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的辞书史中，我国辞书编纂历史悠久，辞书数量庞大，辞书在社会应用中的地位高、价值大，而且其编纂出版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从这些特点上看，我国无疑是“辞书大国”。但当前的辞书编纂和出版，从辞书种类和功能发挥的丰富性、辞书编纂出版队伍的数量和质量、辞书载体的多样性和智能性、原创辞书理论受世界同行的认可度、权威经典的辞书样本的充足性等角度看，我国虽然进步巨大，但距离“辞书强国”目标的实现还有一定距离。我国政府主管部门已经认识到：采用科学的、切实有效的辞书编纂出版规划来引导、规范、激励、繁荣辞书编纂出版事业，这是提升由“辞书大国”向“辞书强国”迈进速度的一项关键措施。
“辞书编纂出版规划”（以下简称“辞书规划”），指政府相关部门或社会团体为了发展辞书事业，解决辞书领域出现的问题，使辞书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各方面的使用需要，更好地在知识文化传承传播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而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辞书编纂、出版、使用等方面作出的长远发展计划。
古代的辞书编纂行为多体现为政府主导，较少有民间行为。编纂者多有官员身份，对辞书编纂组织和团队的管理主要依靠的是政府权威，官员身份使编者在行政上和学术上都有权利指挥编纂团队按统一的体例进行编修，再加上背后多有皇帝的敕命，这都保证了辞书编纂的速度和力度。
古代辞书的编修或者奉敕，或者是编纂完成后首先进献皇帝再颁行全国（如《说文解字》等）。编者也多有政府背景，例如作为辞书萌芽的字表的作者，《史籀篇》是周宣王的太史—籀所作。秦始皇要统一文字，于是李斯书写出标准字体《仓颉篇》，赵高做《爰历篇》，胡毋敬作《博学篇》。在这些作者中，李斯被拜为丞相，赵高为中国第一个宦官宰相，胡毋敬官至中丞相，都是政府要员。两汉时《说文解字》的作者许慎是五经博士，举孝廉，历任洨长、太尉阁祭酒；《类篇》的署名作者司马光在哲宗时被召为门下侍郎，进尚书左仆射；《康熙字典》的主编张玉书为文华殿大学士，陈廷敬先后担任康熙帝师、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康熙字典》总修官等职……
另外，很多辞书的编修也有政府背景。如大多数韵书，一方面为科举考试内容，如《礼部韵略》等；另一方面为治经之小学工具。韵书的修订因为承担着口语语音沟通问题，一直是政府关注的，如《广韵》《集韵》的修订无一不是奉敕，而据《明实录》《清实录》的记载，《洪武正韵》《音韵阐微》等也都是皇帝赏赐大臣及国外使者的礼物，这是对辞书编纂的政府支持。到民国“国语运动”后，为推广国语，就有黎锦熙的《国音标准字汇》。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都非常关注《新华字典》的编纂，直接批示过意见。学界认可的、真正意义上的辞书规划是从1975年开始，都是在新闻出版署（现为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统一领导下实施的。
1975年5月23日至6月17日，第一次全国辞书编写出版规划会议在广州召开。会议制订了《1975年至1985年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草案)》。辞书学界一般称其为第一次辞书规划。第一次规划主要是应急，解决社会对辞书的急需，辞书以中小型为主，发挥“轻骑兵”作用，正式出版了影响面最大的《现代汉语词典》和一大批填补类型空白的语文性辞书，满足了广大群众利用辞书学习文化知识的需要，一改中国“辞书荒漠”的局面。
1988年11月21日至25日，第二次全国辞书编写出版规划会议在成都召开，讨论制订了《1988—2000年全国辞书编写出版规划(草案)》，此即第二次辞书规划。第二次规划侧重大型辞书和专科辞书，《中国大百科全书》（1993年8月出齐）等都是这次辞书规划中的里程碑式的作品。
2013年10月30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下发了《关于印发〈2013—2025年国家辞书编纂出版规划〉的通知》（新出政发〔2013〕9号），这被辞书界称为第三次国家辞书规划。第三次辞书规划是中国由“辞书大国”迈向“辞书强国”最重要的攻坚阶段，辞书创新是核心。
辞书是存储语言资源的容器，是词、语、句等条目的形、音、义（知识）、用等语言学属性和相关概念条目知识属性的编码化工具，这使辞书规划和语言规划产生紧密联系。要全面建构现代辞书规划理论，就要厘清与语言规划的关系，吸收语言规划的成功经验，与语言规划相结合。
从学科和政府工作归口的角度看，辞书规划的对象是图书编纂出版，属于新闻出版学科，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负责规划与实施；语言规划的对象是语言文字本体及其在社会、各行各业中的语用，属于语言学中的社会语言学学科，由国家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规划和实施。
从影响面看，辞书只是众多出版物中的一种，所以辞书规划在新闻出版领域只是一项常规性的工作，对社会的影响面也相对较弱；而语言规划则是国家语委的核心工作、基础工作，直接管理着社会和各专业领域的语文生活，影响所有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
从规划内容上看，辞书规划关注面比语言规划广。有普通语文辞书规划，也有各学科领域的专科辞书规划；有汉语辞书规划，也有民族语言、外语、多语辞书的规划；有词典的规划，也有百科全书规划；有传统纸媒辞书的规划，也有新兴电子词典的规划……这些规划对象都是以辞书文献的方式存在，涉及面广，侧重点随每次规划的背景需求不同而变化。语言规划虽也关注各领域、各学科的语言文字使用，但更侧重于对社会语言文字的管理。各学科领域、各专门领域的语言规划目前开展较少，更多是交由各领域的专家负责。
从辞书内容和编纂工作上看，辞书规划与语言规划其实是一体两面的关系。
首先，语言规划理论常将语言视为一种资源，语言规划中的重要环节就是将语言资源有序化（编码化）、系统化，这一工作被称为“编典”。编典工作的成果载体就是辞书。即辞书就是语言资源的容器，各种经过规范后的语言属性和知识属性按不同原则和编码方式存储于辞书中。辞书在某种性质上有语言文字法典的特点，因此学界称其为“语言文字准规范”。
具体来说，词典是辞书中的核心门类，分语文词典与专科词典。前者针对生活交际，存储的是生活语言、通用共核语言资源，编纂核心是对相应语言成分的形、音、义、用等属性进行描写，出版和使用目标是以专家权威的描写引导社会语言交际，并起到查阅语言知识及辅助语言教学等作用。后者针对专业交际，存储的是专业语言、领域语言，编纂核心是对相关专业词汇（术语、专名等）指称的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及关键知识特征进行描写，出版和使用目标是对术语（含专名）进行定名、定义、定特征的规范操作，并主要提供知识检索、查阅服务。
其次，制作规划政策和推广规划的背后都以政府行为的刚性和专家的专业性为质量保障，体现权威性。从专业保障上看，辞书规划的具体贯彻实施是以出版机构为组织平台，协同各行业的专家参与具体编纂工作。语言规划更多是借助教育主阵地，但具体实施也是借助规范词典、语文教科书等进行落实推广。在人力资源队伍上，辞书规划与语言规划也有交集点、共通点，语文性辞书的编者大多都是语言文字研究者、管理者或相关工作者，主力人员往往是一致的。
因此，要研究辞书规划，必须要与语言规划相结合，特别是语文词典规划与语言规划的结合。
语言规划理论体系的架构已经相对成熟。以色列学者罗伯特·库珀(Robert L.Cooper)、芬兰学者哈拉尔德·哈尔曼(Harald Haarmann)都曾提出“语言规划行为分析模式”，胪列出一系列的语言规划构成要素[5,6]。在辞书规划中，也要借鉴语言规划的这一做法，先搞清这一系列因素，构建辞书规划的基本理论框架。我们认为辞书规划的基本理论要素如下。
规划战略：涉及辞书强国建设、辞书产业布局、辞书产业走出去、辞书编纂人才队伍建设、辞书出版力量建设等。
规划功能：语言规划提出了功能说、资源说、工具说等规划功能理论，我们也要建构相应的辞书规划功能体系，解决“为什么规划”的问题。我们认为辞书拥有查考功能、教学功能、辅助表达功能、规范功能、资源贮存传承功能五大元功能[7]，辞书规划的核心功能是将辞书的这些元功能充分发挥出来，以服务于社会普通交际和学科专业交际，满足全民知识检索需求、知识传承需求，并最终形成辞书文化产业。
规划主体：涉及政府新闻出版管理部门的政府治理、政府知识管理、文化产业管理等。
规划对象：涉及编纂规划编纂出版的各种辞书项目，要基于辞书类型学理论，填充辞书类型空白，做大精品辞书类型，使辞书载体类型丰富化。
规划的受益者：要解决“为谁规划”的问题。例如，为社会普通语言交际、为教学、为专业领域的专业交际、为传承文化和跨文化交际服务等。
规划的环境因素：涉及辞书市场调查、辞书出版环境调查、辞书用户调查、辞书使用习惯调查等。
辞书编纂的规划过程与方法：涉及政府部门—出版机构—专家学者团队（或个人）的辞书编纂、修订、再版等流程和办法。
辞书出版的规划过程与方法：涉及辞书规划项目督办、辞书质量审查、规划项目经费审计、出版发行、市场营销等。
规划评价：辞书评论。
规划声誉：辞书影响力、编者权威性、出版机构的公众形象、政府管理部门的形象。
1）创新的辞书编纂出版需求会激活语言规划中的相关空白点和薄弱点，带动语言规划的同步创新。
例如濒危语言词典编纂需求会带动相关民族语言规划的进行；辞书编纂中基于大规划语料库和网络检索的例句提取和义项归纳的新编纂手段，会发现很多活生生的语言材料和语言新规则，也加强语言本体研究的规划，也会带动语言规划向语料库语言学、计算机语言学方面延伸；电子词典的全文检索和语义自动关联编纂技术的需求，会使语言规划向知识本体、语言属性数据挖掘等方面倾斜……这些辞书编纂需求，都会推动语言规划的创新发展。
2）语言规划的创新也会同步带动辞书规划的创新。
我国正在由辞书“大国”向“强国”迈进，辞书类型创新和辞书文本创新是两个关键创新任务，都需要语言规划相关理论研究和方法创新的推动。
首先，不同的辞书类型满足不同层面的社会需求，语言规划中新理论、新方法的产生，往往能促动产生新的辞书类型。不同类型辞书对每一个词语、每一个专科概念条目的语言属性或知识属性的描写方式和描写原则的不同，传统类型辞书编纂一般受3个理论指导：一是描写主义（如方言词典等共时描写词典），二是规定主义（如专科词典等），三是权威主义（如规范型词典）。随着语言学中的认知语言学的发展，语言规划越来越重视认知语言学在母语教学和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产生了一大批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成果，此时，辞书规划的指导理论也创新性地产生认知主义理论，于是新的辞书类型—内向型与外向型学习词典、详解词典、积极词典就出现了，推动了辞书规划的类型规划的创新。再如语言规划越来越关注不同专门语域的语码研究，这就带动了辞书规划也关注领域语言的“编典”工作，产生了以收录和解释各语域特殊类型词的专题词典—如法律文书用语类词典、商业用语类词典、汉语特色词英译类词典等，这些辞书类型上的创新，既满足了各语域的专门交际需求，也实现对社会语用的有效引导。
其次，我国目前有很多经典辞书文本（如《现代汉语词典》），但缺少在世界上有影响力的创新文本。解决该问题可以考虑与语言学的词汇学、语义学理论创新相结合。例如语言学最新流行的元语言、词价、术语价、图式范畴、概念合成、构式语法等都可以带来辞书词义描写和义项设置的创新变革，产生了如学习词典中出现的整句释义、释义元语言设置、义项索引、对外汉语教学词典的“语块”条目收录等辞书编纂创新。
首先要梳理辞书规划的发展历史，对辞书在发展萌芽态、发展态、完善态、低谷态、转型态中的经验和理论萌芽进行爬梳。中国是辞书大国，辞书编纂历史悠久，成果丰富。要在全面了解辞书规划既有传统和特色经验的基础上，再结合辞书规划的现实需求及西方的先进做法，完善我国辞书规划的理论与实践，并力求有所创新，特别是能向海外输出原创性的辞书规划理论。我国辞书自古以来一直作为语言资源的载体和语言规划的推行工具，所以要加强辞书规划史与语言规划史的共变研究，找到它们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规律和因素所在，并产生创新性理论。
总之，要进一步推动辞书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需将辞书规划和语言规划有机结合，使辞书规划的学科理论体系更丰满更完善，产生创新辞书文本和符合汉语汉字、汉语辞书特点的创新辞书编纂理论，并用以指导辞书编纂、出版、营销等方面的实务创新，使汉语辞书在国内“强起来，壮起来”，在海外实现全方位“走出去”，早日实现“辞书大国”向“辞书强国”的成功转型。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语委优秀成果后期资助项目“ 《二十世纪以来汉语辞书学论著指要》编纂及相关研究”（HQ135-9）、山东省社科联人文社会科学课题“工具书视角的中华文化海外认同与传播资政研究”（16-ZZ-WX-01）、西南大学中央高校基本业务费专项资金创新团队项目（SWU1609105）阶段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