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僵局，开启新未来——对古籍出版的一点思考

2017年8月14日，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吴尚之在第十四期全国古籍整理出版编辑培训班开班动员讲话中指出，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是一项关系到传承中华文明、维系中华民族精神，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脉、守住中华民族“根”和“魂”的重要方式；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提高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重要战略；是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重要途径。在新形势下做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具有重要意义。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古籍整理出版的客观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

1　古籍图书的含义

“古”是相对于“今”而言的，“籍”则是指书。我们平时所说的“古籍”，多指古人的著述文本，是对古书的一种雅称。而古籍类图书包括古籍整理书籍和古籍研究类书籍等，其中古籍整理类书籍是对原有的古籍作各种加工处理后集结成书，其目的是使古籍更便于今人以及后人阅读利用^[1]，古籍研究类书籍指对某种古籍进行研究后形成的论著。

2　面临的困境

2.1 　专业编辑难培养

古籍图书的编辑对专业知识要求较高且编辑工作难度相对较大，因此，相对其他专业的编辑来说，出版社需要付出更多的人力和物力，才能培养出一名古籍图书编辑。在当前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现在编辑培养的过程也没有以前那样从容。众所周知，编辑最主要的能力是基本功和策划能力，基本功包括学识和文字功底，而策划能力的体现则需要对学术动态和图书市场的了解和判断，特别是对图书的策划，必须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缺一不可。这些能力，没有几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打磨是不可能获得的^[2]。同时，随着现在社会学术氛围的浮躁，以及各种成果评审的要求，来稿质量不断下降，再加上出版社经济压力的不断增加，传导至每一位编辑，造成现在的古籍整理编辑的审稿难度和审稿强度都与日俱增，没有太多的空间和时间留给编辑进行稿件的精加工和细加工。另外，在待遇方面，多数出版社职工收入与其他行业相比较低，且古籍图书普遍销售周期长、销售数量难以像市场书一样大幅增加，古籍整理类编辑的图书组稿效益体现相对较慢、较缓^[3]。上述因素导致优秀的古籍编辑人才的培养、稳定成为一大难题。

2.2　优秀项目完成难度大

优秀的古籍图书出版项目，都存在产品覆盖历史时期长、涵盖内容广等特点，这使得前期的出版整理工作比较复杂，经常需要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做大量细致的工作。如四川大学出版社的《宋代诏令全集》出版项目，从策划到完成出版历时两年多。《宋代诏令全集》所收宋代诏令文献，始自宋太祖建隆元年(公元960年)，迄于宋帝昺祥兴二年(公元1279年)，在收集诏文上做到尽可能全。在具体编纂过程中，主要针对《全宋文》漏收之诏文，一方面复查《全宋文》曾经普查但因诸多原因而漏收较多诏文的宋元典籍，如《宋会要辑稿》《咸淳临安志》等；另一方面，补查了近二十年来陆续出版的有关古籍，如宋、元人所编撰之年谱等，尽最大之可能弥补了《全宋文》由于主客观原因而导致的漏收诏文之憾。此项目需要整理的资料繁多，整理难度大，因此在项目实施中，需要策划人员、专业编辑不断和作者、相关学者、资料整理者等进行多方协调沟通，对于学术上存在分歧的一些地方，采用尽量稳妥的办法进行处理，耗费了不少心血。比如，收文的原则为力避滥收，一些明清方志文献中的宋代诏令，从内容、格式上看均有疑问的，显系后人伪托，对此，概不收录；又如，对于史学整理不可或缺的要素系年，确定了整理三原则：一是根据草诏者任两制的时间确定，二是根据诏令的内容确定，三是根据其他相关史事加以确定，对不能确定的，则采取暗分的形式，附于相关资料后面^[5]。此项目的出版得到了出版界和学术界的一致认可，堪称古籍整理类图书的优秀项目。

2.3　古籍图书受众面小

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阅读进入了“快餐阅读时代”“读图时代”。图书市场面临激烈竞争，出现疲软现象。古籍图书的专业性强、印数不多且发行周期长、资金周转困难等特点，使得古籍出版业务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难以快速做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良好结合^[1]。而实体书店的纷纷倒闭，更使得古籍图书丧失了和一般读者近距离接触的机会，这对本来发行量就不大的古籍图书来说是巨大的打击。同时，因为古籍图书多数部头大、价格较贵，除了图书馆、古籍图书爱好者以及确因工作或学习需要的读者外，一般读者只会止步于欣赏而不会采取实际购买行动。而第三类因工作或学习需要而购买古籍整理类图书的人群，需求的种类其实非常有限。这一系列因素，导致古籍整理图书的受众不会太多，同时因受人群的传播效应限制，古籍图书的读者群也难以迅速扩大。

3　思考与建议

尽管古籍图书出版工作在信息时代面临重重困难，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批判继承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是时代的要求，是民族的要求，也是世界文化前进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影响和重要意义，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为重要的文化宣传阵地，出版社应积极发挥自己的重要作用，锐意创新。一个行业的发展，从来都是困难与希望同在，挑战与机遇并存。为促进古籍出版事业在信息时代健康有序地发展，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开展工作。

3.1　加强专业编辑培养

新时期古籍图书出版编辑应以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要具备大局意识、扎实的学养、较高的业务水平和综合素质。而与普通编辑相比，古籍专业编辑需要具备的知识面更广，专业知识更扎实，例如要精确掌握繁体字的使用，了解如何给异体字写正体字、标点古文、注诗词格律等^[3]。要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一方面，出版社可以与高校相关专业开展合作培养，比如开设古籍整理专业、中国古代史专业、中国古典文献专业等^[4]。出版社可以根据实际工作需要，与高校共同商定课程设置，且让掌握了基本编辑知识的学生到出版社进行实地实习，使其尽早接触编辑工作的要求和工作内容。另一方面，出版社可以有针对性地通过交流培训、专业培养、主题培养、案例研讨培训等方法，加快原有古籍图书编辑的成长^[2]。从2011年开始，四川大学出版社同部分高校的古籍整理专业建立了实习合作，从实习学生中发现有成长潜力的学生并对其重点培养，为以后的人才充实打好基础。另外，我社还定期派古籍图书编辑参加相关专业知识培训，同时，有计划地邀请古籍出版方面的专家到社内对编辑进行现场指导和培训，提高其专业知识和编辑能力。

3.2　开展多方、多形式合作

古籍图书通常存在项目规模大、资料繁多、投入巨大等特点，特别是优秀的古籍项目，更是会耗费出版社巨大的人力、财力、物力，因此可以采取多方、多形式的合作，发挥各自的特长。例如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四川省重大文化工程的重大出版项目——《巴蜀全书》，收录了现今四川和重庆两省市古文献，对周秦两汉至1949年历代汉文文献中的巴蜀文献，进行了系统的调查、收集、整理和研究，将实现对巴蜀文献有史以来规模最大、体例最新、使用最方便的编录和出版。此书的前期编撰工作采取全国全省公开招标、特别委托等方式进行，对编纂项目责任人及其所在单位，实行“立项通知”和“项目合同”管理，以保证进度和质量；出版工作则由多家出版社合作承担，共同完成。

3.3　注重精品出版

多出精品力作是新时期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根本要求。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要着力提高质量、多出精品、攀登高峰。加强内容创新是提高古籍整理出版水平的主要途径，为此要深入挖掘古籍整理出版的深度，努力拓展古籍整理出版的广度，强调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精品出版首先要优化选题结构。古籍出版的选题结构应该是“学术”和“文化普及”并重，以普及为先导，以弘扬为主题，以学术研究为支撑，建立合理的古籍出版选题结构。其次要扩大作者队伍建设，可以在学术圈之外适当向民间人士征稿。今天网络共享、数字化阅读的发展已经使得资料获取的壁垒被彻底打破，有古籍知识整理热情的民间人士在资料整理方面并不存在劣势^[6]。中华书局出版的“道教典籍选刊”中的《南华真经副墨》一书，整理者就是一位大学外语老师，他是道家文化的业余爱好者；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的《唐山玉清观道学文化丛书》，点校整理者也主要是民间道教文化研究者。

3.4　争取项目支持

古籍图书的出版通常需要大笔资金的支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家在加强对全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规划和领导的同时，也加大了对重大工程、重点选题的资金支持。同时，为推动重点出版物出版，扶持公益性出版项目，各省市每年都有重点项目出版资助，优秀的古籍项目同样可以争取。例如上述的《宋代诏令全集》的出版，就得到了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四川省新闻广电总局的重点项目出版资金支持，否则这样整理量大、投入大的项目是很难圆满完成的。近几年，四川大学出版社获得过国家、省出版资金资助的项目有10多种，总资助资金达到了上百万元，有力地支撑了相关古籍图书项目的出版。

3.5　加快数字化建设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计算机和网络通信技术为代表的新兴媒介的兴起引发了数字化浪潮，强势席卷了社会文明的每一个角落，传统出版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土壤，出版业的文化环境和传播手段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有出版模式受到严重冲击。内向收敛的古籍出版也未能幸免。要适应市场变化，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一席之地，古籍图书就必须开拓自己的数字化道路^[5]。近年来，一大批古籍文献被整理并开发成数字产品，众多古籍书目数据库建成，数字图书馆和古籍全文数据库建设发展迅猛，古籍数字化的技术和理论研究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从整体上来看，古籍图书数字化市场存在整体规划不足、重复建设严重、统一标准欠缺、检索技术不完善、版权保护不利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首要的就是建设一个标准化的、通用的古籍图书数字化平台，同时坚持内容为王，通过聚合海量资源，遵循行业标准，构建知识服务体系；通过技术推进，不断提高效率、优化服务；通过营销探索，树立品牌，创新模式，专业推送；通过打造平台，搭建桥梁，整合产业链。^[8]

4　结语

随着我国对古籍图书出版的重视和加强，古籍图书的出版已经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新局面，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了大幅的提升，同时，古籍图书的数字化也逐步打开了局面。但是在古籍图书的走出去方面还是难以有大的突破，主要是因为国外对这种专业性较强的图书不了解，国外读者受众小。这就要求我们大力宣传中国传统文化，让中国传统文化走得更深、更远；同时，对于一些计划走出去的项目，要加强创造创新，在出版的方式、方法上有所突破，使其更适合国外读者。期待我国的古籍图书出版走出辉煌的明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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