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一带一路”。坚持“一带一路”将大大促进我国与沿线各国人民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和繁荣。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是“一带一路”和“走出去”战略的重要内容[1]。典籍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精髓，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典籍跨文化传播既具有较高的文化传播价值，又能充分弘扬中国的优秀传统和特色。
典籍的跨文化传播主要是通过典籍的外译实现的。好的译本是典籍生命力的延续[2]。中华典籍文化最早是由传教士基于宗教的目的进行译介的[3]。以对西方影响较大的儒家经典《论语》为例，其最早是由传教士译介的，传入西方后儒家思想受到哲学家和其他学者的关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论语》，哲学家、汉学家和一些中国学者也纷纷加入译者队伍。据统计，《论语》的英译本已达到46种[4]。然而，目前只有很少一部分中华典籍被译介出去，相当多的典籍还没有英译本，尤其是少数民族典籍。据译者统计，只有壮族、藏族、蒙古族、柯尔克孜族等少数几个少数民族的史诗、民歌等有英译本。
中国本土译者进入典籍英译领域时间相对较晚。自改革开放以来，学者汪榕培等一直致力于典籍翻译工作。到了20世纪，越来越多的学者如许渊冲、许钧、李正栓、王宏印等加入了译者队伍，更多的典籍被译介，传播到西方。从数量上看，近年来典籍译作在海外的传播数量大幅度增加，图书版权输出也逐渐增加，逐渐扭转了我国注重引入忽略输出的局面，形势是喜人的。从内容上看，这些被译介的典籍主要集中在文学方面，而医学、科技、少数民族等经典著作常常被忽略，数量少之甚少。从效果上来看，这些典籍译作并没有达到预期的传播效果，其受众主要局限于少数对中华文化进行学术研究的群体，未能在普通大众中广泛流传，也未形成对中华文化及价值观的认识。《大中华文库》丛书是从文化、历史、哲学、经济、军事、科技等领域的经典著作中选出100种，由古文译成白话文，再从白话文译成英文，是我国首次向世界对外推出的比较系统的、全面的中华文化典籍。《大中华文库》丛书自2007年在全球首发，距今已十余载，但其在海外的传播并不乐观，除了少数几部典籍被国外购买版权外，大多数典籍仅在国内出版和发行，这些图书在海外的销售量、订阅量很低，海外图书馆的读者借阅量也很低，导致中国文化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出现了“水土不服”的问题。
跨文化传播是指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的信息传递和文化交流，它包括3个要素：认知、言语和非言语。认知主要包括文化价值观和世界观等；言语是指一系列的语言符号，既是保存文化的形式也是文化传播的手段；非言语传播涉及动作、面部表情、手势等，它们都会传递信息。词作为语言中最小的有意义的独立单位，包括概念意义（denotative / conceptual meaning）和内涵意义（connotative meaning）。概念意义也称作字面意义，是词义的核心，是使用相同语言的人进行交流的基础。内涵意义则是对概念意义的补充，它受文化、宗教、地域、经历、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影响。译者和受众对同一词的概念意义理解是一致的，但对其内涵意义的理解却不完全相同，因此，在典籍外译过程中，并不能做到完全的信息对等。
如表1所示，在中西方文化中，“喜鹊”“猫头鹰”“红色”这3个词的概念意义基本相同，但内涵意义却完全不同。在中国民间，喜鹊被看作是一种吉祥的鸟，象征好运与福气，喜鹊的叫声“喳喳喳喳”，示意为“喜事到家，喜事临头”。在民间，还流传有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传说。鹊登高枝是中国的传统吉祥图案，喜鹊登梅昭示吉祥，画家画鹊兆喜的风俗也颇为流行。在西方，“magpie”则意味着“唠叨、啰嗦”，如习语“chatter like a magpie”意思是“像喜鹊一样饶舌，喋喋不休”。猫头鹰在我国民间被看作“不祥之鸟”，象征着厄运，被称为报丧鸟、逐魂鸟等。在西方文化里，猫头鹰是智慧女神雅典娜的爱鸟，是智慧的象征，习语“as wise as owl”意思是“像猫头鹰一样聪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红色代表着喜庆、吉祥、热情、成功等，比如在婚礼和重大节日上都喜欢用红色进行装饰。在西方，“red”却代表邪恶、血腥和嗜血，如“red revenge”意思是“血腥复仇”，“red-handed”意思是“正在作案，当场抓获”，“the red rules of tooth and claw”意思是“暴力统治”等。在传播过程中，如果受众缺乏对相关知识的了解，必然会误解，从而影响中华典籍在异域文化语境中的传播效果。
此外，词还具有情感意义。情感意义反映了作者或说话人的态度，在译介过程中，如果不能很好地处理，则很难让异国人民接受，甚至反感，形成文化冲突。以“政治家”一词为例，可以将其译介为“statesman”和“politician”，但两个词的情感意义却不同，“statesman”是褒义词，指“忠诚的，衷心为人民服务的政务活动家”；“politician”是贬义词，指“善于嗜权、欺骗的政客”。保证译本的质量，保持译文和原文在信息量和表达效果上近乎相等，才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受众对中华典籍文化的认可和接受。
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受到受众的文化差异、教育程度、传播方式等一系列因素的干扰，都会造成传播信息的不完全对等，即“信息差”，进而影响了传播效果。
中华典籍跨文化传播已从被动和零星的传播阶段逐渐演变为主动和系统的大众传播阶段[5]。但其在异域的传播效果并不乐观，阅读目的主要是为了进行学术研究，大量译作束之高阁，无人问津。在中华典籍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有效地传播信息，尽可能减少信息差，才能促进文化融合，获得受众的认可，实现传播效果，从而实现文化“走出去”的目标。
目前，我国的对外文化传播仍以传统的纸质出版传播为主。纸质出版缺乏直观性、形象性，无法进行双向互动交流。在进入信息时代的今天，我们可以借助互联网技术、媒体技术和通讯技术等开发数字出版。非言语作为跨文化传播的三大要素之一，我们可以借用数字出版技术进行非言语设计，增加图片、视频、动画、3D模型等资料，使其更加直观、形象，趣味性、互动性更强，便于不同文化的受众进行阅读和理解。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智能手机的广泛普及，人们的阅读习惯也随之发生改变。碎片化阅读固有自身的不完整性、连续性等缺点，容易导致人们浅阅读、缺乏思考等，但我们不能因此忽视碎片化阅读带来的益处。大多数中国传统经典文化书籍偏厚，价格不便宜，对于对中国文化了解甚少的异域受众来说，碎片化阅读形象生动的短文章，可以大大节约阅读时间，有助于知识的普及，弥补了传统阅读的不足。鉴于此，读者的碎片化阅读需求我们不应忽视，积极运用多渠道如微博、博客等拓展出版渠道。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H. H. Stern（1992）认为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Hammerly（1982）把文化分为信息文化、行为文化和成就文化。部分人类学家将文化分为高级文化、大众文化和深层文化三个层次。不论是哪一种分法，文化既包括衣食住行、风俗民情等生活方式，也包括宗教信仰、法律制度、价值观念等意识形态，还包括文学艺术等一切成果。
文化涉及的面如此之广，在传播过程中应坚持由表及深的原则。先传播衣食住行、风俗民情等，这些内容是信息方面的，含有的中国文化元素成分较少，容易被受众理解；再传播宗教信仰、法律制度、思维方式等，这些方面含有的中国文化元素比较丰富，受众难以理解。在对外出版传播过程中，先进行浅层次的信息传播，再进行深层次的意识形态文化传播。以儒家经典著作《论语》的传播为例，《论语》在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知名度较大，译本较多（已达到46种），阅读者甚多。据相关统计，之所以《论语》在异域受到欢迎，是因为在他国人们对孔子的了解比较多，对其思想也有所耳闻，因此关注度也相对高一些。
深度翻译法（Thick Translation）是由美国翻译理论家夸梅·阿皮亚提出的，通过在翻译过程中，添加注释如对背景知识的介绍、专有名词的解释和罗列出某个概念的主要研究文献等，添加评注或序言等[6]，对源语言丰富的语言和文化环境进行补充说明，帮助读者更好地解读译文和译者的意图。中华文化典籍载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只有通过添加注释、评注，再现源语言丰富的文化语境，才能让受众更好地理解源语言的语境和译者的意图。
深度翻译对文化的传递，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化的传递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共有56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特色，民族典籍打上了强烈的民族文化烙印，有着丰富的民族文化语境。在翻译过程中，如果不加注释、注解等，别说西方人，有的甚至连我们自己也无法理解。笔者于2016年参加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研究，主要是翻译纳西族神话史诗《创世纪》。这部史诗介绍了纳西族原始生活形态、古老婚姻家庭形态、原始宗教和民间文化习俗等民族文化内涵。例如，《创世纪》对纳西族的古老婚姻家庭形态的描述是“兄弟找不到妻子，找上了自己的姊妹；姊妹找不到丈夫，找上了自己的兄弟。兄弟姊妹成夫妇，兄弟姊妹相匹配”。这几句是对纳西族的古老婚姻家庭形态血缘群婚的描述，指在蒙昧时代早期，没有家庭和社会组织，实行的是“男女杂游，不媒不聘”[7]的原始杂婚，包括父母和子女在内的男性和女性都可以互为夫妻。在译介过程中，如果缺少对文化阐释的注释，受众很难理解源语言的文化语境，甚至会对译本产生排斥。
译者是译本产生的元素之一。典籍外译的译者主体有海外人士包括汉学家、传教士、外交官等，还有一些中国本土译者。译者的受教育程度、生活环境、译介的目的等都会影响译文的质量。海外译者有其自身的语言优势，中国本土译者对“中国文化和思想的完整性把握更为具体和充分”[8]，为此有些学者提出汉学家是典籍外译工作的理想翻译群体，但对于人数极少的汉学家来说是勉为其难。
译者对本国文化的理解和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文化传播能否成功。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译介的过程中，有时要先从古文译成白话文，再从白话文译成英语。如果不能充分理解中国文化，译介时就无法阐释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的内涵和价值。翻译实践应坚持顺译的原则，即从外语翻译成母语，而非从母语翻译成外语。我国现有的大多数典籍译本都是逆译的，即从母语翻译成外语，这也许是典籍在异域没能大范围传播的原因之一。鉴于海外译者和本土译者各自的优势，全国典籍翻译研究会会长王宏印提倡中外合作翻译，中外合作翻译既是一个折中的途径，也是一个最佳的途径[9]，扬长避短，发挥各自的优势。典籍外译作为一门跨学科的传播工程，在今后的人才培养中，应合理进行学科设计[10]，尽早培养出国家需要的人才。
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重塑中国文化自觉与自信，显然已成为时代课题。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首先要认清世界各国文化交流的规律。中西方文化关系变迁经历了3个阶段[11]：第一个阶段是16世纪—18世纪中西方文化关系的蜜月期，中西方文化互相仰慕。这一时期，在传教士的努力下，西方出版的关于中国的图书近千种。第二个阶段是从18世纪晚期—20世纪，中西方文化关系是不平等的，西方经济势力的强大，整个亚洲（除日本外）基本都被西方控制，中西方文化成了主流文化与依存文化之间的关系。第三个阶段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今，由于中国的崛起，中西方文化关系回归到平等的文化关系，是多元文化并存的局面。
随着“一带一路”和“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我国的经济实力逐渐增强，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我们应以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对中国文化进行深入、全面地研究与整体把握，选择能弘扬中国优秀传统的典籍进行译介，形成主流文化体系，传播中国文化价值观。
翻译促进了异质文化之间的认同和吸纳，呈现出多元和谐发展的局面。中华典籍凝聚了中国文化价值观，典籍外译有利于弘扬中国传统经典文化，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有利于消除中外文化隔阂，促进不同文化融合，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使我国尽快从文化资源大国向文化强国转变。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纳西族东巴经主要典籍英译及研究”（16BYY0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