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阿尔温·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1980年）所提出“信息社会”的概念视作人类对大数据时代最初始的认识，如果将联合国发布的《大数据促发展：挑战与机遇》白皮书（2012）视作人类在大数据时代最直接的应对，如果再将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斯·库克耶所著的《大数据时代》（2013）视作人类对大数据时代最深切的定义。那么，毋庸置疑，人类的今天已切实地步入了一个大数据时代，大数据所带来的信息风暴也正在全方位地改变着人们的工作、生活与思维的方式。

在引进版图书的研究领域，一个广为研究者们所关注的问题就是：如何利用大数据来拓展研究的深度与方向的广度。事实上，对于近代以来引进版图书的研究，站在哲学的高度，可以说是为了帮助人们从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层次去考察近代乃至当代中国思想变迁的由来。而站在出版角度，则是为了解答诸如自1840年以来的100多年间，我们究竟从西方翻译引进了哪些作品、产生有什么样的社会影响、对当代社会的图书引进有什么样的指导性意义等疑问。

1　大数据时代引进版图书的研究背景

1840年以来的100多年，在对外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国人已深刻意识到了自己的落后：从最初技术层面的落后，到思想文化层面的落后，再到制度层面的落后。在此背景下，国人开始全方位地向西方学习。于是，掀起了长达一个多世纪对西文版图书引进的浪潮。

就引进版图书的整体事业而言，最初是因为当时的人们认为，“夷”之长技，就是科学技术。因而力图通过图书翻译，来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而在此后，又认为西方的思想文化、政治制度也都优于自身，于是，又开始大量翻译起西方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类的图书。对此，毛泽东曾有这样的表述：“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1]

正如毛泽东所说，当时国人都认为“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于是，就在“维新”“救国”的思潮主导下，晚清年间开始出现大规模学习西方的浪潮。正因为西文版图书的翻译被视作为中国走向近代化的一种特殊措施，从文化的社会意义上来看，虽然人们获得知识的途径是复杂的、多变的，而且是不可简单预测的，但是，在电视、网络这些新媒体出现之前，外文版图书的翻译引进，就应该是学习西方最直接、有效的途径。因此，其后虽然国家经历过多次战争磨难，也经历过多次政权更替，但是通过对学习西方而找出民族的出路、国家的出路的努力一直未曾有变，因而浪潮在几经波折之后依然奔腾不息。正因为此，时至如今，才能够积累出数以十万计的西文版图书。

2　日文版图书的大数据分析尝试

日文版图书的引进，应该是近代以来外文版图书引进的一个部分。与印度语、英语、拉丁语甚至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等西文版图书的翻译历史相比，国内日文版的图书翻译事业的起点似乎要晚很多。从国家图书馆目前所留存的汉译日文图书的书目中可以看到，最早被翻译的日文图书，是1719年由日本京都松柏堂出版的《太平记演义》。这还是由日本人翻译、日本的出版社出版的。

在中国，规模化的日文图书翻译出版一直到19世纪中期才有启动。这是因为随着鸦片战争的失败，国内的一些有识之士，在意识到中国的落后之后，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在这些有识之士的极力倡导下，他们将“师夷长技”演变成为一场轰轰烈烈的向西方学习的运动，也就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洋务运动。就外文图书的翻译出版而言，洋务运动的意义在于将原先由传教士主导的图书翻译出版权，通过同文馆、格致书室、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直隶学务处等翻译机构的设立，以及翻译人才的养成，转移到了国人的手中，并且直接服务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因为当时的人们都认为，“夷”之长技就是也只是科学技术。于是，图书翻译就成为中国走入近代化的一种特殊措施。

对于日文图书的翻译出版来说，洋务运动就是其发轫的初始。目前国内图书馆所保存的最早由国人翻译的日文图书，就是由陈建生翻译的《新编理化示教》（直隶学务处，1851年）以及由张云阁翻译的《物理学初步》（直隶学务处，1851年）。然而，就在1850年代到2010年代的160余年间，国内所翻译出版的日文图书甚至超过了25 000种。对此，我们收集了自1719年至2011年国内出版的日文版翻译图书书目25 749种，在此基础上，出版了《汉译日文图书总书目：1719—2011》^[2]，并且建立起了日文翻译图书的书目资料库。在此基础上，使用SPSS（Statistical Product and Service Science）统计软件系统加以分析，进行了一些前瞻性的大数据分析尝试。

3　大数据分析的路径与特色

日文翻译图书的大数据分析路径，就是通过SPSS分析模块的构建，以日文图书的翻译出版、传播及影响力为基点，将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率先建立起日文版图书的翻译出版及传播的坐标体系，并以此为基础通过对不同年份的数据集中抽象加以诱导性展开。与此同时，再结合定性与定量的研究方法，去探寻不同模块间的相关关系。其中，定性研究主要侧重基本概念的界定和内涵的揭示，描绘和刻画出日文版图书的文化传播内涵，归纳和总结出日文版图书的翻译出版特征。而定量研究则直接输入不同模块间的各项数据，进行比较研究。

通过上述日文翻译图书的大数据分析，有了一些很有意思的发现。首先，通过大数据的分析，可以读出不同时代对日文翻译图书的社会需求。如我们建立日文翻译图书的出版年坐标体系，对160余年间的日文翻译图书作出了量化的曲线。在此基础上，又通过以200种/年为基准的高峰值的设定，进而发现清末的1902—1908年是日文翻译图书出版的第一波高潮，民国时期的1928—1937年则是第二波高潮，而改革开放之后的1979—2011年就是第三波高潮，而第三波高潮的峰值数至今仍在不断攀升中。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对日文翻译图书的社会需求。

其次，通过大数据的分析，可以读出不同时代对日文翻译图书的社会认知。如我们编制了不同历史时期日文翻译图书的学科偏好图，发现在这160余年间所引进的日文翻译图书中，从学科偏好的角度，排位前五的分别是语言文学、艺术（包括漫画）、工业技术、文教科体以及经济。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对日文翻译图书的学科偏好却是各不相同的（见图1）。由此而言，不同历史时期所呈现的对日文翻译图书引进的这种偏好，毫无疑问，体现出了不同历史时期对日文翻译图书不同的社会认知。

第三，通过大数据的分析，还可以读出日文翻译图书在不同时代的社会影响。就图书翻译出版的种类分析，某一语种的图书翻译出版种类的多与少，可表明该语种图书的市场欢迎度。在某种意义上说，翻译图书的种类越多，其市场欢迎度也就越高。就日文翻译图书而言，在新中国建国之前的百余年间，其图书翻译的种类是处在第一位的，而在建国之后的六十余年间，日文图书翻译的种类也保持在美、英之后排列第3位（详见表1、表2）。也就是说，在建国之前日文图书是最受市场欢迎的翻译图书，而在建国之后，日文图书也应该是排名第三的受市场欢迎的翻译图书。

综上所述，通过对日文翻译图书的大数据尝试，特别是经过相关的数据提取、数据模型的分析后，不仅可以对日文翻译图书的历史图景予以全面的演示，而且还可以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的日文翻译图书的学科偏好，量化地回答近代以来我们从日本引进过哪些图书，目前正在引进哪些图书，以及这些图书产生了什么样的社会影响。

4　大数据分析的现实指导意义

进入新世纪以来，日文翻译图书的出版呈现出了“热”与“冷”同时并存的景象。在出版方面，可以说是空前的“热”，在2000—2011年间中国大陆共翻译出版有9609种日文图书，出版数量之多可谓历史之最。特别是在2011年，一年间就有近700位日本作者的1 178部作品得到翻译出版，与2000年翻译出版了100多位作家的263部作品相比，增幅高达440%。然而，日文翻译图书的增加，却并不意味日本文化影响的增加。表现在社会的认同方面，在这一时期，整个社会对日本的认识却越发地“冷”了起来。以2005—2016年间在中日两国同时举行的历届“中日关系舆论调查”为例，不喜欢日本、不喜欢日本人的国人比例可以说是在逐年增高。

这之中固然是受到诸如中日两国间领土纠纷、历史教科书、战争赔偿等政治因素的影响，致使两国民众间的彼此认知氛围不是很和谐。但是从大数据分析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的日文翻译图书领域，由于受出版的商业化以及经济发展的城市化与休闲化的影响，在图书的选择方面过于偏重市场化与实用化的类型，以至于漫画类、小说类，还有养生、保健类，编织、园艺、建筑类这样的图书得到了大量的引进，而严肃的政治类、思想文化类等社会科学类图书还有自然科学基础类图书都在无意中遭到了忽视。从文化的传播与影响的视野来看，这种不断增加的文学、漫画等类的翻译图书与日益减少的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类的翻译图书间的差别的显现，正是文化传递功能弱化的一种表现。

此外，同样是来自大数据的分析，随着三大普及，即20世纪60年代电视的普及、20世纪90年代网络的普及，以及新世纪以来自媒体的普及，翻译图书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功能及地位正不断被弱化。社会调查的结果表明，在1990年代，图书还位于国人了解日本主要来源的前三位，1995年复旦大学的社会调查显示，当时的人们在回答“您对日本的了解主要来源（可复数回答）”时，其主要来源于国内的电视（75.4%）、新闻报纸（69.2%）、书籍（59.55%）、广播（47.8%）、电影（47.7%）^[3]。而到了2010年代，在国人了解日本的主要来源中，图书的地位出现了大幅下滑。如在2016年的中日联合舆论调查中，国内的人们在回答“对日本的了解主要来源（可复数回答）”时，说来源于国内新闻媒体为89.6%、国内电影电视为57.6%、国内图书只有30.1%、朋友家人与网络是17.4%，此外，还有来自日本的新闻媒体15.7%、日本的电影电视11.6%以及日本的图书4.1%等^[4]。由此而言，在社会对日本的认知方面，翻译图书的地位还将会持续下滑。

历史上，对于中日两国文化的深层次交流而言，日文翻译图书的存在曾经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因为，民族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对他民族文化的交流与借鉴，而图书的翻译出版可以说是进行跨文化传播的最有力的工具之一。正因为是在“传播文明思想”“拯救民族国家”的思潮以及在“文化多样性”的认知背景下，日文翻译图书曾经留下过辉煌，并在文字、思想、政治、法律、历史、经济、文化、文学等多个领域，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发展。

然而，就日文翻译图书今后的前景来看，随着目前中日政治关系的持续走“冷”，也随着翻译图书的商业化进展，以及网络、新媒体等的普及，翻译图书的文化传递功能以及社会影响力也许还会继续下滑；与此同时，翻译图书的出版还受到了版权与翻译能力的制限。在此背景下，就需要出版人依照翻译图书的大数据分析，结合目前日文翻译图书所面临的现实问题，通过国家版权政策的调整，实现对引进的日文版图书的结构调整，进而在有限的翻译出版空间中尽可能地提升图书的文化传递功能以及社会影响力。

这一目标的实现，还需要出版人在今后的日文图书的引进过程中，不再是简单地关注引进图书的“畅销性”，而应该更多地去审视引进图书的“思想性”。因为，思想是社会变革的先导，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有意识地通过具有“思想性”的经典作品的引进，让读者通过图书的阅读与思考，构造出能够融合与共享的文化新理念，才能够推动两国间文化的认识与理解的真正实现。

本稿系江苏省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日文图书汉译出版史：1851-2011》（编号：16HQ04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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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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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毛泽东. 论人民民主专政[M]//毛泽东选集.第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69. [本文引用: 1]
[2]	张晓. 近代汉译西学书目提要：明末至1919[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38. [本文引用: 1]
[3]	桥爪大三郎. 《现代日本文化对中国影响的调查研究》报告书 [J]. 日本研究集刊，1996（1）：122. [本文引用: 1]
[4]	日本言论IPO. 《第12届日中共同世论调査》结果 [EB/OL]. [2017-04-25] .. URL      [本文引用: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