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信息技术的不断升级，出版企业的经营管理理念、模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本文依据1997—2016年CNKI数据库收录期刊文章，从研究热点、研究方法、期刊分布等角度考察分析我国出版社经营管理研究现状，从中发现我国出版社经营管理研究的特点、趋势，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可借鉴的方向。
现代企业管理理论经历了科学管理、行为科学与战略管理三个阶段。科学管理理论强调生产环节的效率，盛行于20世纪30年代之前，以泰勒为代表。行为科学理论关注人际关系的处理，在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处于鼎盛，以梅奥为代表。以企业战略管理为核心的管理理论是企业管理理论的一次飞跃，实现了从强调“人、财务、物”为核心到强调以提高企业适应能力为核心的转变。20世纪80年代以后，战略管理学在国际上进入繁盛发展的时期。先后出现了一系列战略管理学派，其中以安德鲁斯为代表的设计学派、以安索夫为代表的规划学派和以波特为代表的定位学派为三大主流学派（侯剑华，2013）[1]。
我国出版社从2003年开始实施转企改革，到2010年年底所有的经营性出版社全部转企，成为市场主体。原来经营性出版社的事业单位全部核销，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原则，出版企业在建立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逐步改进经营管理观念、人事、劳动、分配制度、组织架构，部分践行了上述的企业管理思想。其中波特提出的三大竞争战略（成本最低、差异化与集中战略）比较适合具有文化创意属性的出版企业管理。
本文研究的问题主要包括4个方面：①1997—2016年，我国出版社经营管理研究的总体趋势；②1997—2016年，我国出版社经营管理领域的研究热点；③1997—2016年，我国出版社经营管理研究领域使用的研究方法；④我国出版社经营管理相关研究刊发的期刊和呈现的特点。
本文以文本挖掘及可视化软件CiteSpace5.0 R3为主要手段，从知识图谱绘制、主题词聚类、关键节点文献等方面考察研究动态。数据来源为1997—2016年CNKI数据库期刊出版企业管理研究的相关论文，以主题词“出版企业管理/出版企业经营/出版社管理/出版社经营/出版集团管理/出版集团经营”搜索，经数据清洗处理，搜索到163篇文章。来源文献包括作者、标题、来源出版物、摘要等消息。
论文总体数量呈上升趋势，个别年代有波折（见图1）。第一次小高潮出现在2003年，这主要是因为从2003年开始中央确定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开始在一些出版社实行转企的试点工作。[2]转企之后出版社如何经营管理，如何实现人力资源的发展，如何实现以财务管理为核心的经营管理，如何拓展融资渠道，对中国出版业而言，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学者、出版社的从业人士纷纷发表出版企业管理方面的文章，论文总体数量呈上升趋势，给出版社更有效地进行经营管理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研究的另一个高潮出现在2012年。我国出版企业从2003年开始转企改制，2010年年底全部结束，我国出版企业进入后改制时代，业界对于出版社转企之后如何有效地进行企业管理开始反思。通过改革，出版企业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市场主体地位初步确立，但同时也存在诸多问题，CNKI收录的文章在2012年之后开始聚焦后改制时代出版社的经营管理。
在CiteSpace功能与参数页设置相关参数，时间为1997—2016年，时间切片为1,Node Type选择key word，每个时间切片选择Top50，连线强度选择Cosine，得到我国出版企业管理研究的关键词共词网络聚类，见图2。三个阈值C、CC与CCV的赋值以默认的参数即可。关键词反映出的研究热点可以归类为：大学出版社、信息资源（数字出版）、出版集团、转企改制、中小出版社、经营模式、图书质量等，#0“出版企业”与#1“中国出版业”不具有实际的研究意义，在此忽略，#3聚类“信息资源”通过引用历史（citation history）回溯，发现此处文献聚焦于数字出版。
第一个热点是大学出版社的经营管理。
截至2015年年底，在我国580余家出版社中，大学出版社共有110家，年码洋超过5亿元的大型大学社仅占10%左右，码洋过亿的大学社也不过30%左右（李士峰，2010）[3]。可见，大部分大学社从经营规模到经济实力都是属于中小型出版社。从关键词共词网络聚类图也可以看出，中小出版社亦属于文献研究的一个焦点。
2007年，大学出版社改制试点开始，到2009年年底，103家大学出版社全部转制完成。关于转制，业界认为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大学出版社的市场主体地位初步确立，但也暴露了诸多问题。当前已经进入后改制时代，改革已经进入深化阶段，制约出版企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有三个：一是产权多元化，二是产权人格化，三是管理科学化。
第二个热点是数字出版与融合发展。
传统出版企业与新兴出版融合，运用新技术、新模式、寻求新的增长点成为出版企业发展必经的进程。数字出版的关键词是“融合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传统出版与新媒体技术的融合；二是国有出版资本与非公有资本的融合；三是出版业与其他业态的融合。
出版企业大都拥有自己的微信公众号，运用社交媒体进行精准营销。黄升民和刘珊（2011）[4]提出全媒体营销的新型营销模式，即以信息数据库和互动平台作为“全媒体营销链”。建立海量数据信息库对受众和消费者信息进行普查，再以网络社区的概念对受众进行信息反馈的主动引导和互动讨论，从而形成“全媒体营销”。
在国有出版资本与民营资本融合方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以下简称《决定》）指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决定》首次提出“对按规定转制的重要国有传媒企业探索实行特殊管理股制度”。2015年，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首次给予混合所有制的北京华语联合、人民天舟两家出版有限责任公司对外专项出版权。北京联合出版有限责任公司与人民出版社两家国有出版单位通过特殊管理股的形式，与民营资本进行合作，开展对外出版业务。
数字出版的融合发展还体现在传统出版向其他业态拓展。凤凰传媒近几年正在扎实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目前，旗下9家出版社成立了数字出版部门，在产业链延伸上积极拓展游戏、影视等相关产业，现已拥有3家影视公司、3家游戏公司，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存量资源的多元变现。数字出版如火如荼，但是目前出版集团全媒体业务处于运营的初级阶段，受通信运营供应商管控，盈利微薄（周瑜，张倩，2010）[5]。今后的数字出版，内容提供商要主导整个数字出版的过程，由出版企业自主策划内容、自主定价、自主营销。
第三个热点是出版集团的经营管理。
出版集团化的发展以整合优质资源、创造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为目的，在初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随着内部资源的扩张，集团的组织成本明显增加。制约出版集团发展的主要因素有两个：一是产权结构，二是市场竞争机制（王维佳，2009；杨湘徽，2007）[6,7]。在出版集团的管理模式方面，郭光华（2006）[8]认为科学的母子公司管理模式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即集团管控分为控股（财务）、战略、经营与职能四种基本模式。杨湘徽（2007）认为出版集团组织重组须理顺集团各企业产权结构和治理结构。出版集团首先要剥离发行业务,发行渠道的重组整合尽可能采用扁平型组织结构。
在资本运作方面，文献聚焦于出版集团多渠道融资策略，其中，上市融资是主要渠道。随着《关于深化出版发行体制改革工作实施方案》的出台，一些有条件的出版集团陆续上市。出版集团经过多年发展，现已初见成效。2016年中南出版传媒集团、凤凰出版传媒集团、中国出版集团、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和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共五家出版集团进入了全球前20强。全球出版50强排名侧重营收指标，是否能全面衡量一个出版企业的综合实力尚需客观分析，但至少从一个侧面表明中国企业在世界出版格局中的位置，显示了中国出版企业集团化带来的成果。
1997—2016年我国出版企业经营管理研究的方法具有以下特征：①非实证研究方法居主流，占比83%，多为书评、个人观点陈述、经验总结、理论反思等方面的非实证研究。②定性与定量的实证研究方法应用甚少，占比17%。在定量研究方面，只有“基于熵权的大学出版社经营绩效评价”1篇文章，文章基于熵权法，构建了大学出版社的综合绩效评价模型，并对100多家出版社做了实证分析。可见，CNKI期刊关于出版企业管理的研究文章还是以非实证研究为主。今后定量定性相结合的研究可进一步加强，尤其是关于出版企业管理与出版企业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可采用结构方程模型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研究。
1997—2016年CNKI相关期刊共发表我国出版企业经营管理研究相关论文163篇，主要集中于新闻传播学、经济学与高校学报期刊。有87%的文章发表在新闻传播学类期刊,5%的文章刊登在经济类期刊，4%的文章见于高校学报，余下文章散落在其他期刊,其中图书馆、情报学与文献学期刊发表2篇，综合性社科2篇，计算机类与统计类期刊各1篇。新闻出版学期刊中，排在前3位的CSSCI期刊是《科技与出版》《出版发行研究》《现代出版》。
我国出版企业管理的指标体系未作系统构建，多数文献仅从某个或者某几个方面阐释出版社的管理状况；对于我国出版企业的管理与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未作解析。今后的研究可拓展的领域有：我国出版企业管理的指标体系的构建、出版企业管理与项目管理的实证研究以及出版企业管理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可用德尔菲法构建出版企业管理的指标体系，进而对于我国出版企业的管理状况进行评级。关于出版企业管理模式，今后的研究可以采用深度访谈与量化工具结合的方法，对于我国出版企业如何通过改变管理提高绩效进行实证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