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数字出版而言，2018年是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出版管理体制发生巨大变革，中央文化企业的公司制改制落下大幕，新闻出版机构改革一锤定音；这一年，新闻出版事业与产业的协同发展正式提上日程，事业属性在产业属性的基础上被着重强调；这一年，文化产业的财政扶持政策持续深化，支持方向更加聚焦；这一年，由人工智能统领的新闻出版大数据、知识服务、智库建设、增强现实、虚拟仿真等新业态蓬勃发展；这一年，高端会议论坛如雨后春笋，从不同角度对数字出版进行叙事和总结；这一年，数字出版的人事更迭，给数字出版的未来留下了更多的期待；这一年，转型升级、融合发展之后，数字出版的提质增效刻不容缓地摆在出版人面前，新旧动能转换、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数字出版的当务之急。

一直以来，强化数字出版的产业属性成为摆在从业者面前的当务之急，基础软硬件改造、资源建设、运营平台等重大项目带动战略的策划和实施，直接价值在于提升出版产业的技术装备和高技术应用水平，实现数字化改造传统业态、高技术赋能传统出版产业升级的预期目标；殊不知，数字出版的事业属性，始终都在重大政策文件中被高度重视，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和出版导向，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提高网络空间的话语权，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是数字出版人的必修课。

2018年3月，中共中央印发了《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其中，关于新闻出版机构改革的规定指出，“中央宣传部统一管理新闻出版工作”，“加强对出版活动管理，发展和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事业”，“中央宣传部对外加挂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版权局）牌子”，“统筹规划和指导协调新闻出版事业、产业发展”。^[1]中央宣传部关于新闻出版管理方面的职责规定政治站位更高，进一步强化了出版的事业属性；在出版事业与出版产业的关系方面，在原有的统筹规划基础上，冠之以“指导协调”，更加有机融合处理了新闻出版事业与产业发展的关系。新闻出版工作由中宣部统一管理，“将进一步加强党对新闻出版工作的领导、强化新闻出版工作的价值导向和社会效益、提高新闻出版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与能力。”^[2]

2018年11月1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在京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的意见》。会议强调，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加强内容建设，深化改革创新，完善出版管理，着力构建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出版体制机制，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丰富、更加优质的出版产品和服务。党的十九大以来，以数字出版为代表的新兴数字内容产业蓬勃发展，已成为当前文化和数字经济领域创新活跃、增长迅猛、市场广阔、潜力巨大的战略性新业态，已经聚集起相当规模的数字内容资源，推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数字内容产品，优质的网络文学甚至已经走出了国门，走向了海外。“加强内容建设”，题中之意包含数字内容建设，而“更加丰富、更加优质的出版产品和服务”，也囊括了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数字出版产品和服务。

2018年，一系列围绕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出版业盛会召开，这些会议论坛围绕数字出版、出版创新、知识服务、融合发展、出版与科技融合等话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进行了总结。2018年11月1日，由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中国新华书店协会与山东出版集团共同主办的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图书发行业致敬盛典”在济南开幕。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主任委员、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柳斌杰在主旨演讲中指出：“当前我国出版业已经进入了印刷出版、电子出版、数字出版、互联网出版、大数据出版五种业态立体交叉、相互融合、优势互补创新发展的新阶段。”^[3]12月16日，以“砥砺奋进 出版强国”为主题的2018中国出版年会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出版座谈会在京召开。与会领导、嘉宾指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出版业应该“努力在加强出版创新、推动融合发展上有新作为”, “要坚持与时俱进，切实学会运用新技术，培育新业态，拓展新市场；必须坚持改革创新不停步，坚持融合发展不走样”。^[4]

在统筹规划和指导协调出版事业、产业发展的背景下，一方面，数字出版工作继续强化产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坚持将创新作为第一动力，不断加速内容与技术的融合,坚持将人才作为第一资源，不断培养复合型、创新型人才队伍，实现人才队伍的转型升级。产业的转型升级要追溯到2010年的出版社转企改制，几乎所有的经营性出版社都实现了由事业单位向企业的转型，至2018年2月，财政部、中共中央宣传部印发了《中央文化企业公司制改制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中央文化企业实现公司制改制，这仍然是在延续产业转型升级的顶层设计和实施路径。^[5]2018年底，多批次的中央文化企业已经完成了公司制改制的审批，将按照现代企业制度，以有限责任公司的市场主体身份，推动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的融合发展。

另一方面，数字出版工作未来应着力于事业发展，聚焦主题出版、精品出版，2019年“应以高度的政治站位和思想自觉谋划主题出版，聚焦新中国成立70周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等大事要事，及早动手，精心策划，推出一批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优秀作品，为民族凝魂聚气、为时代凝心聚力”。^[6]这一点，从2019年1月1日的“学习强国”平台上线也能够看出来。“学习强国”平台由PC端、手机客户端两大终端组成，聚合了大量可免费阅读的期刊、古籍、公开课、歌曲、戏曲、电影、图书等资料。^[7]“学习强国”平台汇聚了大量数字图书、数字期刊、在线课程、音乐戏曲、视频资料等数字化内容素材，是党建知识服务平台的典范，是党员在线教育的门户，是内容权威、特色鲜明、技术先进、广受欢迎的思想文化聚合平台。

在2008年的机构改革中，数字出版的主管部门——“科技与数字出版司”作为新设立的三个司局之一，与出版产业发展司、综合业务司一起，首次亮相全国。其主要职责在于：新闻出版业科技发展、科技进步相关工作；新闻出版、印刷、互联网和数字出版标准化工作；游戏审批、网络文学、网络书刊、手机书刊、手机文学监管工作以及进行网络出版和数字出版的发展规划编制和实施。

2013年的机构改革中，数字出版职责作为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加强的职责之一被再次强调：“加强对数字出版以及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公共视听载体播放广播影视节目的规划指导和监督管理，推动协调其健康发展。”同时，科技与数字出版司更名为数字出版司。其主要职责在于承担数字出版内容和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对网络文学、网络书刊和开办手机书刊、手机文学业务进行监督管理。

2018年的机构改革中，数字出版主管部门调整为中宣部出版局。近年来，科技赋能出版、技术融合出版的步伐不断加快，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融合协同的节奏不断提速，大数据、增强现实、虚拟仿真、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对出版业态的创新与变革频率越来越高，这对数字出版的管理和调控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严格的标准。此次机构改革之后，数字出版的高度和被重视程度被再次提升，主管部门可以从传统出版、数字出版一体化规划以及协同化管理的角度，对数字出版的发展起到指导协调和统筹规划的作用。

2018年，标准先行，智库引领，由人工智能统领的各项高新技术对新闻出版业态重塑和赋能的格局进一步明朗化，在大数据、知识服务、人工智能、智库建设、标准规范和人才培养等方面产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

大数据作为第三次人工智能浪潮的基石之一，日渐受到新闻出版企业的重视。经过多年的发展，2018年，对于新闻出版大数据建设的以下共识正在达成：大数据的数据类型——条数据与块数据；内容数据、用户数据与交互数据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大数据构建的数据采集、数据加工、数据存储、数据标引、数据计算、数据建模、二次数据、数据服务等基本流程环节已基本确定；大数据对选题策划、编辑加工、精准营销、作者服务等方面的积极价值正在被不断挖掘和重视；大数据与深度学习的联手，共同催生了第三次人工智能的浪潮，大数据已经成为深化新闻出版转型升级、推动智能出版建设的必由之路和必要抓手。

在产业发展层面，新闻出版大数据的探索和总结从未停下脚步。2018年5月28日，首届（2018）中国新闻出版大数据高峰论坛在贵阳如期举行。会上公布了融智库“大数据分库”的首批专家，发布了首批中国新闻出版业大数据平台创新成果奖，海关出版社、人民法院出版社、中地数媒公司、北大方正电子公司等企业获得了该项荣誉。这次论坛也是对我国新闻出版大数据建设的首次集中检阅和成果展示。

2018年，知识服务持续发展，推向纵深，政策驱动型知识服务、产品驱动知识服务、技术驱动型知识服务、信息驱动型知识服务以及智慧驱动知识服务在不同的领域绽放不同的光芒，可谓大放异彩。

首先，在政府调控层面，2018年6月1日，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了知识服务模式（综合类）试点单位遴选结果公告。55家第三批知识服务模式试点单位的公布，标志着知识服务模式试点单位共计三批110家正式形成国家知识服务体系方阵，在政策信息、技术开发、产品体系、资源建设、人才队伍等领域已经具备相当规模，在国家级知识服务中心建设方面又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

第二，在市场主体方面，新闻出版企业开展知识服务已经由单学科专业型、应用型知识库建设，逐步过渡到多学科综合型知识库研发。单学科知识库向多学科知识库、专业型知识库向综合型知识库的过渡与升级，在专业出版领域，体现得更加明显，尤其是伴随着2018年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深入推进。例如，在自然资源出版领域，中国林业出版社、海洋出版社、地质出版社、中国地图出版集团以及中国大地出版社等出版社/集团，在构建自然资源知识库、自然资源知识服务大数据方面，都各有优势，也都各存不足，只有通过资源的相互购置、置换、共享，才能构建出专业、全面、权威的自然资源知识库。多学科综合型知识库的研发，在法律、建筑、卫生等出版领域都处于紧锣密鼓的筹备或实施过程中。

第三，典型知识服务模式纷纷亮相，五大知识服务模式在2018年的表现可圈可点。截至2018年上半年，人民卫生出版社“人卫临床助手”资源建设已初具规模，有疾病知识11 549条，典型病例5 000例，医学词汇17万条，国家临床路径1 213个^[8]；2018年4月20日，由中新金桥发起的“可知”知识服务平台正式上线，这标志着出版社与图书馆联盟的知识服务新生态正在形成，面向学科建设、面向最终用户、承载出版社数字资源推送与服务的知识服务新模式正在扬帆起航；2018年11月30日，人民法院出版社研发的“法信”知识服务平台，互联网用户突破80万，在专业粉丝积累、专业用户群聚效应方面实现了可喜的突破； 2018年底，地质出版社旗下中地数媒公司的数字出版依托两家高新技术企业，收入突破2 000万元，收入、利润较2017年再次翻一番，形成了由技术开发、影视制作、智库建设、自然资源知识库在内的知识服务矩阵，正式步入市场化、规模化的发展阶段。

人工智能作为高频词，屡屡出现在社会各行各业，新闻出版业也不例外。《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以人工智能为统领，将大数据、增强现实、虚拟仿真、智能机器人等多项高新技术进行了规划和描述，成为人工智能与各行各业相结合的指导性、方向性文件。

AR出版物成为这几年持续的热点，在经历了2016年、2017年的快速增长以后，在2018年呈现稳定发展的态势。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8年底，国内所出版的AR图书多达数百种，分布在专业出版、大众出版和教育出版各领域。3D模型库、AR编辑器和输出展示系统作为出版业AR技术应用标准的核心，已经越来越被专业出版人所接受，并写入行业标准。出版企业、技术公司所研发的AR模型呈现大规模、高度增长的态势，较有代表性的如“4D书城”。同时，在增强现实和虚拟仿真领域，智能建模将会在原有3D实景建模、虚拟建模的基础上，被快速推广和迭代。^[9]

2018年度AR出版领域的大事件主要有：《出版业AR技术应用规范》行业标准已经征求完意见，步入送审环节；由北京印刷学院、中国少年儿童报刊工作者协会、苏州梦想人科技和融智库共同主办的“全国优秀AR少儿报刊制作大赛”正式启动和评奖；腾讯与人民教育出版社开展合作，AR教材将在不久的将来面世；作为行业旗舰，苏州梦想人科技公司先后与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江苏凤凰出版集团、牛津大学出版社等国内外知名传媒企业开展合作。

VR技术应用于新闻出版业的场景可以包括：历史人物、场景的再现与宣传；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与呈现；出版业的展会论坛、展览展示；教育出版领域的在线教育、智能教育、研学旅行、实验课程等；专业出版涉及道路桥梁、地质灾害、文物古迹、水利水电、工业仿真等场景。

2018年关于VR技术与新闻出版相结合的两场盛会分别是：2018年9月底，国际虚拟现实创新大会在青岛召开；2018年10月，2018世界VR产业大会在江西南昌开幕。新闻出版企业、科研单位分别在两个会上进行演讲，同时布置了新闻出版VR的展览展示。

关于VR与新闻出版的结合，2018年，地质出版社委托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开展了“VR技术在出版业应用研究”的课题研究；北京工坊视界科技公司与化学工业出版社合作，完成了“基于VR技术的典型环境工程工艺案例”的文化产业项目；武汉和思易技术公司先后与国内地质、农业出版领域的出版社合作，研发制作了《徐霞客VR视频》《徐霞客漫画绘本（VR版）》《果蔬领域VR平台》等产品；VR技术在出版业的应用企业标准、行业标准也在研发进程中。

新闻出版业智能机器人的应用场景包括：

（1）智慧图书馆的智能管理机器人、礼仪机器人、智能盘点机器人等。智能盘点机器人的工作原理在于 ：根据图书馆内预设的路线方案，识别书架的编号，找到需要盘点的书架和图书，盘点过程中把信息即时传送至服务器，馆员可以通过电脑或者移动终端的数据展示，方便全面直观了解当前盘点的进展情况。智慧图书馆的智能盘点机器人已经成为图书馆员的完美助手，具备指引、介绍、盘点、查询、分拣等多项功能。识别的方法是：通过条形码技术或RFID（无线射频识别）技术方案，给每本图书人工贴上电子标签（信号发射），再配合读写器（信号接收）实现识别盘点。超高频RFID机器人能做到每小时盘点32 000本图书，高出其他设备3倍，是手工盘点速度的30～40倍，真正做到了解放图书馆员盘点的双手。^[10]

（2）智能新闻机器人以其报道客观、发稿高效、准确率高等优势，已广泛应用于新闻领域，在国内外已出现人形机器人或AI程序担任新闻主播的实例；但也存在着报道缺乏深度、缺乏厚度、缺乏温度、缺少亮点和重点等问题。

（3）智能出版领域的机器人应用层面，智能仓储机器人、智能教育机器人和智能销售机器人风生水起，不断推动“出版+人工智能”新模式、新业态的涌现和升级。

2018年智能机器人在新闻出版业应用的主要事件包括：

深圳金大智能制造公司，在“机器人+智能音箱+无人机”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已经研发出逗逗龙、智伴、“小悠”、百度等多款智能机器人，所研发的机器人类型包括桌面机器人和移动型机器人，智能科普机器人、智能教育机器人和智能陪护机器人等。2018年，金大智能制造将文化产业作为重点突破口，先后与地质出版社、易书科技、一路领先图书公司等多家出版社、文化公司签署合作协议。除了在技术方面大力提升交互性能、深度学习以外，金大智能制造奉行“技术赋能、内容为王”的原则，在智能机器人语音知识库重点发力， 旨在实现将“硬件设备+软件技术+智能语音知识资源”整合，进而形成新闻出版业智能机器人策划与研发的生态链和生态圈。

2018年3月，北京市通州区推行“新华生活+24小时无人智慧书店”的模式，以智能机器人代替人工值守。店内全程没有任何服务人员跟随，全方位整合了自助结算系统、智能图书识别、远程客服协助、动作识别防盗系统、人脸识别等高新技术。石景山区的新华书店阅读体验中心也配置了无人书店样板间，提供自助购书服务。

2018年4月，外形酷似真人的美女机器人——艾丽卡，成功担任日本某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并出席综艺节目，一时引起社会各界热议；这也同时意味着，人形机器人开始融入人类社会。

中国大地出版社于2018年初启动了智能教育机器人研发工作，并在2018年6月的第二届中国新闻出版智库高峰论坛上，对第一款智能教育机器人“小悠”进行了路演和发布。

2018年9月底，“China2018中国国际教育装备（上海）博览会”在上海拉开序幕。会上，上海鱼越号智能科技公司自主研发的智能盘点机器人，引起教育专业人士和图书馆界的关注和青睐。

2018年11月7日，在乌镇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新华社以主持人邱浩为原型，联合搜狗技术公司，开发了全球第一个“AI合成主播”。该AI程序主要运用了人脸识别、三维人脸重建、表情建模、深度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

2018年新闻出版智库建设呈现如火如荼、百花齐放的特点，指导政策、单体智库/智库联盟、智库报告、智库运行机制、智库评价机制以及智库会议论坛等方面均有出色的成绩。

2018年3月，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了《关于加快新闻出版行业智库建设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指出，新闻出版行业智库建设的主要目标包含：统筹推进新闻出版行业智库协调发展、构建行业特色新型智库集群，建设资政献言有影响力的智库集群，生产一批高质量标志性智库产品，培养壮大一支公共政策研究和行业问题咨询的专家队伍。《意见》的出台，为智库建设提供了指明灯，为智库发展提供了权威指导，推动着新闻出版智库向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

2018年3月1日，新闻出版业产业新型智库联盟第一次常务理事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完善并确定了《2018年新闻出版产业新型智库联盟工作计划》，讨论了新闻出版传媒业智库化发展路径、联盟成员单位之间的合作创新项目及有关单位加盟申请事宜。

2018年，融智库面向全国新闻出版企业、科研单位发布了14项科研课题，分别在人工智能与新闻出版、区块链技术在文化产业的应用、新闻出版信息网络安全以及新闻出版智库评价机制等方面开展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为新闻出版智库健康、长远、平稳发展做出了有益的尝试与探索。

2018年6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集团、融智库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中国新闻出版智库高峰论坛在广西桂林召开。论坛以“新时代·新出版·新动能”为主题，围绕改造提升传统出版动能、培育壮大新兴出版动能，聚焦新闻出版业新动能的核心要素——科技、信息、数据、标准等内容展开研讨。开幕式上，第十二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柳斌杰发表书面讲话，指出新闻出版业智库建设应该重点做好五件事情：完善组织、凝聚人才、基础设施、课题支撑和运行制度。中宣部出版局原副局长、巡视员刘建生提出了建设现代智库的价值支撑以及行业新型智库的六个标准：学习力、凝聚力、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

每年的新闻出版部级课题都高度重视数字出版业态创新，紧密关注转型升级与融合发展趋势。2018年6月，国家新闻出版政府主管部门公布了14个新闻出版部级社科研究项目立项结果，其中涉及数字出版的有《人工智能与新闻出版业发展研究》《我国报刊业优化升级研究》《我国印刷业实施大数据战略研究》《实体书店融合发展模式研究》《新闻出版单位数字化转型升级进展情况评估指标体系研究》《数字出版分类注释与统计指标体系研究》共计6项课题。

在标准研制方面，ISLI、知识服务、增强现实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研制、推广和应用进程不断加快，成绩斐然。

关于知识服务国家标准。2018年6月21日，全国新闻出版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召开了知识服务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启动暨研制工作协调会，确立了7项知识服务国家标准的组长、副组长单位，正式启动了知识服务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研制工作。2018年底，《新闻出版 知识服务 知识资源建设与服务工作指南》等7项国家标准已经完成工作组稿，步入征求意见阶段。

关于ISLI国家标准。2018年10月，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组织专家对各家申报材料进行了评审，确定9家技术公司为标准应用技术支持单位、21家出版发行单位为首批ISLI国家标准应用试点单位。12月，“ISLI国家标准应用试点工作部署会”在京召开，会议指出ISLI国家标准的推广应用要围绕关键技术研发、重点方向应用、产业支撑服务以及资源整合共享四个方面展开，深化宣贯与推广，加快产业化落地步伐。

关于CNONIX国家标准。2018年5月，国家新闻出版署确定清华大学出版社、重庆出版集团等29家单位为CNONIX国家标准应用示范工作第二批示范单位，以加快推进标准应用示范工作，扩大标准产业应用范围，推动新闻出版大数据体系建设。

同时，《出版业AR技术应用规范》行业标准已经完成征求意见，正式步入送审阶段。《出版业VR技术应用规范》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正处于紧锣密鼓的研制过程中。

2018年，数字出版人才队伍的建设以及培养标准，较之前有着更高的政治站位，更为严格的审核程序，这也是践行“人才是第一资源”的鲜明体现，是推动数字出版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

增强“四力”，是对新兴出版人才建设的最新要求和最高标准。只有以人才队伍为第一资源，以“四力”人才培养为抓手，以新出版新作为新担当为理念，以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核心，才能保持数字出版的持续发展与繁荣，不断提升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的融合水平。

2018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宣传思想干部要不断掌握新知识、熟悉新领域、开拓新视野，增强本领能力，加强调查研究，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努力打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求实创新、能打胜仗的宣传思想工作队伍。黄坤明部长在《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守正创新做好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一文中指出，以提高政治素质为根本，以提升业务本领为关键，以锐意创新创造为紧要，以锤炼优良作风为基础，守正创新，着力“四力”建设。在2018年12月的出版业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座谈会上，中宣部出版局巡视员、副局长王志成发言中提到出版战线要在提升“四力”、厚植人才上有新作为。

2018年9月，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所开展的第三次数字编辑高级职称评审中，国有出版企业和新兴媒体的从业者踊跃报名，副高级、高级职称申报人员的基数很大。但是，为推动数字出版的高质量发展，本次评审遵循了更为严格的人才选拔标准，通过率较前两年有所下降。数字出版职称评审“严把控、重实绩”“不唯论文、不唯学历”的做法，更加契合数字出版行业实际，更有利于对学术水平造诣高、工作实绩贡献大的优秀人才进行评价和认可。

2018年度，新兴出版领域召开了数量相当可观的行业级会议论坛，主要包括：第八届中国数字出版博览会、第二届中国新闻出版智库高峰论坛、首届（2018）中国新闻出版大数据高峰论坛、数字出版创新大会、数字出版主任联盟会议、出版业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纪念会议，等等。

在第八届中国数字出版博览会上，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公布了数字出版2017年度的产值——7 071.93亿元，再创新高！不过，值得冷静思考、辩证分析的是：作为数字出版的国家队，传统书报刊数字化收入一方面保持平稳增长态势，2017年，互联网期刊、电子图书、数字报纸的总收入为82.7亿元，与2016年相比增长5.35%；另一方面，传统书报刊数字化收入在数字出版年度总产值的占比持续下降，仅为数字出版总产值的1.16%，2016年该数字为1.37%。

曾几何时，自数字出版的概念从首次提起，自数字出版产值首次统计的2006年，到写入国民经济十三五发展规划，到2017年数字出版产值突破7 000亿元，数字出版的发展经历了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期间伴随着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成立、国家新闻出版署的成立等重大历史事件。^[11]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市场规律，将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将“有形的手”与“无形的手”相结合，引导企业科学合理地制定战略规划，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是2018年乃至之后一段时间内文化产业类财政资金扶持的总基调。

图1

2009—2017年数字出版产值增长趋势图

2018年，中央文化企业的国资预算支持仍然采取“规划+绩效制”的基本模式，按照“退后一步、站高一层”的原则，财政部以管资本为主，积极探索国资预算的绩效评价机制，引导文化企业做好战略规划，管好用好国资预算资金，致力于提高国资预算的资金使用效率。

2018年国资预算支持总额保持上涨态势，中央财政向中央文化企业注资15亿元，比上年增长25%。^[12]支持方向包含3个方面：①落实国家重点文化发展战略。支持中央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做大做强，组建成立股份公司或集团公司。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中央文化企业发展。②推进文化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支持企业自主创新，推动文化企业高质量发展。③调整文化领域国有资本布局结构，支持文化与资本衔接，支持企业并购重组，支持中华文化走出去。在具体的文化与科技融合方面，人工智能+文化产业、区块链+文化产业、高端智库建设等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融入项目之中，科技的发展对新闻出版业转型升级的赋能比例、赋能程度越来越高。

2018年文产资金的政策又是一个重要拐点，相对于2014—2018年的文产政策而言，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第一，在重大项目方面，以两个文件的形式下发政策，分别是：《关于申报2018年度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重大项目方面）》（财办文〔2017〕50号）以及《财政部办公厅 中宣部办公厅商务部办公厅关于申报2018年度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重大项目方面）转移支付项目的通知》（财办文〔2018〕13号）。相比而言，相较于2016年度的中央文化产业发展资金政策以一个文件的形式下发，2018年度仅截至5月底，在重大项目扶持方面就已经下发了两个文件。

第二，首次区分中央本级重大项目和地方性重大项目。同时，两个文件对于重大项目的支持方向有着重大区别：中央本级项目的支持方向为9个，在2017年文产资金的基础上，删减了“实施文化金融扶持计划，由文化部牵头负责”的内容；而地方性重大项目的支持方向更加聚焦，包含两个方面：“其一，推动影视产业发展（中宣部牵头负责）。重点支持用于增强文化自信、保障国家文化安全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反映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取得重大成就和宏伟业绩题材的重点影视剧；其二，推动对外文化贸易发展（商务部牵头负责）。鼓励和支持我国文化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扩大文化服务出口，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对列入《2017—2018年度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目录》且在2017年具有较好文化服务出口业绩的地方文化企业，根据2017年度文化服务出口额按比例予以奖励。”^[13]

第三，在地方性重大项目扶持方面，强化对增强文化自信、保障国家文化安全、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支持。而对于以往年度的地方新闻出版企业的“转型升级”“媒体融合”等部分的支持方向则明确予以取消。这意味着，连续多年获得财政项目扶持的新闻出版企业，在转型升级、媒体融合等领域，真正需要发挥企业自身的主动性、能动性和积极性，向着市场化运营和产业化发展的方向努力，向着自我造血机制形成的方向前进。

第四，对文化产业宏观调控的精准性、细分性以及绩效要求有明显提升。2018年文产资金首次对重大项目和市场化配置资源部分进行分别发文，首次区分了中央本级和地方重大项目，体现了宏观调控的精准性和细分性。同时，对所申报的重大项目，在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公益指标等方面做出了严格的要求。仅以“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类项目的指标来看，设置了总体目标和三级效益指标，一级效益指标包括产出指标、效益指标和满意度指标。产出指标包括数量指标、质量指标和时效指标；效益指标包括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生态效益指标和可持续影响指标。

文化产业专项资金的“市场化”“绩效性”改革，对数字出版生态圈最大的启发在于：数字出版企业不能总是本着“等、靠、要”的心态，不能只是依靠财政扶持来维持生存，而应该及早地根据市场规律，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真正埋头研究市场，真正扎根于市场，快速形成自我造血机制，在市场中锻炼和造就经营发展的本领。

其一，文化商人的“商”与“殇”。

“2016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总收入5 720.85亿元，比2015年增长29.9%。而传统书报刊的数字化总收入为78.5亿元，在数字出版总收入中所占比例为1.37%，相较于2015年的1.69%和2014的2.06%来说，继续处于下降阶段。”“2017年，互联网期刊、电子图书、数字报纸的总收入为82.7亿元，相比2016年，占比持续下降，仅为数字出版总产值的1.16%。”看到这样的数据，我们的数字出版“国家队”不知该作何感想？

有人说，出版人是“杂家”不是“专家”；笔者以为，出版人，属于文化商人，文化是根、是魂，是要固守的堡垒；商业素养是术、是技，是要增强的本领。近年来，转型升级在持续推进，而提质增效却乏善可陈，深层次原因在于大部分数字出版从业者的文化素质有余，而商业素养不足，难以摆脱传统出版商业模式的窠臼，诸多从业者，口头上是数字出版人，脑子里却仍然是“出书”“卖书”的思维模式。商业素养不足的体现是：财政项目成果转化能力太差，许多项目一旦验收，便束之高阁，很难听到其后续盈利状况；数字产品研发不少，赚钱盈利不多，甚至归零；数字产品的运营体系、销售渠道付之阙如，更何谈规模化盈利、产业化发展？

其二，小打小闹，抑或大开大合？

我们身处一个变革的时代，转型的时代，出版转型、人工智能转型、高速到高质量的转型，最终结果无非有二：要么，优雅转型；要么，遍体鳞伤。

就出版转型而言，小打小闹的转型，遍地可寻，一个区区数人的部门、中心、内设机构，是完成不了出版业转型升级的重任的；唯有公司制，唯有以创业创新的文化，唯有以经营企业的格局去实施，以自负盈亏、市场拼杀、只争朝夕的精神，去组建完整的战略、内容、技术、销售、管理、财务的人才队伍，方可胜任转型升级的大使命。

大开大合的转型，则是在顶层设计上大胆创新、细心求证、确立方向、矢志不渝；在经营管理上，以业绩为导向、重实干重实绩、众志成城；在产品研发上，精雕细琢、研究用户、服务用户、匠心独运；在技术创新上，前瞻布局、勤学快用、格物致知、知行合一；在队伍建设上，带兵要狠、爱兵要深、严格管理、善于激励。一言以蔽之，唯有以经营企业、发展事业的心态和格局来开展转型升级，才能真正实现转型升级，才能真正实现提质增效。

其三，人工智能时代，出版转型的吉光片羽……

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加速了出版转型的步伐，在经过激烈的市场竞争后，大浪淘沙，披沙拣金，真正能够存活、发展并茁壮成长的数字出版企业，将会是凤毛麟角、吉光片羽……

繁华落尽，洗尽铅华。人工智能时代的出版转型，是胆略的考量，是实力强弱的较量；是产品的竞争，是模式高下的评判；是人才的PK，是格局大小的对比。秋风落叶，沙场点兵。遍观行业，在格局、战略、模式、实力方面还有一批标杆企业和标杆产品，或许，他们是智能时代出版转型的星火、提质增效之原野。

日月不肯迟，四时相催迫。“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只有以坚如磐石的信心、只争朝夕的劲头、坚韧不拔的毅力，在新闻出版转型升级的道路上阔步前进，在数字出版提质增效方面脚踏实地，充分发掘并培育壮大新兴出版的新动能，牢牢抓住人工智能时代的战略机遇，才能迎来出版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才能迎来出版产业的繁荣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