究队伍日益壮大,副高级及以上职称项目主持人比重接近80%,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北京印刷学院新闻出版学院等科研团队的核心地位已基本形成。分析我国出版领域学术焦点及流变特征发现:报纸出版在五大出版行业中最受关注;出版史及史料整理与研究是一项长期工作;技术催生的新兴出版业态成10年来研究增长点;学术出版研究领域前景较好;质量与效果评估、“走出去”与海外传播等问题值得继续研究。
Keywords: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简称“社科基金”)是考察我国学科发展流变的重要维度。据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显示,自1991年设立至今,全国各类项目立项数累计已达到62 594项。
尽管在学科规制上出版学被置于新闻传播学之下,但实际上出版问题在许多学科领域都有涉及。加上社科基金项目数量庞大、类型众多、学科繁杂,所以此次统计建立在以下标准之上。
(1)总样本的选择。总样本来源于社科基金项目中的重大、重点、一般、青年等四大类项目,共计49 953项,占项目库总数量的79.8%。
(2)目标样本的筛选。目标样本是指所有有关出版问题研究的项目。根据《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2)》,出版服务包括图书出版、报纸出版、期刊出版、音像制品出版、电子出版物出版、其他出版六大类型,基于此,本研究以出版、图书、报纸、期刊、报刊、音像制品、电子等核心关键词对49 953个项目进行了筛选,最终得到目标样本。
统计显示,自1991年至2017年,我国出版领域的立项数量共计205项(表1)。相比其所属二级学科新闻传播学的整体立项规模(四大类项目,共计1 227项),出版领域的立项率约占16.7%。
表1 1991—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出版领域立项情况
| 年份 | 重大项目 | 重点项目 | 一般项目 | 青年项目 | 合计 |
| 1991 | 0 | 0 | 0 | 0 | 0 |
| 1992 | 0 | 0 | 0 | 0 | 0 |
| 1993 | 0 | 0 | 0 | 0 | 0 |
| 1994 | 0 | 0 | 2 | 0 | 2 |
| 1995 | 0 | 0 | 0 | 0 | 0 |
| 1996 | 0 | 1 | 1 | 2 | 4 |
| 1997 | 0 | 0 | 3 | 0 | 3 |
| 1998 | 0 | 0 | 5 | 0 | 5 |
| 1999 | 0 | 0 | 2 | 1 | 3 |
| 2000 | 0 | 0 | 4 | 2 | 6 |
| 2001 | 0 | 1 | 4 | 2 | 7 |
| 2002 | 0 | 1 | 3 | 0 | 4 |
| 2003 | 0 | 2 | 4 | 1 | 7 |
| 2004 | 0 | 0 | 4 | 1 | 5 |
| 2005 | 0 | 1 | 4 | 1 | 6 |
| 2006 | 0 | 0 | 6 | 0 | 6 |
| 2007 | 0 | 1 | 10 | 2 | 13 |
| 2008 | 0 | 0 | 3 | 1 | 4 |
| 2009 | 0 | 0 | 7 | 2 | 9 |
| 2010 | 0 | 1 | 10 | 5 | 16 |
| 2011 | 0 | 2 | 6 | 4 | 12 |
| 2012 | 0 | 0 | 8 | 5 | 13 |
| 2013 | 0 | 2 | 7 | 3 | 12 |
| 2014 | 0 | 3 | 6 | 11 | 20 |
| 2015 | 0 | 2 | 6 | 4 | 12 |
| 2016 | 0 | 3 | 13 | 3 | 19 |
| 2017 | 0 | 1 | 10 | 6 | 17 |
| 合计 | 0 | 21 | 128 | 56 | 205 |
从立项时间来看,出版领域第一次获得立项是1994年,自此,每年都有数量不等的项目获立,其中以2014年获立数量最多,共20项,占总立项数的9.8%,2016年、2017年分别以19、17项次之,占总立项数的9.3%、8.3%。表1显示,2010年是明显的时间分水岭。2010年以前,平均每年立项仅4.4个,尽管2007年曾出现一次峰值(13项获立,占过去19年总立项数的15.5%),但总体立项率较低。2010年以后,每年都有超过10个项目获立,平均每年15.1项,共计121项。
从表1可见,目前我国出版领域还没有重大项目立项。在205个项目中,重点项目、一般项目、青年项目立项分别占比10.2%、62.4%、27.3%。一般项目的立项规模最大。重点项目在1991—2009年间仅有6个年份获得立项,进入2010年以后,重点项目的立项逐步常态化,除2012年之外,其他年份均有立项。青年项目在2010年以后也逐步常态化,除2014年出现一个高峰值外,其余年份平均立项数为4.2项。
出版领域项目的学科来源比较广泛,包括新闻学与传播学、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马列·科社、中国历史、党史·党建、法学、民族问题研究、语言学、哲学、中国文学10类,其中以新闻学与传播学分布最多,共165项目,占80.5%,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次之,共31项,占15.1%,两者合计196项,共占95.6%。此外,中国历史2项,其余学科各1项。因此,我们可以将新闻学与传播学称为出版领域项目的核心学科来源,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称为重要学科来源,其他8个学科则可称为外围学科来源。
本部分主要从项目主持人职称结构、项目核心主持人、核心科研团队3项指标反映我国出版学科队伍的建设情况。
我国出版领域项目主持人职称包含正高级、副高级、中级、初级4种,所占比重分别为41.5%、36.6%、21.4%、0.5%。重点项目主持人职称全部为副高级以上,其中正高级占比89.5%;一般项目主持人中,正高级职称占52.2%、副高级占42.6%;青年项目主持人中副高级职称占32.7%、中级职称占65.4%。因此从职称结构看,目前我国出版领域科研队伍整体上处于较高水平。
项目核心主持人是指科研队伍中的领军人物。根据普赖斯(Price·D)定律,项目核心主持人测评公式如下:
Mp是核心主持人的项目立项数量,Npmax是所有获立项目中主持项目最多的主持人项目持有数量。主持项目数量等于或超过Mp的主持人才能称为项目核心主持人。
结果显示,立项数量达2项及以上(Mp≈1.3)的主持人即为项目核心主持人。因此,本研究最终认定的项目核心主持人有11人,详见表2。
表2 出版领域项目核心主持人及相关立项信息
| 序号 | 姓名 | 立项时间 | 项目类别 | 立项数量 | 所在单位 |
| 1 | 刘军 | 2006 | 一般项目 | 3 |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
| 2009 | 一般项目 | ||||
| 2014 | 重点项目 | ||||
| 2 | 陈洁 | 2011 | 青年项目 | 2 | 浙江大学 |
| 2017 | 一般项目 | ||||
| 3 | 罗紫初 | 1999 | 一般项目 | 2 | 武汉大学 |
| 2004 | 一般项目 | ||||
| 4 | 潘文年 | 2007 | 青年项目 | 2 | 安徽大学 |
| 2015 | 一般项目 | 浙江工商大学 | |||
| 5 | 彭俊玲 | 2009 | 一般项目 | 2 | 北京印刷学院 |
| 2013 | 一般项目 | ||||
| 6 | 齐峰 | 2000 | 一般项目 | 2 | 山西师范大学 |
| 2005 | 一般项目 | 山西大学 | |||
| 7 | 魏玉山 | 2005 | 一般项目 | 2 |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 |
| 2016 | 重点项目 | ||||
| 8 | 姚德权 | 2003 | 一般项目 | 2 | 湖南大学 |
| 2010 | 重点项目 | ||||
| 9 | 张志强 | 1996 | 一般项目 | 2 | 南京大学 |
| 1999 | 青年项目 | ||||
| 10 | 赵航 | 1998 | 一般项目 | 2 | 南开大学 |
| 2001 | 一般项目 | ||||
| 11 | 周荣庭 | 2000 | 青年项目 | 2 |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
| 2017 | 一般项目 |
核心科研团队是指最具科研实力和学术影响力的单位或部门,在本研究中,核心科研团队主要通过主持项目数量来认定。具体认定步骤是:第一步,筛选立项数量排名前20位的单位;第二步,均值计算,初步锁定立项数量达到均值及以上水平的单位;第三步,进一步精确到部门,最终确定核心科研团队,结果见表3。
表3 我国出版领域核心科研团队来源单位情况
| 单位名称 | 立项数量 | 项目类别 |
| 武汉大学 | 10 | 一般项目(8)、青年项目(2) |
| 信息管理学院 | ||
| 中国新闻 | 9 | 重点项目(2)、一般项目(5)、青年项目(2) |
| 出版研究院 | ||
| 安徽大学 | 6 | 一般项目(4)、青年项目(2) |
| 新闻传播学院 | ||
| 河南大学 | 6 | 重点项目(1)、一般项目(1)、青年项目(4) |
| 新闻与传播学院 | ||
| 清华大学 | 5 | 重点项目(1)、一般项目(3)、青年项目(1) |
| 新闻与传播学院 | ||
| 北京印刷学院 | 5 | 重点项目(1)、一般项目(4) |
| 新闻出版学院 | ||
| 南京大学 | 4 | 一般项目(2)、青年项目(2) |
| 信息管理学院 | ||
| 浙江大学 | 4 | 重点项目(1)、一般项目(2)、青年项目(1) |
| 人文学院 |
根据“课题名称”文本集的语素构成和语义功能,笔者将它们划分为4类关键词,分别为表征时间范围、地域范围、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
统计显示,在205个样本项目中,有60个项目使用了表征时间范围的语素,占比29.3%。“近代”“1949”“近现代”“当代”“民国”5个关键词热度最高。在时间关键词选择上,主要两种方式:第一种是数字精确式,即以精确的阿拉伯数字或数字区间限定研究的时间范围,譬如“20(世纪)”“60(年)”“90(年代)”“1875—1949”,其中数字区间出现了17次。第二种是阶段模糊式,即以公认的时间或时代划分方式来限定研究的时间范围。这类方式又包括两种,一种是以现行历史教科书的断代方式为参照,比如“近代”“清末民初”“抗日战争时期”“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等;一种是以政府公文提出的时代新词为参照,比如“新时期”“新形势”“新媒体时代”等。有些项目为了突出选题的时间节点,同时采用了精确式和模糊式两种方式,比如2016年获立项目《清末民初日本在华报纸研究(1901—1921)》。总之,时间关键词要慎重使用、严谨表达。
相比时间关键词,表征地域范围的关键词使用频次要更高一些。统计发现,共有109个项目使用了该类关键词,占项目总数的53.2%,有些项目甚至多次使用,比如2001年获立项目《美国报刊上的中国形象及我国的对美宣传策略研究》就4次使用。“中国(我国)”的使用频次独占鳌头,共计86次,其他关键词则频次相当。根据地域范围,这些项目划分为4类:第一类是国内出版研究,包括以“在华”“华北”“上海”“湖南”“香港”等为代表的区位地理意义上的关键词和以“少数民族地区”“回族”等为代表的种族地理意义上的关键词;第二类是国外出版研究,以“海外”“国际”“西方”“美国”等关键词为代表;第三类是国内外出版比较研究,以“中外”“中西”“中美”等关键词为代表;第四类则是特殊地域的出版研究,以“一带一路”“抗日根据地”等具有特殊地理意义的关键词为代表。
设计课题名称时,时间和地域关键词可有可无,对象关键词则不可或缺。如前文所述,理论上出版领域的研究对象应覆盖图书出版、报纸出版、期刊出版、音像制品出版、电子出版物出版、其他出版等六大类型。从统计结果(图1)来看,除了音像制品出版较少有项目涉及之外,其他类别的出版形态都有较多项目进行了研究。同时,随着出版技术的不断发展,出版行业从传统出版领域衍生出的数字出版、网络出版、移动出版、大数据出版等多个新兴研究领域分支和议题,也受到不同数量研究者的关注。
如图1所示,“报刊”和“数字”分别以26、24的高频次位列所有表征研究对象词汇的前两位,频次≥10次的还有“学术”“文化”“报业”“新闻”“报纸”“出版物”“出版业”“党报”“期刊”和“图书”。
在课题名称里,内容关键词是对对象关键词的补充说明。以2017年获立项目《我国有声书传播机制研究》为例,“有声书”是对象关键词,“传播”“机制”就是起补充说明作用的内容关键词。为了更清晰地呈现统计结果,本文以词性为标准,将表征研究内容的词汇分成了名词和动词两类。从图2中可知,“模式”“机制”“对策”“问题”“体系”是最受青睐的五大名词类内容关键词,“战略”“策略”“趋势”“事业”“结构”“现状”“商业”“体制”等关键词关注度也较高。而在动词类关键词里,“发展”一词最为常用,“传播”“评价”“融合”“整理”“构建”等词汇也比较常见,详见图3。
如图4所示,在出版业五大行业中,报纸出版的立项率最高,除了1991—1993年、1995年整体无立项之外,其他年度均有立项。2000—2005年出现第一个立项高潮,每年均有3~4个项目获立,2013年之后又出现了第二个立项高潮,每年均有5~6个项目获立,毫无疑问,报纸出版是出版研究中连续性和持续性最强的领域。
出版领域最早获立的两个项目之一就是《中国当代出版史料》,足见史料在出版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统计发现,这类项目数量累计超过50项,占总数量的比重将近1/4。该领域的集中立项期出现在2004年之后,尤其是从2010年开始,立项数量居高不下,可见,出版史研究、出版史料整理与研究是一项值得长期投入的工作。所谓“以史为鉴”,我们可以断定,随着时间推移,它们的价值会越来越凸显,而国家立项力度也将有增无减。从内容上看,除了上文提到的报刊史研究之外,该领域涉及的主要板块还有文献资料搜集整理与数据库建设、译著搜集整理与出版研究、古籍出版研究、出版文化遗产保护研究、馆藏珍品发掘与数据库建设等。
新兴技术的渗透与应用催生了新兴出版业态,也为我国出版领域带来了新的研究增长点,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数字出版。自2006年以来,除了2008年,其他年份都有相关项目立项,2014年立项数量更是高达6项。数字出版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包括图书出版、报纸出版、教育出版、期刊出版、数字图书馆等,涉及的问题也比较多,涵盖版权管理、盈利模式、营销模式、出版文化、集群化等。2017年,《基于大数据分析的学术期刊质量评价体系研究》《虚拟现实技术下提升出版物传播效果研究》两个以最新技术为研究视野的项目成功获立,也充分证明技术将是未来出版领域的重要立项方向。
深入考察发现,在学术出版研究上,2010—2014年所立项目主要聚焦于国外经验借鉴与比较、出版规范与标准建设、数字出版与传统出版矛盾协调等前置性问题,而2015—2017年所立项目则开始转向研究机制建设、模式创新、影响力提升等发展性问题,很明显,两个阶段所聚焦的问题是有传承、递进关系的。因此,笔者认为,在学术出版领域,未来3年很有可能再出现一个新的小高潮。
近年来,有些问题的研究热度有所回升,比如质量与效果评估、“走出去”与海外传播等问题。在质量评价与效果评估问题上,共有11个项目获立,最早立项时间为1999年,立项最多的年份也是2017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项目有《报纸质量评估体系研究》(2011)、《基于网络出版的电子期刊评价体系及评价机制研究》(2014)、《中国学术图书质量分析与学术出版能力建设研究》《新媒体生态下党报评论的国际传播与效果评估研究》(2016)等。在“走出去”与海外传播问题研究上,共有16个项目获立,最早立项时间为1998年,立项最多的年份为2017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专家是潘文年教授,他先后获立两个项目,《中国图书走向世界“三位一体”策略体系研究》(2007)(任职安徽大学时获立)和《中国出版业“走出去”政策措施优化研究》(2012)(任职浙江工商大学时获立)。质量与效果关乎出版是否能实现可持续发展,“走出去”与海外传播关乎出版在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中的作用发挥,尽管2017年已经迎来一波热潮,但是笔者仍然认为,这两个问题是值得继续研究的。
出版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同时也是一门快速成长的学科。从社科基金对出版学科的立项支持就可以看出,我国出版研究队伍日益壮大,出版领域的研究成果日渐丰硕,出版理论研究体系也初步形成,我们可以自信地说,出版学已经从学科边缘跻身到中心地带,成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唯一遗憾的是,出版领域目前还没有实现重大项目立项的突破,这也将是未来出版研究者应该共同努力的方向。
基金项目:本文为广东省哲学社科“十二五”规划项目(项目编号:GD15XYS25)和广东省普通高校省级重大科研平台项目(项目编号:2016WTSCX103)阶段性研究成果。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网络地址为http://fz.people.com.cn/skygb/sk/index.php/Index/seach。本文中表格和图形均根据该数据库数据自制。
2012年,教育部对《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进行了第四次修改,最新目录将编辑出版学与新闻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传播学五个专业并列置于二级学科新闻传播学之下。如果按平均配比来算,编辑出版学立项比重应该为20%,基于出版领域项目16.7%的占比率,本文认为,出版领域的立项率是高于平均水平的。
说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尚未登记2000年以前的项目主持人职称信息,且2000-2017年间获立的项目中有5个没有登记职称信息,因此最终本项分析的样本数量为183项。
说明:该项统计中,去掉了关键词“出版”,仅留下了“出版物”“出版业”“出版史”“出版企业”“出版集团”等复合词,原因在于本文在目标样本筛选时,启用了“出版”一词作为筛选条件之一,因此,在目标样本里有一大批都包含了该词,这样一来,该词就失去了统计和比较分析的意义。
本项统计中,笔者搜集到的有关报纸出版的关键词有“报纸”“报馆”“报刊”“画报”“办报”“党报”“报业”“报系”“官报”“省报”等,其中以“报刊”“报业”“报纸”“党报”词频最高,详见图5。
说明:根据《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2)》,出版业包括图书出版、报纸出版、期刊出版、音像制品出版、电子出版物出版、其他出版六大类,鉴于音像制品出版领域无立项、其他出版指代不明,本图中只呈现了其他四大出版领域的数据和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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