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各国的发展来看,一个国家的发展和进步与其国民的阅读量和阅读能力是成正比的。如以色列成年人平均每个月要读1本书,德国每年有近一半的人阅读量超过9本书,在德国每1.7万人就有1个书店。当前,在多媒体和手机的强烈冲击下,人们获取知识的方式正在改变,碎片化、娱乐化的浅阅读已经成为大众阅读的常态,国民深度阅读量和阅读时间越来越少,而且呈下降态势。因此,有必要提升中国国民的阅读能力和阅读量,丰富国民的文化生活,增强中华文化的厚重感和民族凝聚力,使良好的国民阅读氛围为中国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阅读的权利。阅读权作为公民“受教育权”“信息权”“知情权”的延伸,应该作为公民基本权利,依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纳入法律救济的范畴。要关注的弱势群体,如行动不便者、视觉障碍者、阅读障碍者、文盲或半文盲的平等利用阅读资源的权利,政府有为其提供阅读便利的义务,赋予他们权利救济的渠道。《宪法》还要保护公民的知识产权与隐私权,同时尊重全体法人的阅读权利。
(2)阅读的义务。要明确阅读与阅读推广的过程中各责任主体的义务,如出版机构、网络媒体的资源建设者优质内容提供的义务,政府特定部门的书目推荐义务,社会机构与公益组织在阅读推广过程中的社会责任义务,以及监管方对义务教育机构的阅读推广的监督义务等。阅读的义务在法律层面对社会组织有一些全面的要求,鼓励公民个人、社会团体参与全民阅读活动,督促全民阅读任务的完成。
阅读是学业和事业成功的重要基础。公元前500年前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古印度的释迦牟尼,中国的孔子、老子、孟子,他们提出的思想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这一时期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各个文明都出现了“精神导师”,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换句话来说,人类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开始以阅读的形态形成,此后,每当人类社会发生危机或者新的飞跃时人们总是回头看看。中国作为新时代的重要文明国家之一,正沿着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这一轨迹发展,在自由思想的基础上实现新的飞跃,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公正、法治、自由、平等、文明、和谐、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就需要一个良好的文化平台作为保障,需要通过阅读对国民素质的提升进行有效支撑。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人们的阅读方式也发生变化,但由于人们对网络阅读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积累均很薄弱,也使得人们对网络阅读的管理意识不够到位。在“互联网+”时代,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愈发成为人们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虽然网络阅读引发了“快餐式阅读”“浅阅读”“娱乐化阅读”“零碎的网络刷屏”等阅读方式,但网络阅读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读者可以有效利用时间进行阅读,网络上大量的经典也成为不争的事实。
目前,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阅读意识在不断提升,积极推进书香社会发展已成为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全民普及阅读知识、加强阅读意识、提高阅读技能等是阅读发展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华润怡宝集团于2007年开始以“分享知识,解渴心灵”的项目理念为己任,在全国启动“百所图书馆计划”,从开始的“用一瓶水换取一本书”的方式,到开展“讲书日”活动,再到“怡起悦读陪伴成长”主题活动,已经连续11年先后募集图书一百万册,在全国捐建图书馆172所,以培养孩子们的阅读意识和习惯。
从目前社会发展来看,功利性和娱乐性的阅读往往占据人们个人阅读的绝大部分时间。人们对阅读时间的把控程度比较低,绝大多数人还没有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也缺乏相对固定的阅读时间。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全国先后涌现出一大批读书会,这些读书会利用人们的业余时间和网络优势,组织引导人们阅读。如樊登读书会每年向读者推荐50本书,由樊登博士对其推荐的图书内容进行提炼,以10~15分钟的时间向会员讲述该书的精华内容,通过线上和线下的读书分享活动与其会员一起享受阅读,使会员养成阅读习惯,并增长知识。
中国当前区域、城乡差别明显,资源分配不均,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全民阅读的开展。目前,中国的公共图书馆相对偏少,普遍缺乏家庭、社会的读书氛围,国民还未养成阅读意识和习惯。虽然近年来高校图书馆随着教育评估的开展,藏书越来越多,但图书的流通率比较低,高校图书馆的功能发挥不够,越来越像一个大的“自习室”。此外,中国每年出版新书种类、数量不少,但真正的“好书”却相对不多,装帧、定价与内容质量不成正比,且盗版泛滥。
许多地方政府对全民阅读的认识不够到位,缺乏对全民阅读的全面规划,总是认为开展全民阅读很难对自己任期的经济发展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因此,全民阅读多是以“形象工程”的形式开展工作。比如,每年的世界读书日期间,许多图书馆要临时性开展阅读活动,这些活动往往是一时热闹,但参与人员少,缺乏持续性,也就形成了我国的全民阅读活动多以这种零星的、短期的甚至是一次性的活动居多的局面。
在推进全民阅读的过程中,通过把全民阅读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明确政府应承担的具体责任,促使政府转变职能。政府作为提供公共物品的社会组织,应该设置专门的机构,倡导立法鼓励图书馆、社区、书店等单位来领衔组织全民阅读场所建设,设立专项财政资金给予有力支持,同时还要有专门的制度来确保这些工作的落实,给全民阅读提供保障。
政府应加强对网络阅读的监管和政策引导,逐步净化网络阅读氛围,将那些以讹传讹、错别字满屏、低俗无聊的杂文清除掉。同时,保护图书版权,激活网络图书市场,将更多优质图书转化为电子内容,对那些优秀传统文化和科学常识等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内容,政府可以一种公益性的形式提供给读者,促进优质内容的分享阅读。另外,政府可以设立“国家阅读书目”,对于纳入“国家阅读书目”的图书,政府以购书券的形式发放给读者,鼓励人们阅读经典。加强培养青少年的阅读能力,使青少年不仅要“爱读书”“多读书”,还要养成“读好书”的好习惯。
全民阅读要明确责任主体,建立完善的保障制度。首先,要发挥社会主义国家全民阅读制度的优势,建立统一的阅读推广机构,避免阅读推广变为系统内的阅读推广。以法定节日的形式确立,将使全民阅读上升到新的高度,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和重视。如设立国家青少年阅读基金,举办青少年阅读的公益性活动,引导和激发青少年的阅读兴趣,从小培养青少年阅读习惯。其次,要在法律上保证资金投入,明确阅读推广的资金预算来源,额度、使用渠道,建设必要的阅读推广基金。第三,培养一批阅读推广人,阅读推广工作与教育工作有较大的区别,一个合格的阅读推广人必须懂阅读,懂教育,懂人文,懂受众,懂推广,有热情,有爱心,阅读推广人要有引导和提升人们阅读质量的信心。第四,制定中国全民阅读的规划,将中国全民阅读的经费纳入政府预算,保障全民基本阅读权利等。
在全社会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过程中,各级各类学校开设阅读课程,将阅读引入学生课堂是普及阅读知识、培养阅读后备人才、突破人才制约瓶颈的重要途径。可以组织阅读专家通过特定的教育内容、教育方式和评价制度,向全民传授阅读知识和技能,提高人们阅读知识与技能水平,以适应阅读社会化的发展趋势。如樊登读书会,就是一个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学习型机构,其理念是“阅读改变中国”,每年向读者推荐并一起阅读分享50本书,目标是倡导和帮助中国3亿人养成阅读的习惯。樊登读书会已经在全国91个城市设有分会,有超过170万的会员。
推动全民阅读不仅仅体现在权利义务保障机制的设计上,更要注重激励机制的设计,设立全民阅读节,举办全民阅读推广活动,对于阅读推广的各类主体,包括政府、事业单位、企业、社会机构、公益组织、公民个人给予适当的奖励。要从阅读推广组织方与阅读方两个方向设计激励机制,确保组织方与阅读方同时保持高度积极性与参与性。从激励诱导、行为导向行为时空制度、行为规划制度出发,因地制宜,不断创新形式,助推全民阅读推广。
虽然国家不能运用强制力对个人的阅读内容和阅读行为进行干预,但是国家可以用倡导性,推动全民阅读还需要家庭和个人的主观努力。也可以利用名人效应引导和推动全民阅读的开展,如著名作家、中国作协副主席贾平凹在2015年发起的“贾平凹邀您共读书”全民公益性阅读活动,得到中国作协主席铁凝、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等文化名家的积极响应,目前已经在西安、北京、兰州等地举办超过50场“贾平凹邀您共读书”活动,先后有50多万人参与阅读分享,同时,通过微博、微信等“数字阅读”形式直接或间接影响了全国100多万读者,为推动全民阅读进一步开展做出了贡献。
建设文化强国,构建和谐社会,是全民阅读的根本目标。随着全民阅读的不断推进和深入开展,人们从阅读中不仅汲取知识和智慧,也陶冶了情操,同时也获得良好的精神动力和事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力,进而为全面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打下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