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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党的新闻出版事业在延安时期快速发展，成为配合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的一条重要战线，为革命胜利贡献了重要力量。文章总结党在延安时期的新闻出版活动，以期从中汲取宝贵的历史经验，为今天的新闻出版工作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
自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高度重视新闻出版工作。在延安时期（1935年10月19日至1948年3月23日），党的新闻出版事业快速发展，成为配合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的一条重要战线，为革命胜利贡献了不可或缺的力量。本文回顾和总结党在延安时期的新闻出版活动，以期汲取宝贵的历史经验，为今天的新闻出版工作提供有益借鉴。
1935年11月25日，红军胜利会师不久就恢复《红色中华》报（1937年1月改名为《新中华报》），仍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报。
1937年4月24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立解放周刊社，创办机关刊物—《解放》周刊，宣传民主思想，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的重要思想舆论阵地。
1937年12月11日，《群众》周刊在武汉出版。1938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在武汉创刊。它们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全国性的报刊，向全国人民群众，特别是国统区的人民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占领国统区的思想文化阵地。
1941年5月16日，《解放日报》创刊，作为中共中央的机关报。这是在根据地出版的第一份大型日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通过报纸宣传革命思想，指导革命战争。
在极度艰难的条件下，各根据地纷纷办起了报刊，据不完全统计，华中、华北两个主要的敌后根据地，有700多种小型报刊[1]。其中，主要的地方机关报有：1937年12月11日，在河北省阜平县创办《抗敌报》，后改名为《晋察冀日报》，成为晋察冀中央分局的机关报； 1939年1月1日，在晋东南沁县创办《新华日报》华北版，后改为太行版，成为中共中央太行分局的机关报；1939年1月1日，苏鲁豫皖边区党委创办机关报《大众日报》，成为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的机关报；1940年9月，在山西兴县创办《抗战日报》，成为中共中央晋绥分局的机关报；1940年12月2日，在江苏盐城创办《江淮日报》，成为中共中央华中局机关报。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党务、军务、文化、工人、青年、妇女、群众等各项工作的开展，并创办了相关报刊，宣传党在这些领域的政策，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
党务报刊。1939年10月20日，《中国共产党人》杂志在延安创刊，以党的建设为中心，旨在帮助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塞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
军务报刊。1939年1月15日，《八路军军政杂志》由八路军总政治部创办，旨在发扬八路军的成绩，纠正八路军的缺点。
文化报刊。1940年2月15日，《中国文化》由陕甘宁文化协会创办，并作为该协会的机关刊物。
工人报刊。1940年2月7日，《中国工人》由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主办，旨在教育工人、训练工人。
青年报刊。1939年4月16日，《中国青年》由全国青年联合会延安办事处主办，讨论青年关心的问题，引导青年学习马列主义，号召青年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妇女报刊。1939年6月1日，《中国妇女》由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创办，这是一本全国性的妇女刊物，在妇女心中播下了自由平等、自立自强的种子。
群众报刊。1940年2月25日，《边区群众报》由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创办，以广大群众为对象，用通俗易懂的口语宣传党的政策。
在国统区，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秘密创办、发行报刊，宣传抗日救国，抢夺舆论阵地，例如《华北烽火》《国防》《长城》等。此外，发挥地下党员的作用，恽逸群、张友渔等地下党员采用灵活的方式发布抗日言论，机智地躲过国民党当局的审查，巧妙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2]。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露出丑恶嘴脸，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报刊转入地下，例如，1947年3月，上海《文萃》杂志被撤销，随即转入地下继续战斗。
1935年11月25日，红色中华通讯社（1937年1月改为新华通讯社）恢复工作，向红四方面军发报，抄录北平、上海、天津、南京各通讯社的新闻电讯。
1938年10月20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公开合法的新闻通讯社—国际新闻社在长沙成立，又在重庆成立了办事处，成为正式向国内外发稿的全国性的通讯社。
1939年1月，新华通讯社成立华北分社。此后，几个大的解放区陆续建立了通讯社。1941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统一根据地内对外宣传的指示》，各地通讯社都改为新华社分社，单独与延安新华社业务联系。1945年，新华社发展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实力强大的一个新闻传播网。
1946年4月，新华社在国内建成总分社9个，分社40多个，工作机构进一步扩大充实，分为国内新闻、国际新闻、英文广播、口语广播4个编辑部。1947年，为适应人民解放军转入反攻时期的宣传报道需要，新华社扩大建制，设立解放区部、国民党区部、国际部、语言广播部、英文广播部、英译部等。
1937年4月，新华通讯社设立新闻台，有两部3灯机和一部100瓦的发射机。
1940年12月30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创建并成功进行第一次试播，是中国共产党广播事业的开端，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从报刊文字传播进入语言广播。
1945年8月中旬，因遭受损害而停播的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恢复工作。同年9月11日，正式开播，播送时事新闻、解放区消息、时评及名人讲演等等。
1945年8月20日，哈尔滨广播电台开播。
1946年1月16日，大连广播电台开播。
此外，长春、安东、鞍山、吉林、齐齐哈尔、承德等地先后出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广播电台。
在根据地，中国共产党以延安为中心发展无产阶级的出版事业，创建出版社，建设印刷厂，筹办新华书店，开辟发行渠道，从无到有，逐渐形成编印发共进的良好局面。
创建解放社、新华书店、华北书店、大众读物社等出版机构，主要从事图书出版工作。此外，八路军军政杂志社、鲁迅艺术文学院、民族问题研究会、边区文化教育研究社等机关团体也出版书刊、地图、年画等出版物[3]。
在物资匮乏、交通不便的情况下，创办了中央印刷厂、八路军印刷厂、光华印刷厂、机要印刷厂等，为党的出版活动提供印制后援[4]。
在发行工作受阻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于1939年3月22日下达《关于建立发行部的通知》，要求从中央到各地县委，一律设立发行部，并建立运输掩护部队，保证发行工作的安全。1939年9月1日，新华书店在延安设立第一个门市部。新华书店同其他书店一起，以多种方式发行党报党刊，并把发行范围扩大到沦陷区、大后方、南洋等地[5]。
在武汉设立中国出版社，在重庆设立新华日报馆，既出报又出书，扩大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影响。同时，发挥地下党员的作用，刊印图书。胡愈之早在1933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以地下党员的身份工作，成立复社，翻译并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续西行漫记》等红色书籍，让广大人民了解中国共产党。
早在1927年，在美国留学的中国进步学生加入中国共产党，创办不定期刊物《先锋报》，增进海外华侨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认识。抗日战争爆发后，《先锋报》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激发各地华侨的爱国热情和爱国精神[6]。
1935年，吴玉章等中国共产党人在法国创办《救国时报》，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在海外办报的典型代表，刊载中共中央文件和毛泽东著作，号召一切中国人团结抗敌。该报以海外华侨为主要读者，发行至43个国家，为赢得国际社会的支持和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6年9月初，红中社与莫斯科取得联系，并逐渐抄收外国通讯社电讯，《红色中华》也刊载国际消息和就国际问题发表的社论、时评。
1937年4月，新华通讯社设立新闻台，聘请美国人马海德为英文顾问。
《解放》周刊创办之初就重视对国际形势的评述。在第1卷第2期上发表朱德《论西班牙战争》一文，表达了中国人民对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支持。第1卷第10期是《西班牙专号》，以此纪念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战争一周年。这些内容都对建立世界反法西斯国家联盟发挥了积极作用。
国民党政府不但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消息封锁，还要进行丑化、污蔑，致使国际社会误认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留着长胡子”“喝汤的时候发出咕嘟咕嘟的响声”“皮包里夹带土制炸弹”[7]。
在极其不利的环境下，中国共产党用开放的心态对世界敞开了大门，欢迎国际友人到革命根据地来，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早在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就在西安设立了秘密交通站。这使通往苏区成为可能，在无形之中给国际人士潜赴陕北创造了条件[8]。
在中国共产党的欢迎下，国外记者、作家、观察团等纷纷到达陕北。中国共产党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向他们表达了自身的观点和信念，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的精神风貌，深深地打动了他们，由此掀起了一场“延安热”。
1936年7月底，斯诺到达陕北苏区，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等中共高级领导人接受了他的采访，还让他深入甘肃、宁夏前线了解红军，到红军大学采访几十位红军将领。
除了向来延的国际友人提供信息和帮助，中共领导人还亲自热情接待，敞开心扉，与他们交流感情，促膝长谈，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和主张，赢得了国际舆论的支持。
史沫特莱与毛泽东接触之后，给予高度评价：“每个人都可以与古今中外社会历史人物相提并论，但无人能比得上毛泽东。”
1944年7月，毛泽东接受英国记者斯坦因的采访，并发表精辟论述：“集成中国过去的思想和接受外来的思想，并不意味着无条件地照搬，而必须根据具体条件加以采用，使之适合中国的实际。我们的态度是批判地接受自己的历史遗产和外国的思想。”[9]这段讲话鲜明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待历史遗产和外来思想的科学态度，坚定地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用自己头脑进行思考的决心和信心，对塑造和宣传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的形象起到重要作用。
1946年，毛泽东接受美国斯特朗的采访，提出并阐述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生动形象地向世界宣告了中国共产党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坚定信心和乐观精神。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新闻出版工作，学习列宁办报思想和俄国党报经验，在实践过程中发展了无产阶级新闻出版事业，形成了符合中国实际的宣传思想。
坚持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加强党报建设，发挥党报的宣传作用，把办报上升为党的政策和指示，当成一项重要任务来抓。1939年5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中规定：“从中央局起一直到省委、区党委以及带有独立性的地委、中心县委，都应该出版地方报纸。省委和区党委以上都应该用各种方法建立印刷所，以便出版地方报纸，翻印中央党报。”[10]在这个文件的指导下，从1939年下半年至1941年上半年，各地停办、合并了许多小型报刊，集中力量办好各级党委的机关报，提高了报刊质量，更好地发挥了宣传作用。
坚决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开展宣传工作，随着时局变化和党的工作路线的转变，宣传的主题也随之转移。在抗日战争时期，主题是抗日救国；在解放战争时期，主题转为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
在理论上，指出“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根本问题，为党的新闻出版事业指明了方向。
1940年2月15日，在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上，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文中专门提到：“革命的文化人而不接近民众，就是‘无兵司令’，他的火力就打不倒敌人。为达此目的，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表明了“接近民众”的宣传思想。
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更加深入细致地阐释了宣传思想和文艺理论，指出文学艺术“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两个根本问题，号召文艺工作者创作出人民大众喜爱的优秀作品。
在实践中，新闻出版工作既密切联系群众，又积极发动群众，为党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提供强大的舆论支持。
在联系群众的过程中，让群众敢于、乐于说实话，赢得群众的支持。例如，《新华日报》设“大众信箱”（后改为“读者信箱”）专栏，并刊载“读者意见表”，组织读者会，被人民群众称为“我们的报纸”[11]。晋冀鲁豫边区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开设“农民呼声”专栏，发表农民的声音，如果农民不会写，还可以找报馆的通讯员、记者和当地干部写。这一举措大大激发农民的积极性，推动了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12]。
在发动群众的过程中，不仅发动解放区的群众，还发动国统区的群众，让更多的群众参与到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出版事业中。例如，延安《解放日报》提出“大家办广播”的方针后，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特别播出启事，欢迎国统区的群众把自己在国民党统治下不敢说、没有地方说的话写给延安台，由延安台广播。这一做法，发动广大群众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丑恶嘴脸，为推翻其反动统治营造了舆论氛围。
在实际新闻工作中，出现了一些失实报道和右的倾向。针对这一问题，1947年6月，《晋绥日报》发起了反“客里空”运动，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结合群众监督检举，维护新闻报道的真实性。这一运动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肯定，并推广到其他解放区，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作风检查，为坚持实事求是的新闻立场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这场反“客里空”运动中，又出现了“左”的倾向，有的报纸宣传“查三代”来划分阶级成分，打击了中农和其他工商业者的积极性。党中央迅速察觉到这一问题，及时予以纠正。1948年2月1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要求各地党的领导机关、新华社总社和各地分总社以及各地报纸工作人员，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和中央路线，检查过去几个月的宣传工作，发扬成绩，纠正错误，再次强调了实事求是的新闻原则。
长征胜利之后，国民党政府继续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军事围剿和新闻封锁，西方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知之甚少，从国民党的不实报道中产生很多误解，使中国共产党成为谬论的“受害者”。
在极其不利的环境下，中国共产党用开放的心态面对世界，欢迎国际记者到革命根据地，党的领导人亲自接受国际记者的采访，展现真实的情况。
在新华通讯社设立新闻台之初，就聘请美国人马海德为英文顾问。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新华社一直设有英文广播，主动向国际社会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消息。
中国共产党的宣传策略成功塑造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形象—“那个时代最富有吸引力的革命者”，夺取了对外宣传的话语主动权，既让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了解世界，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同情、理解、认可和支持，打赢了一场国际舆论战。
大批热情宣传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的优秀作品问世，例如：《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续西行漫记》《华北前线》《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红色中国的挑战》《中国未完成的革命》等。尤其是举世闻名的《西行漫记》， 1937年10月在英国出版后，引起轰动，随即又被译为法、德、俄、意、日等2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13]。这本书让全世界的读者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了解了毛泽东和长征，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信息封锁，成功塑造了中国共产党在国际社会的形象。
在敌人的封锁和围剿下，中国共产党克服重重困难，采取了正确的宣传政策和策略，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了丰富多样的新闻出版活动，使无产阶级新闻出版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地发展壮大起来，为中国共产党赢得了世界声誉。从中汲取宝贵的经验，对我们今天做好新闻出版工作，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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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报》与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海外宣传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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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中共对外的形象宣传：以到访延安的美国人士为考察对象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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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照耀中国》的早期中文译本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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