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著作外译与传播能力提升策略——以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为例

1　背景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同时，报告还提出“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提高新闻舆论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为了推动中国著作外译与传播，我国早在2004年就推出了“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2009年启动了“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以及“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2011年教育部颁布了《高等学校哲学社科“走出去”计划》，提出实施“当代中国学术精品译丛”“中华文化经典外文汇释汇校”项目，鼓励教育系统出版机构设立海外出版发行基地，打造若干大型国际性研究数据库和有影响力的外文学术网站等。由此可见，中国学术“走出去”与提升“国际话语权”已经成为当前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奋斗目标。然而，作为中国国际话语权的重要组成部分，^[1]中国学术国际话语权总体上仍处于弱势地位，中国学术“走出去”仍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因此，重新审视中国学术专著外译的现状与问题，提高学术外译质量，对提高我国学术话语权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本研究以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立项、外译传播情况为切入点，分析我国学术著作外译与传播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应对策略。2010年设立的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 （以下简称“外译项目”），主要目的是资助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研究成果以外文形式在国外权威出版机构出版，进入国外主流发行传播渠道，以增进国外对当代中国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推动中外学术交流与对话，提高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国际影响力。截至2017年年末，该项目已连续实施8年，因为每年公布申报与立项情况，工作连贯性比较强，学术著作立项占比高（约99.5%），为本研究探讨国内学术著作外译现状与问题提供了有力的数据。

2　我国学术著作外译及传播现状

2.1　立项数量、学科门类及语言种类不断增加

截至2017年年底，“外译项目”共批准著作立项651项（学术期刊除外），涵盖26个一级学科和15种语言。在著作数量和学科门类上（见表1），立项项目呈逐年上升的趋势，由2010年的13项上升到2017年的165项；外译对象覆盖的学科门类也不断增加，由2010年的5类增加到2017年的22类，包含马列社科、党建党史、哲学、经济学、宗教学、历史学、社会学、语言学、文学、艺术等学科。“外译项目”涉及的语言种类呈逐年增加的趋势，由2010年的一种语言（英语）增加为2017年的15种（见表2），包括英语、俄语、法语、韩语、德语等语言类别。

2.2　参与出版的国际出版机构阵容强大

过去2010—2017年“外译项目”提供的《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国外出版机构指导目录》中，发现共有来自17个国家的93家国外出版机构入选（见表3）。根据《光明日报》2015年7月17日的报道，有多家国际主流出版机构参与外译项目的出版发行，如美国圣智学习出版社及麦格劳-希尔教育出版集团、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德国施普林格出版集团、荷兰博睿学术出版社等，这些出版机构知名度高，具有国际影响力，为我国学术专著的对外传播及向国外学界“展现中国、了解中国、认知中国”提供了重要的平台。

2.3　出版的外译著作被国外馆藏占比高

据《光明日报》报道，截至2014年12月，“外译项目”58种已出版成果中有50种被国外大学和公共图书馆收录，占86%；其中，《中国走向法治30年》被128家图书馆收录，《中国西部减贫与可持续发展》被92家图书馆收录，《中国地方政府规模与结构优化研究》出版仅仅两个月，就被德国国家图书馆、耶鲁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等近40家机构纳为馆藏。另外，《中国经济转型30年》《中国民间组织30年》和《中国对外关系转型30年》也分别被60多家图书馆收录^[2]。

3　学术著作外译与传播存在的问题

3.1　外译与出版工作缺乏科学的统筹、规划与管理

中国虽然是出版大国，但是在学术著作外译与出版方面，存在学科规划与外译语种选择不均衡的问题。第一，过去8年的外译项目中（表1），选题占比最高的是经济学和中国历史，而党建党史、人口学、民族问题研究、世界历史、考古学、外国文学等学科的外译著作立项数量占比较低。第二，学术著作外译语言以英语为主（表2），远高于其他语种外译项目数量。过去8年中，“外译项目”共成功立项651项，虽然涉及的语言种类不断增加，英文占比也呈下降趋势，但是总量仍占立项著作的63%。第三，学术著作外译项目成果出版数量偏低。根据《光明日报》的2015年7月17日发布的数据，2010—2015年期间，外译项目立项356项，出版成果只有58种。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部分项目实施与管理过程中，出版商、作者与译者之间的利益关系难以平衡。最重要的是译者地位问题，一部译著出版了，最受关注的常常是作者，而译者往往被“遗忘在舞台的角落”，加上稿酬比较低，导致难以聘请高水平译者，直接影响了原作的翻译质量与速度。二是“国内中译外人才培养工作一直没有受到重视，致使我国中译外翻译人才极其缺乏”^[4]。

3.2　学术著作外译遭遇跨文化转换的壁垒

目前，国际学术研究仍未改变传统的以欧美等西方国家为中心的学术知识生产体系，学术研究的前沿方向、研究评价标准和学术研究的资源平台几乎都由西方国家统领^[1]。而国内学术译者以华人为主，缺少外国学者的参与。由于“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在语义视域（semantic horizon）方面交叠过少”^[5]，不少国内译者根据个人的外语知识“用西方概念来裁剪中国社会现实”，但是在逻辑和思维上却固守中国的本土规则，“而不擅用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快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6]。这必然导致译者“用他者语言讲述中国故事的形式、方法与思维在国外的接受度不够高”^[7]，因而遭遇跨文化传播的思维、语言与文化壁垒。例如中国图腾“龙”的翻译（dragon）在对西方国家传播过程中遭遇了严重的“水土不服”，因为dragon在西方是邪恶的象征，如美国有约52%的受访者认为龙的象征意义是负面的^[8]。因此，该翻译容易引起西方读者对中国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误读与误解。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对国外读者的需求分析，导致外译著作在选题上没有针对性；缺乏规范的国际学术编辑规范，导致外译著作难以得到国际认可；缺少国际知名出版机构与平台在出版发行方面的合作，我国外译著作的海外转播效果欠佳。这种跨文化和多元文化主体的参与缺失，严重影响了我国学术话语权的提高。

3.3　学术著作外译与传播缺乏系统性的研究体系

国内对学术外译与传播的研究未得到专家和学者的重视，研究发展不平衡，还未能形成完整的体系。长期以来，我国的翻译活动都以外译中为主，对本国作品的译出缺乏重视和研究^[9]。文献[10]指出我国外译研究存在的几个问题：主体单一，致使相关研究视野和范围受到限制；研究性质上以规约性论述为主，缺乏对境外读者的阅读调查与分析；研究主题上以翻译产品研究为主，缺乏对中译外整体的过程性研究以及宏观研究；研究层次单一，缺乏学术外译与传播学、接受美学、文化学等的交叉性研究，外译出版中的版权输出与合作出版研究；研究方法上以定性研究为主，缺乏系统的定量研究；考察范围比较小，缺乏较大范围内的全景式的描写分析。在外译与对外文化传播的关系、某一历史时期的外译活动研究、行业动态、翻译出版、整体研究综述等方面的研究也比较匮乏^[11]。上述学术外译研究发展的不平衡现状急需改变。

4　学术著作外译与传播提升的策略

4.1　做好学术著作外译与传播的统筹规划工作

学术著作外译与传播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相关部门做好统筹规划与管理工作，做好重大学术著作出版与外译的战略规划与落实。首先，要坚持“有限目标，突出重点，打造精品，走向世界”的发展目标^[12]，构建中国学术撰写、翻译、出版与传播的联动机制，从翻译主体、媒介、翻译对象、受众等方面对中国学术外译项目进行战略规划。其次，在选题上要将国际读者的阅读需求和国内社会经济发展与文化传播需求相结合，了解国际读者的关注热点，定位和选择外译著作精品。我们既要传播中国文化与价值观，也要关注世界话题，对当今人类世界面对的共同话题发出“中国声音”，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这样才能把中国与世界联系起来，让中国更好地融入世界文化中去。第三，需要在理论或者学术层面对我国的学术和文化成果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做好重点学科的重点学术著作外译与出版的战略规划，补充或者提高党建党史、人口学、民族问题研究、世界历史、考古学、外国文学等方面的精品译著，选择真正有助于海外读者认识和了解中国并且能帮助他们建构正确的中国形象的作品，确保把最能代表中国文化与价值观的作品译介出去。第四，结合外国主流媒体的传播热点进行及时规划，可以取得更好的传播效果。例如针对中美两国教育理念尤其是家庭教育理念的争辩，如能及时在美国发售中国教育理念与教育史相关的著作，将有利于美国人了解中国儒家思想，了解我国的教育文化与教育教学理念。建议在语言上尽量规划多语种出版，在传播方式上采用多种媒体、多个平台和多条渠道，如音频与视频相结合、移动网络与纸质印刷相结合等，尽量扩大传播范围和读者对象。

4.2　做好外译与出版国际化复合人才的培养工作

学术外译的过程既关系到“译什么”的问题，还关系到“谁来译”及“如何译”的问题，二者直接关系到外译团队构建与人才培养问题。做好学术著作外译工作，复合型学术翻译人才、学术研究与出版人才的培养是关键。首先，培养的中译外人才，不仅需要精通外语，还需具备跨文化与跨语言沟通能力，通晓翻译规范与国际学术规范。因此，我们需要培养能把学术研究与学术翻译相结合的专业复合人才，使译者在从事学术翻译的时候能够结合国际学术规范，坚持“融通性”的翻译原则，坚持文化自觉，既要把握好中国文化最核心的内容，又要提高国外读者对译著的接受度。要培养这样的人才，高校需制定科学的人才培养计划，开设国际学术翻译、版权贸易专业、学术出版等应用型的专业，加大专业人才培养的力度。出版机构也可以对外译出版人员进行系统的专业培训，培养大批外语过硬、精通出版业务和国际出版规则、懂版权法和国际贸易规则的国际出版人才。同时，翻译人才培养机构应该加强与出版机构的合作，在师资队伍建设、专业与课程设置、教学与实习平台等方面共建共享，以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为我国学术“走出去”提供有力的智慧支撑。

4.3　注重学术外译与传播跨文化合作团队的构建

我国学术国际话语权的建构，需要在学术外译著作的选题、策划、组稿、编辑、发行与营销等环节吸引多元文化主体的参与。第一，为了确保我国的学术成果能在国际舞台产生较大的影响，就要了解相应外国读者群的阅读习惯和兴趣，为此，选题应该由中外学者共同参与。第二，在翻译、润色和修改等环节都应有外国汉学家或者相关学科领域的专家参与，保证翻译既忠实于原著，也符合国际语义背景。国内很早就有学者^[13]提出通过中外人士合译的方法提高中国文献中译外的质量，因为多元文化的译者在合作过程中不断地沟通，才能形成双方彼此认同的语义视域^[5]，以多元的视觉来寻求和表达“共享意义”，才能更加有效地提供在内容与意义上适合外国读者的译著。例如，《藏文字符研究（英文版）》由英国帕斯国际有限公司(Paths International Ltd.，UK)正式出版，该著作翻译团队主要由作者本人、英国和美国语言专家、人类学专家共同翻译、校正、修改和完善，该书在英国的出版是我国学术外译与出版走出去的优秀案例。第三，在编辑与排版方面也需要多元文化背景的参与，甚至有学者主张每本译著由两篇序言组成，一篇由中国学者撰写，以阐述中国学术研究的精髓，另一篇则由译入国的学者写，从他者角度对著作进行跨文化解读。在排版方面，外国人士的参与有利于我们“遵守国际出版发行规律，做到编排与编辑的标准国际化，使学术译著内容和表达形式尽量符合国际学术交流的标准”^[14]。第四，在出版与发行方面，“外译项目”一直推进得不够顺畅，其原因主要在于“与国外出版社的沟通障碍”^[9]。建议成立国际学术出版联盟，打造学术出版的国际合作平台、数据集成平台，“共享作者、翻译、出版等资源”^[3]。2017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发起，来自世界29个国家和地区的92家出版商、学术机构和专业团体共同成立的“一带一路”学术出版联盟，大大推动了跨国合作出版。我们还可以利用ScienceDirect等有影响力的数据库，吸引国际专家和读者的关注。如此，我们可以借助国外知名出版机构、数据库和出版人的影响力，推动中国学术外译与传播工作，提高我国学术著作的世界影响力。

4.4　重视学术外译与传播的研究

学术外译与传播的成功离不开与之相关的系统研究，国内相关管理部门和出版机构、专家学者需要重视学术外译与传播的研究，勾画学术外译与传播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相结合的研究体系与框架。在宏观层面，需要加强对我国学术外译与传播的整体认知和理论构建，从跨学科角度（如社会学、解释学、人种志学、伦理学、传播学等）挖掘该领域研究的理论根据，厘清该领域研究的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功能，构建相关的学术评价机制与学术规范。在中观层面，要着重外译与传播研究的内容、对象、实施与评价研究，总结该领域研究的规律。在微观层面，需要对具体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范式等方面进行深入的探讨，以从理论与实践方面探索相关的原则、方法与策略。另外，学术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问题，而是一个诠释和再研究的过程，要求译者最好是研究型译者，使译著更忠实于原作。例如，在翻译中国传统哲学术语时，要做到既要兼顾术语的“历史视域”，又要兼顾中国哲学的整体观视域，要求译者对中国的哲学有一定的了解和研究。杨宪益先生在从事中国著作外译的过程中，坚持对外译及中国文化的研究，出版了大量相关的研究精品，反映了他“从《离骚》开始，翻译整个中国”的宏大胸怀与抱负，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外译研究榜样。最后，为了提升中国学者的国际知名度，建议国内高校、出版机构和科研单位在中国举办关于著作外译或出版相关的国际学术会议，以吸引更多国际人士的关注。2018年4月21日，在杭州举办的中国学术“走出去”研讨会就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为中国学术著作外译与传播研究营造了良好的学术氛围。

5　结语

学术著作外译是中国文化走出去、构建中国国际学术话语权、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之一。虽然我国在整体上注重对中国出版走出去的策略构建，但是在实际操作层面缺乏对学术著作外译的合理统筹、规划与管理，在学术著作外译与出版的各个环节存在严重的跨文化壁垒，对学术外译的研究不够系统，致使中国学术的国际影响力未得到有效提高。我们需要从顶层设计、跨文化外译与传播团队的构建、外译与出版人才培养及提高学术外译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等方面苦下功夫，以向国际社会积极传播我国当代的价值观、哲学思想及社科成果，提升我国的学术影响力，推动中国文化更加自信地走出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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