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党的十八大将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目标从国内精神文化建设延伸到不断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上来。2017年，党的十九大更是第一次提出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文化软实力。短短5年间，在文化强国战略的指引下，我国出版业努力奋进、开拓创新，政府与企业协作共进，在提升中国文化国际传播力、影响力方面做出了一定成绩，多语种、多类型、多角度地传播中国故事、中国精神、中国理念。

从我国提出文化强国战略到进一步聚焦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我国出版业在版权输出、实物出口、人员交流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

自2003年我国开始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以图书为核心产品形态的新闻出版业大力推动版权走出国门，包含图书、期刊、报纸、音像电子出版物等在内的出版物版权输出引进比从最初的15∶1缩小到2012年的2.1∶1。十八大以来，我国版权输出力度进一步加大，在2013年实现输出版权万种以上，并在2017年达到13 800余种，输出引进的差距再次缩小到1.31∶1，比2012年增长了47.5%。见图1。

图1

2012—2017年我国版权引进输出情况（项）

仅就图书版权贸易而言，我国在2017年第一次实现图书版权引进和输出均超过万种，图书版权输出从2013年的7 300余项达到2017年的10 600多项，年最大增幅达到28%。见图2。

图2

2012—2017年我国图书版权引进输出情况（项）

我国图书版权输出提速过程中，对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加拿大、日本、韩国等国际重要出版市场和我国港澳台地区的输出保持平稳，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版权贸易增长显著。2012年—2017年，我国对包含俄罗斯、新加坡、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印度、尼泊尔、吉尔吉斯斯坦、阿联酋、黎巴嫩、埃及等“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版权输出从2 000余项迅猛增长到5 000多项，超过向上述国际重点出版市场和我国港澳台地区输出量的总和。2017年，越南、印度、黎巴嫩、泰国等4个国家位列我国向外输出图书版权最多的10个国家和地区，占图书年版权输出总量的近1/6。

图书、报纸、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与数字出版物是我国出版业对外实物贸易的主要载体。十八大以来，上述出版物的实物出口额增长120%，其中，图书、报纸、期刊的实物出口增长61%，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与数字出版物的年出口额更是从不到100万美元跃进到近3 000万美元。见图3。

图3

2012—2017年我国出版物实物出口情况（万美元）

图书是我国出版物实物出口的主要产品形态，从内容上可分为哲学、社会科学，文化、教育，文学、艺术，自然、科学技术，少儿读物和综合性图书共6类。2012年来，我国少儿读物的出口实现数量和金额的双增长，年出口量一度达到800万册以上，出口额增幅更是达到了80%，成为近年来各类图书中唯一实现双增长的图书类型。与此同时，文学、艺术类图书也实现了出口额的连年增长，从2012年的770多万美元增加到2017年的1 100多万美元。

出版人、作者、译者都是我国出版业提升国际知名度与影响力的重要推动者。十八大以来，我国继续通过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外国专家座谈会、外文期刊国际编委会等形式，将一批国际知名的专业人才、出版人才和内容创作人才吸引过来，为我国出版业发展建言献策，鼓励其在海外，尤其是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主流读者群中传播我国优质内容。仅以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为例，2013年—2018年，共有72位外国翻译家、出版家和作家获得此项荣誉，其中，翻译家26人、出版家21人、作家26人，涉及俄罗斯、埃及、越南、土耳其、尼泊尔、摩洛哥、罗马尼亚、吉尔吉斯斯坦、阿根廷等31个“一带一路”相关国家。

与此同时，我国的作家、插画家也受到国际读者的热切关注，我国出版人也开始进入国际知名行业组织，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继莫言获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后，曹文轩获2016年国际安徒生奖，另有阎连科、刘慈欣、郝景芳、熊亮等纷纷获得国际重要文学类奖项或提名，王安忆、刘震云获法国艺术及文学勋章，秦文君、张宁、马爱农分别获得国际儿童读物联盟荣誉榜单作家奖、插画家奖、翻译家奖证书。这些奖项和荣誉代表我国作家和作品日渐为国际主流读者所接受。在国际出版行业内部，张明舟在2018年8月当选国际儿童读物联盟副主席，并有多人曾在国际出版商协会、亚洲出版商协会、德国法兰克福书展组委会等重要国际行业组织中担任较重要职务，在国际业界代表中国发声。

国际传播能力与业已形成的国际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密不可分。在现阶段，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是对现有国际话语体系和知识体系的重构，困难可想而知。为此，以政府为主导的出版业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要充分发挥国家政策的支持作用，推动我国出版业努力参与我国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和主管部门总结经验，寻求突破，支持出版业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政策不断完备。

自21世纪初我国将走出去作为重要发展战略起，出版业就率先将开展国际业务作为行业发展重点，先后以行业政策、五年规划、专项扶持政策等形式加以明确和落实，为十八大以来出版业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打下了较好的政策基础。十八大以来，《关于加快发展对外文化贸易的意见》《关于加快发展服务贸易的若干意见》《关于新形势下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强“一带一路”软力量建设的指导意见》《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等国家级文化建设的重要文件相继出台，《五年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的相关办法》《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指导目录》《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管理办法》等文化、出版业政策性文件依照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需要进行及时调整，有效凝聚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四方力量，着力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文化与出版走出去格局。出版领域通过“十三五”时期走出去专项规划等文件，更加强调顶层设计、整体谋划，政府推动，市场运作，改革创新、内外统筹，互利共赢、包容共进的原则，明确版权输出、出版物实物产品出口、数字出版产品出口、海外分支机构等重点评价指标，对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行量化和综合评价的双重评估。

目前，可为出版业机构进行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供资金支持的国家级工程项目有16个，全面覆盖出版物编辑策划、翻译出版、宣传推广、发行销售等所有环节。

所有16个国家级工程项目中，图书先期资助项目有6个，自2006年我国设立此类项目以来共资助超过7 000多种图书翻译出版，支持我国出版机构与国际知名出版机构、地区知名出版机构、中国主题图书特色出版机构建立持久合作。期刊资助类项目3个，支持我国外文版刊物的内容生产，形成中国声音、中国观点对国外市场的持续影响与传播。

以图书先期资助项目为例，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资助翻译出版近3 100多种图书，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荷兰、日本、韩国等80多个国家的700多家出版机构建立联系。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重点支持国内出版单位向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输出经典作品，向国际市场推广中华文化，展示当代中国形象，2013年—2017年五年间共资助境内外203家出版机构近2 000种图书。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将近700个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翻译成外文在国外权威出版机构出版和发行，进入国外主流传播渠道。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资助我国优秀小说、诗歌、散文、文学评论等70多种图书的翻译出版。丝路书香工程一方面通过重点翻译资助项目，在2015年—2018年资助我国出版机构的1 500多种优秀图书向 “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翻译出版，覆盖几乎所有通用语种，涉及我国文化、文学、少儿、历史、地理、经济、管理、科技、国际关系、社会、建筑、医学、环境、教育、法律、哲学和宗教等18个门类；另一方面，通过外国人写作中国计划，积极广泛地联系对我友好的国外主流出版机构，国内外优秀版权经理人，海外汉学家、作家、媒体人、学者和社会知名人士，用海外作者亲身经历向国际社会和读者讲述自己的“中国故事”，切实实现对外出版话语体系的创新。在上述翻译资助类项目的积极推动下，我国在2011年—2017年未能实现版权输出的菲律宾、缅甸、保加利亚、摩洛哥、孟加拉国、白俄罗斯、突尼斯、伊朗、吉尔吉斯斯坦等“一带一路”相关国家都有翻译项目在开展。

好的内容需要畅通的渠道进入目标读者的视野。中国出版物国际传播渠道拓展工程、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丝路书香工程重点项目等鼓励我国机构通过与国际知名发行、零售渠道合作，支持在海外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海外华文书店，并尝试以合资、独资出版社、书店、国际编辑部等形式深入各国出版市场，了解对象国出版业发行特点，深度参与发行与营销业务。上海新闻出版发展公司在打造300多种符合海外读者的阅读心理和阅读需求的外文版《文化中国》丛书的同时，已将该系列130多万册销售到六大洲43个国家和地区，进入亚马逊网上书店、美国巴诺连锁书店、加拿大靛蓝连锁书店、日本纪伊国屋全球连锁书店、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哈佛大学书店等海外主流发行渠道，并获得法国拉加代尔集团支持，在德国、加拿大、新加坡、法国等国家和地区的数百家书店举行“阅读中国”全球春节联展；俄罗斯尚斯博库书店在2018年已进行中国文化现场体验、中国图书发布与作者见面会、中国主题图书进校园推介、中国主题图书进社区、参加俄罗斯重要书展等活动50多次，大大提高了俄罗斯读者与中国文化与中国主题图书的接触机会。

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时代，在国际范围内更加接近世界中心，“中国声音”的吸引力显著增强。在此背景下，图书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受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政策的长期指导和重点工程项目的资金支持，在国际话语体系中建设中国形象，增强全球公众对中国的亲切感、认同感，全面提升中国的吸引力等方面做出了一定贡献。

亲切感代表一个国家民众在情感上对于他国的接受程度，具有很高的主观化与情绪化倾向。近5年，我国文艺类、少儿类图书拓宽了与对象国民众情感交流的场域与形态，弥补了国与国之间工程、合作的增多但不能直接改变该国民众对我国的接受程度的不足，为国际合作的宏大叙事找到具体的情感落脚点。《家》《边城》等现代文学经典、《穆斯林的葬礼》《黄金时代》《红高粱》等当代经典作品、《跑步穿过中关村》《私人生活》等中青年作家代表作、《盗墓笔记》《盘龙》《琅玡榜》等知名网络文学作品、《屠呦呦传》《季羡林评传》《我们这30年—一个记者眼中的中国改革开放》等纪实性作品、《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当代文学60年》《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等文学评论作品以英文、阿拉伯文、越南文、罗马尼亚文、老挝文、马来西亚文等单语种或多语种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出版；《羽毛》《青铜葵花》《蔡皋的绘本世界》等优秀原创绘本、《布罗镇的邮递员》《故宫里的大怪兽》《狼王梦》等经典儿童文学作品、《中国儿童百科全书》《十万个为什么》等代表我国少儿科普图书较高水平的百科全书正在翻译进入波兰、罗马尼亚、埃及、伊朗、柬埔寨、越南、蒙古、斯里兰卡等与我国有密切贸易往来的国家。麦家的小说《解密》已被翻译成40多种文字，在全球30多个国家发行；科幻作家刘慈欣的《三体》英文版在北美地区已发行60多万册；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的《青铜葵花》2017年进入《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这些作品都拉近了全球读者与中国故事、中国生活的距离。

进入新时代，中国作为西方传统意义上的东方，需要在既有的国际形象、符号和概念的认知基础上，向全球提供更多更新鲜、带有当代中国特征、具有中国文化多元性的内容，丰富国际传播媒体的使用素材，提高全球民众对新的中国文化元素的兴趣。近三年，丝路书香工程、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等国家级图书翻译出版资助项目突出支持丝绸之路文物、传统艺术、民族服饰等中华文化符号的普及性图书；支持中国绘画史、舞蹈史、建筑史等文化演变与交流的研究性图书；支持中国植物志、古代天文学、地质演变等博物学读物；通过图片、手绘等形式，从流变梳理、内涵介绍、现代阐释等多角度，解释如儒释道等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与西方汉学研究成果、经验、认知形成互动；通过探讨经济特区、民营企业、人口管理、智慧城市、社会结构转型、互联网经济、环境治理等中国当下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学术图书展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自身改革与发展的思考和经验。这种多面相、多层次、多声音的主动丰富中国形象的方式，大大降低了我国在国际社会“东方化”和“自我东方化”的可能，缓解国际领域对中国文化、中国精神、中国气质的刻板印象。

十八大以来，我国经历了重大历史性巨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举世瞩目的新成就，图书在对外传播我国新思想、新矛盾、新征程、新气象和新作为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五年来，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两卷）的多语种出版发行，《习近平讲故事》《习近平用典》《平易近人——习近平的语言力量》《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也正在多个国家以多种官方语言翻译出版，为国际读者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打下基础。以王义桅《世界是通的：“一带一路”的逻辑》《“一带一路”：中国的崛起给世界带来什么？》《一带一路：中国崛起后的天下担当》等作品为代表，马丽蓉的《“一带一路”软环境建设与中国中东人文外交》，张洁的《“一带一路”与周边战略》，葛剑雄、胡鞍钢等编著的《改变世界经济地理的“一带一路”》，秦玉才等编著的《“一带一路”读本》等一系列解释、分析我国“一带一路”倡议文化历史背景、发展愿景的图书逐渐进入“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民众视野，有效回击“地缘扩张论”“规则破坏论”“经济掠夺论”“债权帝国主义论”“环境破坏论”等质疑。中国人民大学陈岳、蒲俜教授撰写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在阿尔巴尼亚、土耳其、泰国、巴基斯坦、蒙古国等国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学者出版的《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与路径》成功输出印度和蒙古国，《一带一路：包容、开放的亚欧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等将通过新加坡以英文版本向全球传播，我国积极参与全球“创建共同价值”（created shared value）的意愿得以被广泛了解。

综上所述，十八大以来，我国出版业以版权输出、实物出口、人员交流等多种方式积极参与国际交流，在政策指引与项目推动的双重作用下努力强化内容生产和渠道建设，与世界共享体现我国当下思想、观点、生活状态、社会风貌的优秀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