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78年成立的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出版社，至今已走过540年的历史。牛津大学出版社成立之初即主张以学者研究的兴趣为前提，尽力为学者（也是读者）出版质量最好的学术著作^[1]。可以说，学术出版是大学出版社最为突出的特征与鲜明的标签，也是大学出版社最引以为傲的资本^[2]。

然而，近几年电子书的冲击、数字技术的发展、媒介融合的兴起等外部环境导致纸质学术图书销量大幅下滑，同时，部分出版社对学术图书的创利指标未做相应调整，因此，策划编辑的创利压力增大，一些专做学术图书的策划编辑甚至也对学术出版的信念开始动摇。有编辑认为，学术图书是个硬骨头，重印又少，几乎本本都得从头来，太辛苦了—于是在申报年度选题时，将学术图书的品种数大大缩减；还有编辑说，学术图书像芝麻，教材像西瓜，我为什么为了捡一粒小芝麻，而丢了一个大西瓜呢——于是干脆放弃学术阵地，转做教材，甚至做中小学教辅去了。针对上述现象，笔者认为，当前形势下策划编辑迫切需要树立自己的出版理念，并在出版工作中践行自己的出版理念，才不至于在出版业变革的浪潮中迷失方向。

笔者梳理了中国知网上出版类核心期刊的相关文献，发现学界已经意识到“出版理念”的重要性，但对“理念树立”和“理念践行”的相关研究还不够。文献多涉及理论探讨、经验介绍（名家、名社和名刊）、业务指导，仅有1篇^[3]用正文一级标题明确提出了“树立并坚守出版理念”。该文作者重点从出版社整体、编辑个体以及市场机制三个角度说明了出版理念的影响，尚未涉及如何树立并践行出版理念。那么，学术出版中，出版理念对于出版社外在形象有什么积极作用？如何树立与不同主体相契合的出版理念？践行出版理念的过程中，如何把握“行”与“知”的关系?

出版理念是一种前进的力量，它可以让出版社走得更远，也可以让出版人走得更远。关于出版理念的说法有多种，笔者比较认可以下的说法，“出版理念是贯穿出版社和出版人的行为准则、处世信念和哲学纲领，是最能代表一个出版社外在形象的内在精髓”^[4]。表面上看，出版理念似乎不可捉摸，但实际上，它可以通过建立出版社的“内层文化”（价值观）、幔层文化（组织与制度）、表层文化（面貌与行为），被人们所识别和体会^[5]。出版理念这种“被人们识别和体会”的过程正是出版社“外部口碑形成”的过程。而“外部口碑形成”在出版社内部主要是通过出版理念对策划编辑个人施加的影响完成的，在出版社外部则首先是通过作者对策划编辑个人给予的肯定和尊重完成的。

首先，出版理念可以明确策划编辑的个人目标——他不会因随波逐流而失去自我，不会因眼前利益而迷失方向，也不会因无人喝彩而倍感失落。其次，出版理念可以强化策划编辑的个人责任感——他不会被繁琐的日常事务淹没，而会全力通过自己的探索对他人有所贡献。最后，出版理念可以坚定策划编辑的个人理想——他不会仅仅把出版局限于一份工作，而会将之视为一生的事业加以珍惜。一个拥有出版理念并坚持践行该理念的策划编辑，往往可以获得作者的肯定并赢得作者的尊重，在塑造个人外部口碑的同时，也塑造了所在出版社的外部口碑。学术出版由于专业性较强（尤其是科技类图书），圈子相对小一些，更需要出版理念的支撑，以力争走出一条追求高品质、同时不缺乏温度的出版之路。

契合即符合，树立出版理念正是从思想层面出发，力图寻找与不同主体相契合的出版信条。学术出版工作的不同主体通常包括三级：一是出版社层级，主要指出版社负责人（社长或总编辑等）；二是部门层级，主要指部门负责人（编辑室主任）；三是个人层级，主要指编辑人员，本文主要涉及策划编辑，也包括策划编辑团队。在树立与三级主体相契合的出版理念之前，需要理解出版理念树立的主要特点。

在一个出版社内部，出版社、部门、个人三级主体出版理念的总体目标具有一致性——均是为出版社整体服务的，但具体目标具有差异性——需要结合不同的学科特点和图书类型完成各自的任务。因此，三级主体的出版理念树立主要有如下几个特点。①出版理念一经树立即具备相对稳定性。一般而言，出版社层级、部门层级的出版理念往往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稳定；个人层级的出版理念在职场初期可能存在变化，经过一段时间的调试、磨合，职场后期也会趋向稳定。②不同级主体可以树立不同的出版理念。③同级主体也可以树立不同的出版理念。例如，不同部门、同一部门的不同策划编辑（甚至同一策划编辑的职场前期、后期）等。有一次笔者去外地出差，首次拜访一位作者，他发现笔者和另一位编辑的名片上印有不同的出版理念，感到诧异。他问：“同一个部门的编辑怎么会有不同的出版理念呢？”我们解释道：“不同编辑可以有各自的出版理念，但大家也会同时自觉遵守部门的出版理念；前者是个性，后者是共性。”顺着这个话题，我们便愉快地进入下一步的选题交流环节。在此，笔者需要强调的是：不同的出版理念之间可能存在实现的难易之分，但不存在层次的高低之分。

出版社内部的出版社、部门、个人三个层级中，出版社层级、部门层级的出版理念分别由出版社负责人（社长或总编辑等）、部门负责人（编辑室主任）提出，通常是其个人出版理念的升级，主要源于出版社、部门传统之上的历史传承或时代创新。如东南大学出版社的出版理念为“弘毅乐群 精书成业”，即属于时代创新。又如笔者所在城市工作室(含其前身)的出版理念为“社会效益第一”，即属于历史传承。该理念由室主任徐步政老师提出，其意义在于将业界看似口号的一句话内化为实际行动，也提升了以徐老师为核心的策划编辑团队的思想认识。个人层级的出版理念由策划编辑个人提出，主要源于策划编辑的个人出版实践。如笔者将其树立为“专家眼光 大众表达”。三级主体出版理念之间的合理关系是：个人层级的出版理念需要服务于或促进部门层级出版理念的实现，部门层级的出版理念需要服务于或促进出版社层级出版理念的实现。换句话说，出版社层级、部门层级的出版理念最终需要依靠个人层级来落实。因此，个人层级出版理念的树立最为基础。

个人层级下，策划编辑树立出版理念是一个挖掘的过程，这个过程即策划编辑个人通过寻找、尝试并最终确立与自己相契合的出版理念的过程。

首先，从哪里寻找？笔者认为，可以从出版工作的三个方面入手。①对某一经验或教训的总结。比如有的编辑尝到为作者服务的甜头，可能会提出“我为作者 作者为我”；有的编辑体会到自投稿加工的弊端，可能会提出“主动策划 特色形成”。②对某一现象的观察。如笔者发现不少学术图书的观点不突出、表达晦涩，遂提出“专家眼光 大众表达”。③对某一问题的思考。如徐老师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哪个更重要”这一问题上，通过自己的选题策划实践来进行验证，最终提出“社会效益第一”的出版理念。

其次，如何尝试并最终确立？笔者建议，策划编辑选岗初期可以不树立出版理念，安心埋头于出版工作，为下一步做准备；职场前期尝试树立一个出版理念（如果暂未寻找到合适的，可以直接借用前辈的出版理念），并结合具体的选题进行思考和探索；职场中期正式树立出版理念，并结合已做选题和个人志趣进行验证和完善，最终确立出版理念。到了职场后期即进入出版理念践行的阶段，这个阶段也是策划编辑逐步走向职业成熟，并收获出版成果的阶段。

践行出版理念是“行”，思想认识是“知”，“行”的目的是要提升“知”。践行出版理念是要提升策划编辑对学术出版的思想认识，提升后的思想认识可以进一步指导学术出版实践。树立出版理念包括出版社、部门、个人三个层级，但践行出版理念最终需要落实到个人层级，包括策划编辑个人或策划编辑团队。如果说策划编辑树立出版理念需要较长时间的摸索，践行出版理念则需要更长时间的考验。下文即以笔者所在工作室践行“社会效益第一”的出版实践为例，进行相关阐述。

“社会效益第一”在2002年由室主任徐步政老师作为他的个人出版理念而提出，后逐渐成熟并升级为全室的出版理念。16年间，经历了数字出版变革导致的纸质书销售下滑，以及社领导班子换届、部门重组、人员流动、新老编辑接替断层等变化，徐老师及其团队核心成员仍然坚持践行“社会效益第一”，并取得相关成果。10套系列书（139种）入选国家级重大、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30余种单本书入选各类奖项，其中国家级图书奖6种、部省级一等奖12种^[6]。2017年，工作室所在城市板块与出版社的建筑、景观板块整体入选建筑学科核心出版单位名单，位居全国第三名^[7]。工作室在践行“社会效益第一”的过程中，不断进行探索，逐渐建立起对“社会效益第一”的较为系统的认识，即对社会效益内涵、经济效益内涵以及双效关系的完整理解。

图书的社会效益包含显在社会效益和潜在社会效益。前者是出版社的荣誉成果，包括图书能够列入各类项目、获奖等；后者是出版社的社会贡献，包括图书对学术研究的推动、对国家建设的指导等。工作室认为，后者比前者更重要，这主要体现在后者的内涵上。

首先，图书能够推动学术研究，即引领学术前沿或者填补研究空白。如工作室出版的《城市·空间·行为·规划丛书》将“时空行为研究”这一国际前沿领域引入中国本土的城市规划实践中，并助推了人文地理领域“中国行为学派”的诞生。又如《当代中国城市与区域：权力-空间-制度研究丛书》填补了“中国行政区划研究”的空白，后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一位学者特地找到丛书主编，一起合作并成功申请了澳大利亚国家级基金项目。

其次，图书能够指导国家建设，即为中国的区域或城市建设提供指导。如工作室出版的《城市科学前沿丛书》，其第一批的10分册一经推出即成为各地政府工作人员撰写报告时的重要参考书目。

图书的经济效益包含直接经济效益和间接经济效益。前者是出版社的个体收益，指图书的销售收入扣除各流程（策划、组稿、审读、设计、排版、编校、印刷以及宣传、发行等）运作成本之后给出版社带来的利润；后者是全社会的整体收益，指出版社之外的“相关单位或人员利用出版物中提供的知识、信息、科学技术开展经济活动而获得的经济利益”^[8]。从短期生存看，出版社更在意前者，但从长远发展看，出版社更应该注重后者。工作室认为，图书的间接经济效益有时要比直接经济效益大，所以，出版社不能忽视间接经济效益。如工作室出版了一部科技类图书《弹丸发射过程理论》，该书产生的直接经济效益仅为数万元，而书中提出的新公式，经专家评估，可为国家相关机构节省的实验费用将近5 000万元。

无论是社会效益上过于注重可带来荣誉的显在社会效益，还是经济效益上过于注重可带来利润的直接经济效益，均反映了部分出版社或策划编辑在双效关系问题上的认识误区，即认为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存在矛盾。实际上，两者之间并不矛盾。工作室认为，社会效益好的图书，其经济效益也可以很好^[6]。如工作室出版的一位古建筑自学成才者的大部头著作《斗栱》（上下册）最初是经多家出版社辗转（要么没有录用、要么要求高额资助）后投稿的。徐老师慎重审稿后同意录用，且没有收取出版资助，正是看重其社会效益，冒着经济风险、顶着内外压力出版的。最终，该书获得中国出版界最高奖项——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并获得江苏省配套奖励20万元，同时1 600套的首印数也在当年全部售罄，取得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丰收。至今，该书再版3次，重印5次，已成为工作室的常销学术精品。

新形势下，策划编辑迫切需要树立自己的出版理念，并在实践中践行该理念。实践证明出版理念有利于出版社和个人外部口碑的形成，它可以让出版社和策划编辑走得更远。策划编辑树立出版理念首先要对出版社、部门、个人三级主体的出版理念树立有一个总体认知，之后寻找并确立一个契合自己的出版理念。策划编辑践行出版理念的精髓则在于深度理解 “行—知—行”的螺旋式上升关系，即践行出版理念的“行”的目的在于提升思想认识的“知”，这种“知”反过来进一步指导出版实践的“行”。笔者相信，如果能够尽早树立契合自己的出版理念，并在出版实践中努力践行，策划编辑就能在为出版社贡献力量的同时，实现其个人的价值和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