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取了2017版CSSCI期刊目录中的八种与出版紧密相关的期刊，以2 100篇论文为基础数据，联系近年的研究成果，对具有前瞻性的研究话题进行归纳和整理，试图洞察和预测出版学研究的新问题、新发现和新趋势。
技术进步一方面不断延伸科技力量在产业升级进程中的影响力和渗透力，另一方面又在不断推进新科技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丰富文化消费新业态。技术不断“喷涌”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显见性特征，将国外学术出版中出现的数据仓储、文本数据挖掘、语义分析、ORCID识别码、论文版式等重大技术变化传导至严谨的学术研究中，引发学界对技术维度的全方位关注。[1]在众多技术中，大数据、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网络直播等成为2017年的技术维度关照下的热点问题。
从2013年“大数据出版”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以来，其研究热度不减，并且有不断深入之势。2017年已经将大数据视为改变出版逻辑的技术手段，大数据技术改变出版人的思维，将出版问题变为数据问题，将线性关系变为相互关系；[2]大数据在不同出版业态的应用各有侧重和特点，[3]如在教辅书的出版中，通过APP收集的后台数据，有助于形成“互联网＋教辅”出版模式；[4]读者行为的挖掘和分析打造知识付费新模式；构建移动端APP图书精准营销是实现大数据背景下图书精准营销的路径。[5]面对大数据给出版业带来的变化，出版人在坚守专业性的同时更需要具备协同、融合、核心数据的思维模式；[6]需要具备数据处理和内容整合创新能力以及全方位的沟通能力；[7]提升客观分析数据的能力、信息推荐的服务能力和知识管理能力。[8]
人工智能可谓最具前沿的话题，有学者指出人工智能在持续释放生产力、重塑产业结构和生产关系方面将发挥巨大作用。[9]人工智能对出版业颠覆性的影响取决于机器叙事的“拟人化”能力，其中能否高度模仿人类的情感、思维与逻辑是其关键。[10]
网络直播与出版的关系进入研究者视野。网络直播与出版业结合有利于建立亲民意味的文化空间，引发对读书的集体记忆，构建对出版产品品牌的认同度，有利于讲好故事和隐喻。[11]网络直播目前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营销方面，它改变了自上而下的传统出版营销模式，有效地避开中间环节，将营销方和消费者进行垂直对接。[12]但是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营销杠杆支点偏斜和渠道杠杆支点分散、内容同质化、直播低俗化、直播APP多而不专等。网络直播动力机制的构建，取决于我们对“出版＋直播”利润杠杆的研究。[13]
虚拟现实技术在图书产品中的应用，激发了研究者的学术想象力，一部分人对虚拟现实技术介入抱有乐观态度，无论是将人的感知带入数字内容的VR，还是将数字内容带入到人的感知世界的AR技术都已经在和出版业发生关系，在未来还将发生更深层次的融合。不少研究者对虚拟技术与出版业的融合表示担忧。AR图像的传播颠覆了传统观看范式，使读者沉浸其中，以真实性替代事实，这既是其传播特点，也是其传播困境。[14]因此，虚拟现实技术在出版物中的使用要考虑多种要素的交互作用，比如在AR儿童图书的设计策略模型中，要将产品、用户、视觉、交互、装置纳入进去。[15]
技术与出版的相关研究，无论是大数据还是人工智能，研究者更多从“术”的维度去探讨相互关系，数字化革命的技术浪潮如何重塑传统的出版生态，如何制定出版业的游戏规则和监管体系，这些宏观层面的问题都鲜有涉及。在微观层面上，技术改变出版流程已经达成共识，研究者更多从编辑思维和选题、技术平台和互动等方面进行研究，但对于出版终端受众和技术的互动却很少涉猎。
“‘一带一路’自身作为复杂的世界主义想象的被接受过程，也将内在驯化中国传媒产制，使之形成新的发展面向。”[16]在这一论题下集中了诸多的主题，如图书与版权贸易、文化认同与出版“走出去”的关系，出版主、客体与出版“走出去”的关系和中国出版国际影响力等。
改变我国版权输出逆差，应从政府、代理商、企业三大维度探讨海外传播的出版路径。[17]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应从深化出版合作关系、加大图书版权贸易、设立出版发行机构、常态化书展四个方面入手。[18]有学者从持续性、规模性、国际性三个维度，分析发现“一带一路”周边国家的重点书展呈现“东高西低，北高南低”的态势，区域核心带动效益明显等特点。因此，中国出版“走出去”应遵循差异化原则，采取针对性策略，在区域合作的框架下寻求更高层次更广范围的交流与合作。[19]还有学者发现出版企业在国际化网络中所处的位置与文化贸易模式有较强的关联度，有代理运营、合作运营、独立运营、内向国际化4种“走出去”模式。[20]
在图书与版权贸易主、客体的研究中，有研究人员发现我国网络文学的海外输出异军突起，这得益于民间翻译力量成长，[21]“互联网＋”正在重构对外传播要素和模式，[22]帮助中国翻译出版产业已从侧重“对内传播”转向“对外传播”。研究人员还发现，中国与拉美国家的数字出版合作具有可行性，这些国家数字知识产权保护较为严格，需要出版社在图书与版权贸易中高度重视，防范风险。[23]中美两国的图书贸易关系存在互补性，要建立良好的图书贸易关系，一方面要调整贸易结构，优化版权保护；另一方面注重本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提高文化开放水平。[24]通过对亚马逊（美国）网站的中国书店中主题图书数据的分析，外文版图书数量明显少于中文版图书数量，实用类图书比重较大，参考书和健康书籍较为畅销。[25]打造一个国家层面的出版发布平台，将有助于中国科技期刊参与国际化竞争。[26]
尽管学者们大都意识到“文化共识”是中国出版走向世界的关键变量，但是对文化共识的内生动力不足的原因探讨还不够深入，文化共识和对外出版不仅仅是手段和目的相互转换，更是两翼一体的共生共存。
媒介融合的发展对媒介管理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特殊管理股被提上日程，旨在加强社会性规制和放松经济性规制。[27]目前我国出版特殊管理股的制度设计中存在着国有权利过于集中、权责不对等、信息不透明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他股东的投资预期；证券交易所未将特殊管理股明确化，影响公司的运营效率；特殊管理股的法律法规不完善。[28]此外，特殊管理股在出版企业实施过程中也面临社会效益风险、制度风险和公平风险。[29]因此，在关照利益相关者的前提下，国有出版企业的特殊管理股制度设计的核心在于：党和政府在舆论导向把关、总编辑和主编的人事任免上是否有一票否决权。[30]从实践来看，特殊管理股的概念、适用范围、作用对象、作用形式、权利范畴等都需要深入探究，找到适合我国国情的答案。[31]通过对我国文化体制改革政策演变的梳理，不难发现特殊管理股制度的改革是“一股一权”向“一股多权”的股权制度改革，分别有收缩、扩张和融合三种预期路径。[32]欧美国家特殊管理股有出版企业黄金股制度和双重股权结构两种模式，在媒介管理方面又有独特的做法，比如政策松绑、编辑独立和专业化媒介管理，依靠完善的机制确保媒体不因商业利益损害公共利益，这些都值得我国借鉴。[33]
有学者将出版业定义为服务业，引发人们对出版业属性的再思考。[34]出版产业是知识生产的主体，从知识传播的环境变化不难得出，出版企业的知识服务应脱离初级的信息推送，改为高用户黏合度的知识服务再造。[35]不同的出版社和期刊社均朝着知识服务的方向转型，无论是平台、生产流程，抑或运营模式，都需要发生改变。科技出版的转型实践应顶层设计先行，以技术平台和数据为支撑，建立优质资源，探索适合知识服务的商业模式。[36]学术期刊的知识服务转型重在打造“共享—出版—传播”平台，注重知识的二次加工，提供个性化服务；[37]生产流程应当重塑，第一步就是对数据结构化并进行排版。[38]有学者基于互联网思维提出建立免费共享数据库，使论文的社会总体效用最大化。[39]在国家层面建立跨机构协作网络，建立科研社区检索系统，有利于学术期刊的开放式获取。[40]
出版业的供给侧改革，是解决传统出版管理政策漏洞、监管不到位、体制改革不彻底等问题的路径。此外，渠道滞后导致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也是出版业进行供给侧改革的主要原因。[46]
针对不同的出版物，供给侧改革的思路应不尽相同。面对职业教育出版供给侧结构失调，应从学生、教师、学校、作者和政策五个维度分析需求，建立基于“互联网＋”的职业教育出版供给侧改革模型。[47]大学出版社的供给侧改革应当正视库存压力大、市场主动权缺失、数字出版和跨界融合任务艰巨、内容单一等问题，对标国际一流学术期刊标准，针对解决中国问题的研究成果应优先出版；[48]学术期刊的供给侧改革应通过推动精准的知识服务达成。[49]
2017年版权的研究聚焦于版权元问题、网络版权保护、版权运营等几个方面。
中国著作权法的第三次修改迟迟未出台，再次引发人们对版权元问题的思考。对于版权保护期限问题，有研究者提出从作品发表之日起作为起算点，自然人作品保护期限规定为作者终身加死后14年。作品自发表之日起，每隔14年，权利人应当通过版权登记以确定是否继续受保护。[57]由于传统文化中的宗法集体主义和恒久意识造成版权集体管理制度失灵，[58]因此，集体管理组织内部应遵循私权、有限集体管理、公平和平等、会员权利人中心的原则。[59]面对互联网时代海量作品综合利用、高速流通的需求，集体管理组织应克服“叠床架屋”的问题，实现组织间的整合。[60]在版权设计权方面，可以考虑废除《著作权法》第36条，进而把版式设计权纳入《著作权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范畴，而不必单设邻接权予以保护。[61]关于中国涉外知识产权协议管辖制度，可以适当接受其在涉外知识产权侵权管辖领域的扩张，但是应对适用范围和适用条件进行严格限制。[62]合理许可费的赔偿可以借鉴德国著作权法经验，不限于著作权人已经签订的许可合同。[63]
数字化背景下版权保护遭遇一系列新问题，如孤儿作品的版权问题，有人认为，对孤儿版权的利用应延及非数字化形式。[64]在财产权保护方面，补偿金的收取和分配与作品的网络下载、传播直接挂钩的补偿金运作模式，才更符合我国国情。[65]鉴于知识服务平台已超越了著作权法规则，著作权法修订案应扩张著作权的外延，平衡知识服务平台、著作权人与使用者的利益。[66]
侵犯著作权罪中“以营利为目的”的规定一直是法律争议所在。有学者提出两种方案，一是保留要件，用刑法和非刑法措施治理；二是修改要件，综合治理相关行为。[67]国际文本与数据挖掘版权（TDM）符合鼓励创新的版权立法宗旨，建议我国立法将其明文列为版权限制与例外给予直接支撑。[68]数字出版时代的著作权刑事犯罪治理，要在司法实务中确立“固定＋双向浮动”的危害结果认定标准，准确适用罪名。[69]由于用户原创内容（UGC）版权侵权涉及版权人和服务商之间的博弈，因此应分阶段通过协议实施自我治理。[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