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是横渡时间大海的航船”^[1]，自扬帆启航以来，始终一帆风顺地航行在璀璨夺目的历史文化沧海中，不曾覆没。然而，当这艘航船驶入电子信息的海洋，直面现代数字媒体暴风骤雨般的袭击，顷刻间仿佛变成了风雨飘摇中的一叶孤舟，渐行渐远，生存压力史无前例。^[2]与纸质书结伴而行的书籍设计业，同样面临着生存窘境。一些有识之士穷尽发展思路，孜孜以求，为传统书籍设计生存注入新能量，其中“书艺问道”^①便是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之一。

“书艺”是指设计师运用新颖的设计观念、奇特的造型手法、精美的加工工艺等综合手段，生产制作出具有引领时尚潮流的先锋概念书。“问道”旨在遵循文本信息传达功能的前提下，找到正确的设计途径，采用恰当的处理方法以解决设计探索中所遇到的实际难题。

尽管纸质书生存受到挑战，但这并不意味着将被电子读物完全取代，毕竟纸质书仍有着电子读物不可替代的使用功能和审美魅力，这就为书籍设计艺术的继续存在提供了生存空间。“书艺”可利用电子读物不具备的使用功能，进行差异化筛选，强化自身优势，从而走出一条生存发展之路。

回眸过往，类似的情况古已有之。人类文字信息传播史上的每一次重大科技进步，必然会以崭新的媒体传播方式颠覆原有的书写介质，产生新的记述形式。如甲骨作为书写媒体，淘汰了远古时期的彩陶图文刻绘材料^[3]，孕育出书的萌芽；功能强大的简策制度更替了殷商的甲骨镌刻，具有完全意义上的书籍形制由此诞生；东汉造纸术致使纸张革命性地取代了价格昂贵的帛书和体积庞大，不便携带的简策。纸张与文字的结合，开创了纸质书记载历史，传承文明的先河。自此，纸张历经岁月沧桑，完成了从卷轴装、经折装、旋风装、蝴蝶装乃至包背装的构形发展演进，最终嬗变成素净典雅的线装书。再如，西方金属活版印刷机和洋纸的发明，催生出西式洋装书的产生。至19世纪末，设计新颖的西式洋装书随同外国商品一并进入开埠后的中国，对华夏民族历史悠久的线装书形成了巨大的冲击。面对这一严峻的局面，经过出版先辈的不断努力，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脉相通的中式竖排洋装书设计观念应时诞生，终使近代中国的书籍装帧业摸索出了一条意蕴悠远、特点鲜明、中西合璧的设计发展道路。^[4]

进一步而言，具有针对性的科技创新，必然会引发特定实用艺术功能的改变。如，人类最初发明油画的动机^[5]，只是为了利用视图摹绘功用记载重大的政治事件、颂扬征服者的军事战功、记录僧侣和司铎的宗教活动，以及反映劳动人民日常的生产生活、民俗民风等。其基本效用不过是为了充当历史事件的记录工具而已。然而，当光学影像科技有了重大突破，油画的记录作用便被照相机迅速取代，油画从原有历史事件的记载工具逐渐转化成纯粹的艺术门类，使这一古老的画种得以再生并顺利地发展下去。

后工业化阶段，数字流媒体的出现，前所未有地改变了人类亘古不变的物理媒体阅读方式，导致纸质书不得不另辟蹊径，探索书籍新的生存空间，“书艺问道”由是诞生。这既是科技推动的结果，也是新旧事物生存转换的必然。

任何商品要想立足于消费市场，必须拥有一定数量的消费群体，“书艺”也不例外。与数字流媒体相比，“书艺”不仅具有造作物料真实现实的三维审美魅力，而且还具有纯然的艺术品收藏价值。当书籍设计逐渐从传统纸质书文本信息传达中分离开来，成为专项艺术种类时，“书艺”和普通商品书的关系，犹如陶艺独立于日用陶瓷，油画另立门户、不再充当照相机的记录功能一样。

“书艺”独特的创意内涵和个性化的外观造型，使之富有艺术欣赏价值和艺术品收藏潜力。尤其当“书艺”的文本信息传达地位让位于数字流媒体信息传达之后，“书艺”的艺术欣赏地位上升，由此摆脱了从属于文本内容的束缚，艺术创作有了更为广阔的发挥空间。

2017年秋举办的《书艺问道——吕敬人书籍设计40年》展便是有力的例证。本次视觉盛宴着重展示了设计师“对‘承其魂、拓其体’的中国传统书韵与当代审美相融合的理念追求。”^[6]充分体现出“书艺”作品美轮美奂的欣赏魅力与物华工巧的制作技艺，其中绝大部分“书艺”作品为设计师近年来的沥血叩心之作，《赵氏孤儿》（见图1）当属此类。设计师并没有依照普通商品书的思维模式进行程式化设计，而是以原著悲剧内容为基础，循着过往的历史轨迹，突出年代符号，合理采选整体构形材料，使外在函套与书籍封面巧妙切合。封面上的灰色牛皮云纹采用手工拼贴工艺，并结合木板雕刻，施以精微加工，镂出图文。函套择取淡灰色麻布作为主色调，与内部封面相呼应，以体现历史记忆。整本书结构巧妙，排列严谨，层次分明，秩序规律，使各部分信息能够形成有机统一的逻辑系统，从而体现出浓浓的“书艺”内涵。^[7]

图1

不仅如此，吕敬人的其它“书艺”作品同样具有纯然的艺术魅力，是市场的成功典范。除部分作品由图书馆、博物馆、社会团体收藏外，个人“书艺”藏书爱好者才是购买的主体。

吕敬人的“书艺”作品之所以能够生存于竞争激烈的数字出版时代，主要得益于作者具有良好的造型基础、扎实的设计功底、全面的艺术素养、前卫的潮流意识等；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源、广泛的人脉网络、热忱的赞助单位、精诚的合作团队等诸多有利因素，使之能专心致志地投入到“书艺”的探索中去。这些有利因素均与设计师对于创作选题的精心策划、刻苦努力、不懈追求分不开。

正如《装饰》杂志评论道：吕敬人的“书艺”作品“‘不摹古则体现东方韵味，不拟洋却充满现代精神’，影响力已不局限于书籍设计界，对中国出版业、设计教育界、信息传媒、文化创意领域、国际交流等诸多方面均产生了不小的影响。”^[6]

尽管书艺强调个性化的设计，但个性化并不意味着必须舍弃文本信息的传达功能。事实上，“书艺”依然保留着信息传达效用，是其得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基石。

诚然，文本信息传达有时的确会和个性化的设计创意产生矛盾，陷入二律背反的怪圈，但这并不是左右“书艺”能否成为个性化佳作的确切理由。相反，奇思妙想的设计本身就和各种限定条件密不可分，也只有那些处在一定限定条件下的设计，才能够真正反映出设计师解决难题的心智工巧，彰显出鬼斧神工、叹为观止的设计绝妙。图2为英国设计师马克·迪帕（Mark Diaper）设计的《勺子》，这件“书艺”作品就是一件成功的案例。该书荟萃了100位工业设计师过往完成的三维设计精品，图文并茂，雅俗共赏。“书艺”的封面和封底依据勺子外形轮廓，用机器模具冲压成柔韧起伏的波浪形，以体现标题的真实内涵。图文则印在轻薄的塑性纸面上，使得厚厚累积的书页能够顺着外轮廓的波浪形上下曲变，最终被塑造成一件引人注目的设计作品。不仅如此，书中纵横平直的文字排列，与封面波浪形轮廓巧妙产生了曲与直、动与静的神奇对比。尽管如此，页面阅读系统秩序井然，并未出现扭曲形变之干扰。塑性极强的薄纸透露出合成纸张的物性张力，纸张经过长短不等的裁切，使得不同彩色标签能够叠加成梯形书页检索，既理性、秩序又新颖、美观，巧妙消释了“书艺”的个性化和文本信息传达之间的矛盾。

图2

图3为《古德伍德雕塑公园艺术作品集》。该书采用上下一体两册；双书脊装订设计，目的在于使开放式封面能够容纳所有的展示内容。上册包含论文、背景信息以及每件作品的详细注释。下册厚重，以图为主，图文并茂。装订方法使得上下书体能够并置排列，同时又保持了书形的各自独立。用于封面设计的外包装纸巧妙连接了彼此书心，使之对书体形成整体环绕，以突出封皮上的作品名单、材料尺寸。书名和主要文字采用专色烫银工艺；内文编排则选择非限制性自由版式与理性主义版式设计相结合的表现手法，既逻辑规整又自由轻松，使得版面流溢出非凡的艺术气质，充分彰显了“书艺”的信息传达功能。

图3

可以说，只要设计师能够正确处理“书艺”的个性化创作和文本信息传达之间的相互关系，物尽其用，审美与功能相得益彰，就一定能够立足于市场，并形成可观的市场发展潜力。

“书艺”之所以能够得以存在和发展，很大程度上缘于读者能够亲身“在场”体验其纯然真实的物质性。正因如此，它与非物质数字虚拟现实艺术有着本质的区别，故而“书艺”有数字流媒体无法替代的“在场”的真实体验功能。

体验“书艺”的神采雅韵，意味着读者此时此地对原作的“在场”品味。欣赏者可“在场”融于作品营造的氛围中，用心观照，与场所中的图文进行无声的心路交流。或是说，“书艺”不单是纸质书物料的造作产物，而是设计师借“书艺”形式，借物抒情，用以表达自身的审美修养，抒发对自然造化、大千万象不尽的心智感悟。瓦尔特·本雅明说：“什么是‘灵光’？时空的奇异纠缠，遥远之物的独一显现，虽远犹如近在眼前。”^[7]“灵光”即“韵味”^[8]，是读者“在场”体验艺术品物料神韵的核心。作为真实现实空间中的艺术作品，无论其“韵味”有多么高雅奇妙，但欣赏艺术作品的唯一性只能发生于“在场”。

“在场”，不仅可使欣赏者真切品味“书艺”知性的审美意蕴，而且还可以使读者体验书籍制作工艺的精湛与巧妙。在求新猎奇的心理驱动下，体验者无一不期待着“书艺”作品能够为其带来独具匠心，巧夺天工的审美快意，以满足“在场”真实现实的体验需求，为此，读者唯有“在场”依先后次序线性体验，才能解读物料造作工巧的绝妙。

“书艺”既重视外观造型的创意表达，又关注物料材质的形式表现；既强调结构之间的合理建构，又注重高超的工艺特技。因此只有“在场”体验，读者才能全面、整体地感受到“书艺”恰当的物料选择，巧妙的构思安排，多样的表皮纹理，和谐的色彩搭配等；才能真正吸引读者默然深思，沉浸于造作物料的品味中。

“书艺”的创意构思大多取材于人们耳熟能详，庞杂繁芜的日常生活。“在场”体验可以使人触景生情，睹物存念，体悟人生；汲取“书艺”中内含的知性学养。故而，美妙的“书艺”佳作，不但能够成为人们“托物寓情、因物喻志”，启发、感染读者的良师益友；而且还可成为人们追求理想、陶冶情操、化育精神的象征。

舒适温馨的体验环境，既能够为读者带来恬静雅致的读书情调，也能为读者彼此之间的思想交流营造出悠闲安逸的互动氛围。相反，如若读者远离清闲的阅读环境，游荡在冷漠、寂静的数字虚拟世界，冰冷的流媒体不可能为读者带来真实现实温和安闲的阅读氛围。

可见，“书艺”的物性体验与“在场”阅读密不可分。这一重要特性，不仅是纸质书文本区别于数字流媒体阅读的本质反映，也是“书艺”赖以存在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