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互联网+”的深入发展，出版业面临着许多机遇与挑战，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数字出版“十三五”规划总体目标提出，“新闻出版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全面完成，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融合发展初见成效”。我国数字出版起步较晚，直到“十二五”期间出版数字化才被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许多高校出版专业设置与行业的转型升级发展脱节。
在国外，数字出版行业比较成熟，据Statista公司发布的2016年全球数字出版领域报告显示，美国和欧洲分别占了全球电子出版市场的47.3%和23.5%，这些成果与他们的数字出版人才培养息息相关。对此，本文选取美国、英国、德国三所高校的数字出版专业作为研究对象，美国选取纽约大学出版研究中心（Center for Publishing），英国选取布鲁克斯大学数字出版专业（Digital Publishing），德国选取斯图加特传媒学院（Hochschule der Medien Stuttgart），对教育体制、课程设置、师资力量与就业状况进行分析，探讨国外数字出版人才的培养模式。
美国大学的出版教育起步于20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现代出版教育体系才逐渐成熟，形成了学历教育、暑期研讨班的教育体系。[1]如纽约大学出版研究中心高级出版人才培养体系包括研究生教育（Graduate Program）、暑期培训班（Summer Publishing Institute）和职业教育（Career Advancement Courses）。其中研究生教育分为全日制和非全日制，全日制的学制为两年，非全日制在职学生在2～5年内完成学业即可；暑期培训班主要针对刚从事出版行业的年轻人；职业教育没有学历限制，培养方式灵活，可以线下线上互动学习。[2]
英国大学的出版硕士教育模式为学历教育，包括全日制和非全日制。以牛津布鲁克斯大学数字出版专业为例，全日制分为全日制出版硕士教育和硕士文凭教育，前者上课时间为12个月，后者上课时间为9个月。非全日制上课时间要长一些，其中非全日制出版硕士教育上课时间为24个月，非全日制硕士文凭教育上课时间为18个月。[3]
在课程设置上，美、英、德三所高校的数字出版专业课程类型多样，但大多以数字化和实践为主，在课程选择上，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规划和兴趣来定。
纽约大学数字出版专业除了一些基本出版理论课，其他多数课程与数字化和计算机技术相关。例如专业必修课中，数字化相关的课程有6个学分，上课时间为28周。选修课包含大量数字出版课程，如“网站架构与内容生产”“媒体盈利模式的数字财务：网络，应用程序，平板电脑和视频课”等。[6]课程比重上，专业必修课只占36.3%，这给了学生发挥兴趣的余地。当学生结束第一年的专业必修课之后，可根据爱好和特长选择相应的选修课。同时，纽约大学数字出版专业鼓励学生去出版集团实习，每年还会组织学生参加世界书展，培养其实践能力和国际化视野。
英国布鲁克斯大学数字出版硕士分为两种：文学硕士（MA）和研究生文凭（PGDip）。文学硕士的课程由5个必修模块和一个选修模块组成，同时还需提交一篇15 000字的论文或重大项目。研究生文凭也由5个必修模块和一个选修模块组成，但无需提交论文或者重大项目。每个学年的暑假，学生需要去出版界实习或做一些出版项目。[7]
德国斯图加特传媒学院数字出版专业课程分为2个学期的基础研究、5个学期的高级出版研究和大型实践，实行的是多元学分制，实习、实践以及项目工作都被纳入了学分考核体制，课程注重学生与老师之间的沟通，以讲座为主。在课程内容方面主要有三块：数字出版理论、数字出版技术和数字出版伦理法规。[8]
美、英、德这三所高校的教师实践经验和技术水平都比较高，大多有从业经验和技术背景。纽约大学出版专业的教师多数来自业界，多为知名出版社的总编辑或总裁，如哈伯柯林斯高级副总裁Jonathan Burnham、兰登书屋副总裁Janet Cooke。这些教师具有丰富的出版经验，他们既能指导学生，也能互相合作。来自业界教师能为学生提供很多交流机会，他们会邀请业界知名的同事给学生演讲，也会邀请学生去他们的工作场所进行实地课堂活动。[9]
英国布鲁克斯大学出版专业的教师基本上是高级讲师，主要研究出版史和出版业务，如出版专业的院长Angus Phillips，他的研究方向就是战略项目和出版业务。布鲁克斯大学出版专业的教师大多也有从业经验，如数字出版专业负责人Chris Jennings，他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从事电脑设计工作，并且是BBC、大英博物馆CD-ROM和多媒体技术的先驱；还有研究出版业务的Beverley Tarquini，她从1981年就开始担任出版社编辑。[10]
斯图加特传媒学院数字出版专业偏向于工科，出版专业培养的学生以技术为主，整个专业的10位教师，在教学和研究领域都会涉及计算机和工程设计，如Marko Hedler教授研究XML和跨媒体系统，Jens Gbeler是专职技术研究人员，他的研究领域是管理系统和信息检索。[11]斯图加特传媒学院出版专业教师的“技术型”专业背景，让他们培养出来的学生能很快适应数字出版环境。
从三所大学的官方网站来看，数字出版专业的学生就业以出版社和数字媒体为主。纽约大学数字出版的学生毕业后主要从事编辑、文学代理、营销、广告、媒体金融、印刷、产品经理、Web开发等工作，就业单位包括Hachette图书集团、企鹅兰登、西蒙＆舒斯特、自然杂志社、麦克米伦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威力集团等。[12]英国布鲁克斯大学数字出版专业有很多国际校友经营自己的出版公司，或者从事版权管理、数字出版业务，他们的学生毕业后主要去传统出版社和国际出版集团，其中欧洲和英国的学生毕业之后大都去牛津和剑桥大学出版社，部分国际留学生毕业之后去了Taylor、Francis、Sage、企鹅兰登、Elsevier等国际出版集团。[13]德国斯图加特传媒学院的学生就业方向比较多元，除了出版行业，不少毕业生选择去互联网行业、广告公司或者媒体服务提供商，不过所做的工作也和数字媒体技术相关，这与他们“培养世界传媒产品经理或IT专家”的目标一致。[8]
在培养对象上，不仅要重视全日制学生的发展，也要提高非全日制及专业培训的教学水平。高校作为培养人才的最主要基地，要综合行业发展、学生特色、时代背景等多方面因素，形成多元化的人才培养形式，为出版界输送更符合行业发展需要的人才。例如纽约大学出版研究中心的短期培训，它分为SPI项目培训和职业培训。SPI项目培训针对没有工作经验的学生，培训6周，培训期间有教师和出版界的领军人物来做研讨和演讲，课堂之外，学生需要模拟公司面试，访问独立书店和媒体公司。职业培训分为职业编辑方向和数字出版简介方向，培训对象是有出版经验的学员。
出版作为一种传播载体和工具，为各行各样的发展提供知识服务，需要不同专业背景的人才。因此，要将多元化的培养形式制度化、规范化，成立专门的培养基地，让各种形式培养的学生多交流学习，取长补短。如斯图加特成立了HdM继续教育中心，它的招生对象是低年级本科生和硕士生，每年都有数百名学生自主报名参加培训。学生学习数字出版和计算机相关的专业知识，不同学科背景和学制的学生互相交流，可以拓宽知识面，提升理论思维和逻辑思考能力。
高校在出版人才培养上，要从创作、加工、出版、发行、管理方面上找到自己的定位，结合自身优势，制定专业化和精准化的人才培养目标，以适应每个数字出版产业链的运营需求。课程分类要更为专业化，如数字出版，它的培养目标是“帮助学生掌握当下出版领域所需的关键技能”，还要为学生设立计算机实验室，强化学生的计算机技术训练。
在人才培养层次上，需要突出差异性，培养体系需要突出灵活性，为想从事出版工作的学生提供技术和实践指导，为具有工作经验，或者想发展成为高层次、复合型数字出版人才的人提供发展便利。如纽约大学出版研究中心的硕士可以选择全日制（每周四个晚上）或者兼职的学习时间，只要修满42个学分，最后都可获得数字出版硕士学位；英国布鲁克斯大学出版专业硕士对任何人开放，想从事学术研究的学员可以选择1年全日制或2年非全日制的文学硕士（MA），这种学习模式下学员需要跟随导师从事课题研究；想通过硕士教育寻求更好就业机会的学员可以选择9个月全日制或18个月非全日制的研究生文凭（PGDip），这种学习模式下学员完成课程便可获得学位。
出版专业是一门注重实践和经验的学科，随着出版产业与新兴技术的相互渗透，出版人才的职业素养和要求发生了很大变化，数字出版更强调创新、实践和具体操作能力，这就需要高校出版专业提升学生创新和动手能力，以行业需求为导向，及时调整课程内容和教学形式。为此，高校应与出版集团互相合作，建立实习实践基地，通过举办出版技能比赛、参加书展等形式，让学生深入出版一线工作，了解出版行业发展现状和专业诉求。
随着全球化的加强，出版的文化传播功能日益明显，在全球贸易与合作中，出版有着潜移默化的先行作用，高校在培养出版人才时也要具有全球化的战略眼光和国际化视野。如纽约大学出版研究中心每年都要求学生去出版企业实习，还为学生提供去罗马、法兰克福、伦敦、上海、阿布扎比和沙迦做志愿服务的机会。英国布鲁克斯大学出版专业要求学生去企业和媒体参与故事片、电脑游戏、动画或者VR的制作，布鲁克斯大学出版专业还会帮助学生联系媒体、互联网或者出版单位的校友，寻找实习和实践机会。德国斯图加特传媒学院数字出版专业对实践做了具体规定：一部分是项目实习，由5～10名同学组成一个团队，制作一套书籍、手册或者软件程序；另一部分是PET项目，学生可以准备一次短途的游学或做一个小的项目，如参加调研、参加书展等。
教师是提升教学质量的重要保障，出版专业的教师既需要扎实的专业理论，也需要丰富的出版经验。对此，高校可以从业界聘请一些经验丰富的专家，校企联合，建立共同培养、互聘共享机制，如建立校企“双导师制”，让专职教师和实践导师共同对学生负责，增加学生的实践和就业机会。如纽约大学出版研究中心的许多教师来自媒体公司的高管，这些教师工作经验丰富，其中负责高级出版规划教学研讨会的Jan F.Constantine工作经验就有39年。纽约大学出版研究中心还成立了咨询委员会，这一咨询委员会由纽约的媒体牵头，成员由出版社的总编和总裁组成，咨询委员会的主要目的是审查课程，促成合作项目，建立新的专业。
人才评定机制是建立高水平师资队伍、提高教学质量、规范教师行为的重要环节。高校要想把引进来的专家学者留下来，还需要创新人才评定机制。为了保证人才评定的合理、公平，需要考虑政府、学校、企业、学院和学生多方面的想法，综合产业现状和未来发展需要，设立不同的教师级别、岗位和考评标准。例如英国布鲁克斯大学的11个教师中有8位是高级讲师，这些讲师大多数来自业界，他们的评定标准是按2014年英国的REF体系中人文社科行政性评价制度。[14]这一评定制度不局限于学术论文，也可用专著、艺术展览、音像制品等作为评定成果。德国的“双元制”模式更是鼓励教师和业界专家互相协作，专业教师和实践指导教师身份可以互换，这也为德国培养实践型、技术型人才提供了保障。
在数字化时代，我国高等教育中的数字出版人才培养需要与时代发展相连，满足行业需求，培养更多实践性、创新型的数字出版人才，这样，不仅能优化我国数字出版教育的现状，也能对我国数字出版行业的转型升级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基金项目：本研究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国数字出版‘走出去’的发展机理及动态评价研究”的阶段性成果（12BXW0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