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来，我国新闻出版业全面实施走出去战略，“走出去”工作实现了扎实积累，取得了阶段性成功，走出去战略深入探索成绩斐然。

“政府主导，企业主体”一直是走出去战略的重要原则，出版走出去取得的重大进展，离不开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政府部门的大力推动。十八大以来，新闻出版行政管理部门大力推动行业走出去，扶持政策不断细化，形成了系统集成的政策体系。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为出版走出去工作指明了方向；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培育外向型文化企业，支持文化企业到境外开拓市场”，为推动出版走出去提供了强大动力。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制定的《关于加快推动中国新闻出版业国际布局的实施意见》，加快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传媒集团和物流企业。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部署全面展开，出版走出去的产业国际布局也发生了战略性改变。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于2014年颁布《深化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强调大力实施丝路书香工程，并加快实施边疆地区新闻出版走出去扶持计划，扩大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辐射力；于2015年全面实施丝路书香工程，并专门制订了向周边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走出去的工作方案。

2016年，党中央对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和图书走出去高度重视。中央深改组审议通过《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的指导意见》，强调加强和改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当年10月的图书走出去工作座谈会强调，图书走出去工作要围绕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这个总要求，突出讲好中国故事、塑造良好国家形象这个根本任务。

根据《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和《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十三五”发展规划》，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于2017年初发布《“十三五”时期新闻出版“走出去”专项规划》，对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出版走出去的内容生产、渠道建设、本土化运作等各项任务做出系统安排。此外，其他部委或对新闻出版走出去企业和项目予以表彰，或给予走出去重点企业提供特殊便利服务，财政、金融、税收等配套政策不断完善，为企业走出去创造了更为有利的融投资和对外贸易环境。

一是比例结构不断优化。由表1可见，十八大以来，我国版权引进数量变动不大，基本保持在1.6万～1.8万种。而版权输出数量增长迅速，2013年版权输出首次突破万种，2017年比2013年增长了32.8%。版权引进与输出的比例进一步下降，从2013年的1.7︰1缩小到2017年的1.3︰1。

二是区域结构不断优化。版权贸易输出的地区和对象国不断增多，从原来的以向港澳台输出繁体字版为主到现在对西方发达国家版权输出逐年递增。2017年，从输出国家和地区看，中国图书版权输出89个国家和地区，美国依然是图书版权最主要的输出国，输出量超过1 000种；越南、印度、黎巴嫩、泰国、马来西亚、尼泊尔、俄罗斯、摩洛哥、印度尼西亚等1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成为我国版权输出主要国，总计输出4 000多种，占比37%。

三是内容结构不断优化。《平易近人——习近平的语言力量》等一批探讨中国发展道路、中国经验、中国模式，阐述中国共产党治党、治国经验，反映当代中国发展变化的当代主题图书进入西方主流市场。《平易近人——习近平的语言力量》英文版海外销售3万册；《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输出12个语种版权，海外销售50.4万欧元；《中华文明史》英文版海外销售2 000套；大飞机出版工程英文版海外销售2 000套。内容输出类型已经大范围突破了中医、服饰、饮食类等早期“走出去”品种。

四是语种结构不断优化。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丝路书香工程”的全面实施，越来越多的出版企业加大了对沿线国家小语种项目的开发。从语种上看，在英文、阿文、法文、西文等大语种版权输出不断增长的同时，越南文、泰文、俄文、尼泊尔文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语种、小语种版权输出实现了较快增长。2017年，中国图书版权输出语种前十位是：英文、繁体中文、阿拉伯文、越南文、韩文、泰文、法文、俄文、日文、尼泊尔文、印尼文，其中，英文2 300多种，阿拉伯文、越南文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要语种输出2 600多种，占比24.3%，与2016年相比增加近900种。

国际书展是新闻出版走出去的重要平台。放眼全球，我国出版企业每年参加的国际重要书展遍布五大洲。在各大国际书展上，我国出版企业积极出击，渐渐从参展转化为主宾国的角色。2013年，我国首次以主宾国身份参展伊斯坦布尔国际书展；2014年，又首次在中东欧地区规模最大的贝尔格莱德书展上担任主宾国；特别是2014年的斯里兰卡科伦坡国际书展，我国作为首任主宾国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斯里兰卡总统马欣达·拉贾帕克萨共同为活动揭幕；2015年，先后以主宾国身份参展明斯克国际书展和美国书展，2015美国书展中国主宾国活动首次实现了中国图书进入美国主渠道。进入“十三五”，除积极参加各类综合性和专业性国际书展外，继续加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书展的参与力度，先后以主宾国身份参加2016印度新德里世界书展、第23届罗马尼亚高迪亚姆斯国际图书与教育展和第27届阿布扎比国际书展，参展规模和版权贸易成果均创新高。

与此同时，我国国内书展也在不断进步，积极提升。在国际书展同业下滑的背景下，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逆市上扬，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跻身世界第二大国际书展。第1届图博会参展国家和地区共35个，展商总数仅有224家，达成版权贸易97项；而2017年的第24届图博会，89个国家和地区的2 500多家出版相关机构参展，海外展商1 460家，占比达58%，达成版权输出与合作出版协议3 244项。此外，上海国际童书展、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中国国际动漫游戏博览会、中国（武汉）期刊交易博览会、中国国际全印展也越来越受到国际关注和参与，国内的走出去交流平台不断丰富。

近年来，新闻出版行政管理部门先后实施了一大批工程，资助项目的类型涉及翻译出版、海外设立分支机构、境外参展、建立数据库等大型综合性项目，构建了内容生产、翻译出版、发行推广和资本运营等全流程、全领域的扶持体系，如表2所示。

在政府支持下，“走出去”项目有效提升了版权输出的数量和质量，成功打开了国外出版物市场。2015年，中国作家刘慈欣的《三体》获得雨果奖最佳小说奖。《三体》的翻译和出版得到了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丝路书香工程等的资助，刘慈欣在获奖后写信向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致谢，希望有更多中国作家获此资助，更好地走向世界。

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自2006年、2009年启动以来，两个工程版权输出总量连续上升，从2007年的1 132项，跃升为2015年的4 375项（不含中国港澳台地区、不含数字出版物），增长近4倍。截至2016年底，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已同71个国家的603家出版机构签订资助协议2 676项，涉及图书2 973种，文版47个。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已和25个国家的61家出版机构签订资助协议101项，涉及图书1 062种，文版16个。

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自2009年实施以来，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和各出版机构的热烈响应。截至2017年，累计资助国内外出版机构1 323个项目、涉及44个语种，共输出55个国家和地区。2013年至2017年，共资助了境内外203家出版机构的980个项目，1 989个图书品种，涉及44个语种。

“丝路书香”重点翻译资助项目，2016、2017年对150余家申报单位的700多个品种进行资助，对加快中国精品图书在沿线国家出版发行起到了推动作用。“图书版权输出普遍奖励计划”自2015年组织实施，至今已开展3期，对2011—2017年实现版权输出且在海外出版的近1 800个项目给予普惠制奖励。2017年，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首次建设了中国图书“走出去”基础书目库，确定首批入库图书200种，通过集中推介，实现多种图书的多语种版权输出。

十八大以来，越来越多的出版企业尝试开拓国际出版市场，通过投资或并购现有海外机构、与境外文化企业合作经营等多种方式，积极推进跨国经营，参与国际资本运营和国际市场竞争。目前中国新闻出版单位已与70多个国家的出版机构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在海外投资或设立分支机构450多家，本土化发展质量稳步提高，涌现出一批运营良好的本土化公司。

同时，中国出版企业海外投资项目的分布地域进一步扩大，特别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项目增加较快。根据2010—2016年中外媒体的新闻报道，中国主要新闻出版企业海外投资项目上升至116件，在西方发达国家英语圈的投资项目比例下降至48%。据2015年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统计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走出去”项目显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的“本土化”项目，即境外投资项目多达52项，参与的中国新闻出版企业有37家，覆盖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印度等22个国家。如，2015年中国出版集团与阿拉伯出版商协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涵盖22个阿拉伯国家的近900家出版机构；2016年，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旗下长江传媒非洲公司—英爵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注册，成为中国首家落地非洲的出版机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以色列分社、接力出版社埃及分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约旦分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俄罗斯分社等一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版分支机构、翻译研究出版中心、编辑部也纷纷建立起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走出去”工作，要求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出版业应当始终牢记出版“走出去”的根本使命，实体产品输出、版权输出、资本输出都是出版“走出去”的具体形式，其根本目的应当是有利于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植根于且贡献于文化自信建设，迫切需要加强内容建设，重点翻译出版一批深入阐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新发展理念、“中国梦”、当代中国发展道路和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主题出版物，一批大力传播中华文化精髓的传统文化经典著作和通俗读物，一批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生动展现中国老百姓现实生活的当代文艺作品，一批代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技术领域最新研究成果的出版物，一批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的网络原创精品等。

一是加强书展平台建设。要不断提升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进一步扩大世界影响力，并着力打造系列面向“一带一路”国家的高端出版交流平台；继续办好国际书展中国主宾国活动，鼓励出版企业组团参展办展。二是创新对外传播平台。积极运用互联网、手机及各种移动阅读终端，通过新媒体、新平台、新载体对外传播我国优秀新闻出版产品。拓展对外传播渠道，扶持骨干企业到境外创办出版机构，参与国际资本运营和出版市场竞争，支持出版企业挖掘和利用海外各种资源，开拓多元传播渠道。三是积极搭建服务平台。加强走出去信息服务平台、翻译平台、外文版中国图书信息汇总整合和推送平台建设，为企业提供国别地区合作信息和指南、市场供求、版权贸易、政策咨询、法律服务等信息，实施国外译者、作者、出版人发展计划，搭建与海外汉学家、翻译家的沟通交流平台，准确定位目标读者。

中国出版“走出去”迈入2.0时代，数字出版则成为“走出去”2.0时代的显著标志和高效路径。随着移动互联网、智能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虚拟现实等技术的不断发展与突破，媒体融合为国内大型出版集团实现弯道超车、成为国际知名出版集团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数字出版“走出去”更加注重媒介融合发展，要打造融合出版物、游戏出版物等融合产品，提供趣味性和娱乐性的阅读体验。传统出版企业应整合内容资源，生产外向型数字出版产品，积极开拓海外市场。数字出版企业应创新海外运营模式，加强与国外技术服务商合作，优化用户体验，实现按需服务，精准推送产品。要加强全球发布平台、数字资源管理运营平台、图书对外传播平台、融合媒体运营平台等数字出版服务平台建设，通过数字服务平台支撑企业参与到国际化竞争。

当前，政府相关部门高屋建瓴、整体谋划，结合我国外交战略和文化“走出去”整体规划，布局了一系列“走出去”工程项目，制定重点项目清单，实行启动一批、储备一批、谋划一批，远近结合，滚动实施。但仍要客观看到，中国图书走出去特别是图书对外翻译出版过程中，前期市场调研尚不够扎实，不能实现预期的社会影响和经济效益，健全项目评审、效果评估、督促检查机制十分必要。要做好项目评审工作，在源头上评选出既能展现中国良好形象又具有国际推广潜质的项目；要建立出版走出去效果评估机制和评估指标体系，不仅将其作为走出去评审和资金投放的重要依据之一，更作为走出去的行动指引；要建立督促检查工作机制，加强已立项项目管理，对重点项目建设情况开展考核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