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革新是推动出版传播方式转型的核心要素，功勋卓著的近代出版业正是在西学东渐催化下应运而生的。可以说，近代出版史就是一部外来技术本土化的进步史。近代出版以机械技术为手段，摧毁了以雕版印刷为核心的传统出版业，完成了它的转型和古今之变，由此进入机器文明时代。

1　近代出版技术体系及其革新

1.1　近代出版技术体系及其革新路径

就本质而言，出版是对信息进行加工、复制与传播的一种社会性活动，这一复杂过程是循环往复、永无止境的，必须有一套完整的技术体系予以支撑^[1]。纵观近代以来的人类出版行为，至少包括选题策划、编辑、印刷、发行等紧密联系、分工不同的多个技术环节，它们按照同一目的和秩序构成一个严密的出版产业逻辑链，削弱或者否定任何一个技术环节的职能，都会影响出版传播的效果。因此，近代出版技术体系是一个由多个技术构成的多层次、多环节的有机系统。

对新技术的引进源于某一区域产业结构变革的不均衡，对于近代中国而言，通过引进西方出版技术有助于实现资源禀赋、要素价格、产业结构变革，进而改变整个出版生态。同时，传统出版业面临巨大的外部竞争压力，只有加快技术革新才能保持竞争优势。晚明以降，传统出版技术革新一直停滞不前，对西方技术发展态势也一无所知，以至于19世纪中叶国人看到“以活字版机器印书”，乃“恍若隔世”“竟谓创见”，并“甚为欣羡、有惬襟怀”^[2]。此后，自印刷领域始，通过外传和内习两种主要途径，传统出版技术体系得以全面革新。所谓“外传”，即教会出版机构主动引进出版技术：一是引入西方设备和操作工艺并加以改进；二是“不自觉地”培养了第一批中国近代出版人才；三是客观上促成一批大型民族出版机构的创立。“内习”，则指国人采取“拿来主义”，主动学习、引进并改造西方先进技术：一是直接引进设备和材料；二是聘请国外技术人员；三是出国学习考察。

1.2　近代出版技术体系革新内容

技术革新是在既有资源禀赋和要素价格水平下，通过引进新技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以实现技术系统与产业的动态、协同、持续发展。这种技术选择与产业生态系统间的耦合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近代出版技术体系革新模式，体现为技术引进的顺序、种类和水平高低等。自1807年马礼逊在广州印刷圣经至20世纪初期，西方新式印刷、造纸、发行、编辑技术以及经营理念、运作模式悉数传入，大体遵循了从物质技术、产业制度到观念与文化的演进规律。

复制技术是近代出版技术体系最核心的要素，也是最先引进的西方出版技术，它对中国出版界和文化界的冲击毫不逊色于雕版印刷术，可谓“巨大而深远”。近代印刷技术分为凸版印刷、平版印刷和凹版印刷三类，其中凸版印刷工艺原理与传统雕版印刷最为接近，故长期占据主要地位。除印刷设备外，凸版印刷技术还包括铸字、字模、制版、纸型等新型工艺，体系也最为复杂。平版印刷术分为石版印刷、珂罗版印刷和胶版印刷三种，其中石印术在19世纪80年代取代雕版印刷成为市场主流，之后演化为更为先进的平版（胶版）技术。雕刻凹版因其制版成本昂贵，一般用于印制地图、钞票、股票、邮票等精细印品，分为蚀刻凹版、雕刻凹版和照相凹版三种工艺。到20世纪初，近代机器印刷已占据主导地位，传统雕版印刷自此退出历史舞台。

近代印刷技术大规模引进迅速改变了出版技术生态，形成新的要素结构不均衡，体现为机器印刷对雕版印刷的冲击以及印刷、编辑、发行、造纸等技术的非对称发展。在技术生态非均衡的“胁迫效应”下，国内开始广泛引进造纸、发行和编辑技术，技术革新由此进入“正反馈循环”，但三者发展态势并不完全一致。首先，从19世纪80年代起，中国开始引进机器造纸技术，但受设备、原料和经验等因素制约，工艺流程和操作技能存在不少差距。近代机器造纸技术分为制浆、造纸两个环节，包含蒸煮、洗涤与打浆、漂白、配料与填料、抄造、整选与包装等六道工序，其下又置若干操作规范^[3]。受工业基础所限，近代造纸业虽惨淡经营数十年，却未能建立完善的技术和产业体系。其次，近代出版发行业肇始于19世纪初，发行渠道包括考市、邮寄和自建渠道，发行方式则有赠送、销售和预约发行三类。19世纪80年代初，以上海为中心的全国性发行网络初见端倪；到20世纪20年代，近代发行体系已完全取代传统发行渠道；而20世纪30年代发行业务的“合流”，标志着近代出版业产销综合体系基本成熟。再次，19世纪下半叶，新型出版机构和传播媒介兴起推动了编辑活动的专业化、职业化和规范化，实现了编辑理念、技术规范和操作流程的全面革新。一方面，铅排印刷工艺的引进对于编辑技术演进具有革命性意义，它使传统书坊完成了向近代出版机构的性质转变。在编、校、排分离机制下，编辑活动演变为相对独立的业务，包括选稿、审核、修饰、版式设计、校勘等流程；另一方面，随着编辑理念和形制的演进，编辑技术要素不断扩展和重构，到20世纪30年代形成了以“编辑六艺”为基础的相对固定和完善的编辑工作流程。近代编辑技术的成熟，标志着近代出版技术体系的正式形成^[4]。

综上所述，近代出版技术体系革新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分阶段、分项目、渐次发展和完善的。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技术生态体系与国内资源禀赋实现了正向协同，印刷、造纸、发行和编辑技术的渐次革新和紧密结合，产生了“正反馈循环”的耦合效应，近代出版业由此脱胎换骨，“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都实现了变革”^[5]。

2　技术体系革新与近代出版业要素形成

技术轨道理论认为，技术创新是产业转型的内生动力，技术既在微观层面形成自下而上的推动力，又迫使现有体制发生变革，最后技术和体制双重压力促使产业形态和模式实现相应转变和调整。作为一种结构性创新，近代出版技术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出版业对技术的结构性支配，在实现物质技术基础改造的基础上重构了产业模式、市场框架和竞争机制。

2.1　技术体系革新与物质技术基础改造

技术革新往往是“技术－经济范式”变革的“引擎”，它通过升级产业物质基础和技术支撑体系等路径实现系统内实体资源、生产要素、信息资源等的优化组合或重构。一是构建技术溢出机制。技术突破总是在知识存量、资源状况和制度机制具有优势的部门（如印刷环节）或企业（如商务印书馆）率先取得突破，然后通过示范、模仿、竞争以及倒逼等机制带动整个出版产业链实现技术升级。持续的溢出和扩散效应既提高了产业技术集约化程度，也改善了系统内部编排、印刷、发行等单元间的耦合状态以及由此决定的系统整体功能。二是提高生产效率。技术革新为近代出版业导入新的生产函数，实现了资源、资金、信息等要素的价值提高：①出版设备、原材料、工艺流程等得到全面升级改造，“将之拉入到机器文明时代”；②资源向生产效率高的新式出版机构流动，系统资源配置和转换效率明显改善；③专业化、精细化分工日趋明晰，系统内信息传播、获取与使用效率不断提高。三是创造市场需求。技术革新通过改变社会组织结构和生活方式实现对市场需求的拉动。一方面，近代城市的迅速发展，为物资、信息和人力资源的快速流转奠定了物质基础，从而扩大了市场空间；另一方面，技术革新有利于改进出版物功能、质量以及发行效率，近代出版业等因此迅猛发展。总之，技术革新与出版市场需求形成了正向循环关系，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

2.2　技术体系革新与产业制度变迁

技术革新只是引发产业革命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新技术还须坚实地“嵌入”市场运行系统之中并被其吸纳和融合，这取决于技术创新与制度演化的互动机制是否健全。从内在机理来看，技术革新首先引致系统内部的“破坏性创造”，使产业形态和结构变革得以启动，进而通过具有遗传和变异功能的“组织记忆”传递创新信息，在长时段演进过程中，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会通过系统的涨落机制放大一些合理的“变异”，并逐渐扩散到整个出版系统。因此，近代出版产业制度变迁是一个非均衡的动态过程，体现在三方面：

首先，19世纪末，在技术、竞争和外部因素促进下，近代出版业完成了组织结构、产权构成和运作方式的全面革新：①仿照西方企业建立了健全的组织结构，公司层面实行股东大会、董事会和总务处会议组织体制；②形成责权明确、监督有力的运营机制，经营层面分设人、财、物、供、产、销管理体系；③在产权结构上采用股份制、合作制等方式，表明新式出版机构已成为完全意义上的近代企业。其次，技术革新重塑了出版产业价值链，并彰显其社会价值：①编辑、印刷、发行等专业分工形成，各部门的边界趋于模糊，而产业融合和协作力度不断加剧，由此形成了高效、紧密的产供销系统；②出版业具备了产品和内容创新功能，通过挖掘和重组资源潜力与要素价值，将之转化为新产品，如报纸、杂志、工具书等新型出版物；③随着资源利用方式、媒介形态和细分市场的多元化以及出版机构生态位逐渐明晰，出版生态系统与社会环境实现了协同进化，在科学传播、文化启蒙、教育发展等方面的作用得以凸显。再次，近代出版业根植于机器大生产，在需求增加、体系分化以及竞争加剧等因素推动下，到19世纪末已形成高度商业化的运作模式。新式出版业以利润为产业发展之杠杆，抓住学新学、兴学堂、谈维新等机遇，成为近代中国增长较快的产业门类之一。此外，一部分出版机构不但集编、印、发等业务于一体，而且兼办报刊、书店、学校等，从而形成“三位一体”、多业并举的跨行业经营格局，这种带有“托拉斯”性质的运作方式有利于增强企业综合竞争力。

2.3　技术体系革新与出版理念、管理体系重塑

在技术革新驱动下，近代出版不仅完成了器物层次上的全面近代化，而且实现了理念、制度层面的重大突破。

首先，近代出版理念得以确立。鸦片战争前后，魏源、林则徐等人主张“通经致用”“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传统理念的回归具有划时代意义，为出版理念近代化提供了方向和基础；19世纪50年代以后，近代出版人奉“以社会改造为鹄的”为从业之“圭臬”，积极倡导“立言、启蒙、救国”的出版理念，出版业成为救亡图存与社会变革的重要工具，被赋予强烈的政治色彩和价值倾向^[6] ；19世纪80年代起，在秉承“公益”属性的基础上，出版业开始强调市场属性，形成了“公益和商业”的理念，并强调两者乃“相互依存、不可偏废”之关系，标志着中国出版业开始融入世界发展格局。

其次，权益意识与同业组织形成。一是“出版自由”。从19世纪中叶起，在梁启超、胡适、孙中山等人推动下，近代出版业为争取这一权利而不懈斗争，“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并付诸谋求民主与科学权利的实践中；二是版权意识。在早期出版人王韬、张元济、严复等人呼吁下，版权保护观念逐步为国人所接受，最终促成了《大清著作权律》等版权法的出台以及近代稿酬制度的建立；三是同业组织逐步成立起来，仅清末上海一地，就有书业商会、书业公所、书业商民协会和新书业公会等机构，主要负责业内纠纷调解、代表行业请愿以及对外谈判等事务，为行业的良性竞争和有序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再次，出版行业管理趋于法制化。民国以前，历代政府一直对出版业采取高压管控政策，这种随意“禁书毁版”的管理体系严重滞后于近代出版业发展形势与需求。19世纪末，随着西方出版观念广泛传播和业界呼声趋高，清政府颁布了一系列行业管理法规，包括《大清印刷物专律》（1906）、《大清著作权律》（1910）等，标志着国家对出版业的管理趋于法制化、规范化。虽然该法因清朝灭亡未能真正贯彻执行，但因“无与民国抵触之条”而被民国政府“暂行援用”。

2.4　技术体系革新与出版职业化体系构建

出版近代化的标志之一，就是知识分子从社会边缘走向社会中心，他们以出版为新“庙堂”，借此延续传统士人的道德理念和价值体系，以实现“经邦济世”之政治抱负。洋务运动时期，李善兰、徐寿、华衡芳等一批知识分子身体力行，拉开了近代出版职业化序幕。到19世纪末，职业化的先决条件已然具备：一是出版商业化和稿酬制度提供了生存基础和经济保障；二是出版技术和流程已经成形，出版业务日趋专业化；三是出版人社会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升；四是出版人职业意识和群体性组织的出现。在张元济等人的努力下，高梦旦、高凤歧、杜亚泉等人相继进入商务印书馆。此后，从新青年同仁到“开明人”、文化生活社群体等，曾经“莫肯俯就”的高才之辈纷纷投身出版业，并逐渐转化为“知识－政治”型精英。到20世纪30年代，近代出版职业化进程基本完成。此外，由于精细化分工日趋明晰，近代出版人还必须掌握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并自觉遵从行业的市场逻辑和管理机制，从而成为基于专业化的“技术型”知识分子。

3　技术体系革新与出版近代化历程

出版近代化，是中国社会和文化近代化的一个反映和缩影。所谓出版近代化，就是出版业在西学东渐冲击下，通过技术引进与创新实现了全方位转型，形成了基于工业化、商业化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取代了传统手工作坊的产业形态，并成为近代主流传播渠道。这一转型过程，既指传统出版业本身向近代演化的努力，更是指新式出版对传统出版的全面替代，此外还意味着它所承载的科学传播、国民教育、经济发展等社会功能不断得到强化。

3.1　出版近代化的历程及其特征

就发展脉络来说，出版近代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教会主导时期（1840—1860年）、政府主导时期（1860—1894年）和民间主导时期（1894年以后）。通过出版目的、内容、机构、出版物类型与形制等要素的系统对比，可洞悉出版近代化的演进规律（表1）。

根据演化经济学理论，出版业转型的实质是出版生态系统内部组织的数量、种类、地域分布与功能等随着外在环境改变而协同进化，最终达到新的系统结构平衡的演化过程。就产业演进速度、路径和特征来看，虽然1840年以后出版业出现了一些变化，但并未对传统格局构成威胁，传统产业形态、出版技术和出版物仍维持主体地位。1860年起出版业转型开始加速，技术与制度的互动关系逐渐深化，出版形式、内容、类型和发行领域都有较大变化，产业结构也日趋健全和复杂。但在前两个阶段，国人对先进技术的引进主要源于“实用”或盈利之目的，出版业还处于茫然、探索以及受制于人的阶段。甲午战争以后，一系列政治运动和社会变革在制度、思想和观念等层面改善了行业行为规则和激励机制，并对技术革新提出了新的社会需求。这一时期，技术和制度进入深度协同与融合阶段并呈现螺旋上升态势，出版业得以稳健发展，呈现出全面、稳定和成熟的近代化特征。

3.2　出版近代化转型的具体表现

20世纪30年代，近代出版生态系统日益健全，出版机构和出版物数量、种类、产业生态链等系统结构趋向合理：通过市场竞争、兼并和重组，形成了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开明以及正中等六大出版机构；出现了图书、报纸、期刊等相对稳定的出版群落；专业化分工向纵深发展，编辑、印刷、发行等成为独立行业；摆脱了封建专制制度控制，初步实现了出版自由。总之，在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艰难曲折之后，传统出版业实现了向近代化的转型，具体表现在：

首先，近代出版业成长为一种崭新、独立的实业体系和国民经济门类，这是出版近代化最重要的衡量标准。甲午战争后民族资本主义出版企业兴起，“书局日多、报馆日多”，1896—1911年间仅上海新创办的出版机构就有116家^[7]。大致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出版业重心由教会、官办书局转移到民营出版业，而传统出版仅剩扫叶山房等少数古籍翻印机构，新式出版机构、出版方式和出版物成为市场主流。作为一种新兴经济力量，以商务印书馆为代表的集编辑、印刷、发行等功能为一体的全能型书局发展稳健，为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商业操作的范式。

其次，出版物内容、结构与类型发生巨大变革，传统精英文化开始向大众文化转型。一方面，维新运动以后，除传统经、史、子、集四部图书外，还出版了大量西方自然、社会、人文科学著作，“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近代意义上的学科体系由此建立起来，对传统文化转型和新文化体系建构起到了奠基作用。另一方面，出版“下行”趋势明显，报纸、杂志成为大众化媒体，新型教科书、小说、连环画以及年鉴、表谱等工具书也大量出版，使阅读书报刊成为近代都市重要的消费方式和文化现象。

再次，近代出版业完成向“强国救民”角色的转换，成为反映民族命运升降浮沉的感应器和晴雨表。身处中西文化交汇点上，近代出版业始终以“救亡图存”为第一要义，以“开启民智”为己任，开辟了科学传播和文化启蒙的坚实阵地，成为知识精英和改革派的思想与舆论表达场，“革命之思想，亦遂普及于中下二社会矣”。总之，近代出版业在历次社会变革中都充分发挥了“催化剂”“倍增器”作用，深刻影响了近代社会的发展进程。

4　结语

鸦片战争后，救亡图存和富强独立成为国人思考的核心问题，云涌风起的中西文化交融、社会思潮与革命实践在客观上构成了近代出版业蓬勃发展的宏大历史格局。正是这种特殊社会土壤所形成的技术国情和技术风土，为近代出版技术引进提供了可能性空间、演进方向和路径。在这个意义上，近代出版技术是被晚清社会认同和接受的一种最优选择。^[8]作为社会行为和结构的一种特殊形式，近代出版技术一旦完成本土化建构，便深刻地嵌入到社会系统和思想文化变局之中。一方面，它以自身逻辑演绎着与社会发展或同步或异步的变奏曲，达成与社会之间的双向认同；另一方面，它以其固有的张力规约着国人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在近代社会变革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基金项目：南京信息工程大学126工程资助项目“媒介变迁与科学传播模式演变”（2016KJSKT01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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