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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大量的科技书籍，包括教科书、科学译作、科普作品和科技工具书等。这些科技书籍种类丰富、质量上乘，体现出商务印书馆良好的编译组织工作和极强的文化建设使命。在新时代，科技书籍出版机构应该从中汲取经验，积极引进和培养经营人才与编辑人才，树立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并以高度的文化使命感指引出版工作，紧密联系科技人员，为科技书籍出版工作提供新的发展动力。
关键词：
商务印书馆于1897年2月由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等人集资在上海创建，最初为小型印刷厂，随后吸引了张元济、杜亚泉等一批知识分子加盟，业务逐渐由印刷转为出版。及至民国时期，在西方新思潮的影响下，商务印书馆开始大量编译出版科技书籍，这些科技书籍大致可划分为3类：科技类教科书、科学译作与科普作品、科技工具书。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科技类教科书涉及物理学、数学、动植物学、矿物学、化学等众多学科，主要用于中小学及高等院校各个层次的教学工作。在中小学科学教材方面，王兆栅、杜亚泉编纂的《（订正）最新笔算教科书（小学校高年级用）》（1912年）影响较大，这套书共4册，根据学制规定按学年学期编写，并有与之配套的教学参考书，一经出版即大受欢迎，取代了其他小学笔算教科书；另有杜亚泉编辑的《（订正）最新格致教科书（初级小学用）》（1912年）影响较大，该教材在编排上，注重内容之间的内在衔接，从具体事物出发，由浅及深，层层引入，通过比较或总结，一步一步上升到概念、原理，使概念与概念之间的联系一目了然，堪称低年级科学教科书的范本；其他影响较大的有杜亚泉编辑的《（新学制初级中学教科书）自然科学（第1册）》（1923年），凌昌焕、杜亚泉编纂的《（新学制小学后期用）新法理科教科书（第l册）》（1922年）等。在大学科学教材方面，有丁文江编的《动物学》（1914年），张资平的《矿物学》，郑贞文的《化学》等。另有蔡元培提倡和支持下编印的《大学丛书》，如汤尔和翻译的《近世病原微生物及免疫学》（[日]志贺洁著，1928年），李晓舫、严济慈编译的《理论力学纲要》（1930年）等。这些书籍在科学基础知识教学上发挥了较大作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科学界和教育界对科技尤为重视。商务印书馆相应出版了《算学小丛书》《百科小丛书》《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丛书集成》等科学译作。其中，《算学小丛书》收集了《微积学发凡》《代数方程及函数概念》等译著，专供小学教师及中等学生练习和参考，主要分为算术、代数、几何、三角、高等算学5个部分。《百科小丛书》收录了《从代数到微积》《物理学小史》等通俗读物，包括10个类别，每类再根据内容分为64个小类，每小类又视情况编辑图书一种或若干种。《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共收约51种科技翻译图书，主要有马君武译的《人类原始及类择》（达尔文著）、郑太朴译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牛顿著）等。《丛书集成》收录的是从明末至清咸丰间译成的科学名著，如利玛窦著、徐光启翻译的《几何原本》等。此外，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少年自然科学丛书》《普及农业科学丛书》《中学生自然研究丛书》三大科普丛书[1]，向国人广泛介绍和宣传科学知识。
科技工具书是商务印书馆的重要出版品类之一。20世纪30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几种科学名词工具书，其中有《天文学名词》《物理学名词》《矿物学名词》等，又有王云五主编的《百科名汇》、刘仙洲编订的《机械工程名词》等，这些名词工具书对于规范民国科学技术名词的使用发挥了巨大作用。此外，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一系列科技大词典，包括杜亚泉等主编的《植物学大辞典》，这部辞典集13人之力，经12年修订完成，为我国第一部植物学大辞典。谢观等编纂的《中国医学大辞典》，集中国医学科学之大成，为商务印书馆最宏伟的大辞典之一。杜其堡编著的《地质矿物学大辞典》，历经4年努力，始得完成，填补了中国自然科学辞书的空白。杜亚泉、杜其堡、杜其垚编著的《小学自然科词书》，包含了小学自然科学教材所必需的词汇，有助于补充小学自然科学教师的科学知识。另外，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英文本的《科学字源》、《算学词典》、《世界各国新药集》（第一集）（缩本）、《药物名汇》等。
据《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1897—1949）》的统计，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出版科技书籍总计2 526种，2 770册，占出版总数的17.73%，仅次于社会科学类书籍的出版册数[2]，出版数量十分可观。科技类书籍出版的最高峰集中在1934—1936年，年均180种以上，并且种类十分丰富，不仅有科学译作、科普作品，还有适合各个年级学习的科技教科书和科技词典。其中，科技教科书在1912—1925年间出版了140余种，位居全国前列，内容涉及矿物学、地质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农学、生物学、天文学、科技哲学等。据平心所编《生活全国总书目》统计，截至1935年，商务印书馆共出版矿物学/地质学书籍11种，占全国总数的9.5%；数学141种，占全国总数的44%；物理学45种，占全国总数的43.6%；化学61种，占全国总数的44.8%；生物学24种，占全国总数的45.5%；天文学20种，占全国总数的41.6%；另有植物学书籍29种、动物学24种、解剖学16种，为不同层次和水平的民众学习和认知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为保证科技书籍的出版质量，商务印书馆投入大量经费和精力引入一批具有较高学术素养、编辑水平上乘的编校人员，如杜亚泉、郑贞文、郑太朴、李晓舫、严济慈、段育华、周建人、高觉敷等，这些编译人员精通英、法、日等多门外语，并具备深厚的科学知识。他们在编译书籍过程中，不仅十分重视对旧译本的修订，亲自动手校订译文，而且精益求精，有时不惜放弃旧译而出版新译本。同时，商务印书馆明确规定，即将出版的科技书籍均要经过教育行政机关审定。各教育主管部门会对书名、增减页数和字句、图书注释及换用纸张、定价等进行严格审定。通过精密、严格的审核编校程序，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科技图书的质量明显优于其他出版社的同类图书。
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所出版的科技类图书多以译作和教科书为主，并且教科书是商务营业的主体。[3]这些译作和编译教科书多来自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等科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其中，自然科学类、工业技术类、医药卫生类、农业科学类等科技译作的“最高原书来源地”为日本[4]。中日两国一衣带水，风俗文字相近，转道译介日文本的科技书籍也自然成了当时编译人员的共识。
商务印书馆成为民国时期科技书籍出版的“领头雁”，离不开优秀的经营人才与编辑人才。一方面，以张元济、王云五为代表的深谙出版经营的管理人才对商务印书馆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引领作用，据统计，清末至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科学著作共计963种，其中多数由张元济先生主持编译。另一方面，商务印书馆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善于不断发掘人才，培养人才，在极盛时期，汇集了如杜亚泉、郑贞文、郑太朴、周昌寿、蒋维乔、庄俞、吴研因、夏曾佑、冯友兰、茅盾、叶圣陶、郑振铎等具有高知识素养的学者和编译人才[5]，为出版高质量的书籍提供了保障。
商务印书馆拥有比较精良的制版和印刷技术，这是印行高质量科技书籍的技术前提。商务印书馆的几位创办人都出身于美华书馆，掌握了铅活字印刷技术，所以商务印书馆的印刷速度和质量一开始就领先于同行。1911年，商务印书馆开始采用发电机镀铜版法，大大提高了制版速度；1922年，商务印书馆引进可双面印刷的滚筒纸轮转印刷机；1929年，商务印书馆引进美国的米勒二回转印刷机，大大提高了印刷效率。此外，商务印书馆还用珂罗版和雕刻铜版技术印刷图片。即便在印刷设备受到重大损害的战争期间，商务印书馆也有计划地提高生产技术，保证科技书籍的印刷质量和效率，特别对书籍内部的算式与插图做到排版合理精确。
为更好编译科技书籍，商务印书馆下设有编译所，编译所下设有编译部，其下有数学部、博物生理部、物理化学部等部门，科技编译部门大约占编译部职能部门的一半。编译所编译工作“延聘硕学专家及富有教育之人，分任编译事物，对于其编译之书籍无不精益求精，各科咸备”[2]。例如，博物生理部主任由中国科学和教育的发展奠基人杜亚泉长期担任，数学部由著名数学家段育华担任，物理化学部由留日学生、化学家郑贞文负责，从而保证了高水平的编译工作。
建馆之初，第一任编译所所长张元济便与创始人夏瑞芳约定，“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他们从一开始就心怀开启民智之志，传播科学技术文化知识以提高国民素质。商务印书馆最终确立了“保存文化、弘扬国粹、建设文化、传播新知识”的出版宗旨。可以说，许多具有时代意义的汉译名著、科技书籍就是在这一极强文化使命感的宗旨下应运而生的。
商务印书馆积极与国内科学界人士进行联系，源源不断引进主流科学知识。1922年，曾任中国科学社社长的任鸿隽被聘为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辑，该社的胡明复也曾担任商务印书馆的馆外特约编辑。不仅如此，科学社创办的杂志《科学》、中华学艺社创办的《学艺》由商务印书馆负责出版。另外，商务印书馆创办的《东方杂志》《自然界》《农学杂志》也多次发表科技译文和国内科技工作者的科技文章。与科学界密切的联系与合作，确保了工作人员对于科学知识的掌握，进而能编辑出令人信服的科技书籍。
富有经验的管理人才和高素质的编辑人才是科技书籍出版事业的先锋，他们保证了科技书籍出版的销量和质量。科技书籍出版事业的经营策略和书籍质量决定着科技书籍出版机构的兴衰。民国时期，张元济、王云五等优秀的经营者科学分析和准确认识到当时的社会需求，并制定出相应的经营策略，从而带领商务印书馆走在民国科技书籍出版的前列，一批批的优秀编辑人员，通过踏实的工作确保了书籍的内容为读者所接受。在新时代，各行各业发展迅速，外部形势变化万千，科技书籍出版行业唯有把握最新的科技动态，保证书籍质量，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而要做到这两点，必须要引进和培养相应的经营人才和编辑人才。
出版工作只有树立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才能不断提升工作质量，为广大读者提供品质上乘的作品。当前部分国内科技书籍内容严重与实际脱节，没有跟上科技发展的潮流；内容上的失误之处也没能及时改正，有时错字、漏印等问题会影响读者获取信息，从而误导读者。所以，对于科技书籍的出版必须要严格审定、力求将失误减到最少，将求真务实、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贯彻到出版工作中的各个方面。
出版行业负有重要的文化使命，它们是知识的搬运工，是知识的传播者。商务印书馆从建馆之初就以传播新知识、开启民智为工作中心，这也是他们的工作初心，因而赢得了时代、赢得了民心。在现阶段，科技书籍出版的从业者应坚持文化自信，做到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积极履行出版行业的文化使命，为中华文化的传承、科技知识的普及尽一份绵薄之力。
科技书籍出版工作，只有持续得到科学知识的补充，才有源源不断的生机与活力。科学知识是不断进步、不断创新的，科技工作者是科学知识的主要创造者。出版机构要密切联系优秀的科技工作者，团结他们的力量，推动我国的科技书籍出版事业取得不断进步。
基金项目：河南省规划基金项目（014BDJ010）；河南省教育厅高等学校重点科研项目（17A88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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