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与俄罗斯的文化交流有着悠久的历史，但21世纪以来我国图书版权贸易的发展对象主要是美、英、法、德、日等国家，中俄图书版权贸易并没有凸显优势，图书版权贸易的成交量也远不及英国、美国、新加坡等发达国家。近年来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通过一系列政策和文化活动，中俄两国出版合作交流有所增加，两国图书版权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但与美、英等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俄罗斯是“一带一路”建设沿线的重要支点国家，中俄两国应从不同层面不断探求图书版权贸易的拓展空间，以期促进两国图书贸易的长远发展，加深两国文化和经济交流。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在推动我国图书版权“走出去”的同时，也带动了俄罗斯图书版权“引进来”。近些年中俄两国在图书版权贸易上的发展整体趋势虽然呈现小规模的增长，但与我国图书版权贸易整体格局相比，俄罗斯所占比重仍然较小。以2017年我国版权引进情况为例，2017年我国图书版权引进总数为17 154种，其中美国6 217种、英国2 835种、日本2 101种、法国1 133种、德国933种（图1），而俄罗斯90种，仅占0.52%。由此可见，目前，美国、英国、日本、法国、德国等仍是我国主要的图书版权贸易伙伴，而中俄两国图书版权贸易尚存在较大的拓展空间。

图1

根据2013年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的《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显示，2012年以前，中俄图书版权贸易一直为逆差，2012年实现第一次贸易顺差。2013年受多方面因素影响中国引入俄罗斯图书版权数量有了明显增长，当年5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与俄罗斯联邦新闻出版和大众媒体签署了“中俄古典文学与现代作品互译出版项目合作备忘录”，启动了中俄古典与现代作品互译出版项目^[1]，加之受到2012—2013年中俄互办旅游活动及中俄政治关系影响，中国与俄罗斯图书版权贸易量稳步上升，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2014年，到2015年出现小规模回落。自2012年实现第一次贸易顺差开始，中俄图书版权贸易一直呈现为顺差，且逐步增长，至2016年达到最高峰，2016年输出图书版权数量为356种，占总输出图书版权数量的4.28%。2017年中国对俄图书版权的引进与输出又出现小规模回落，具体见表1所示。

在对俄图书版权贸易工作中，“中俄经典与现代作品互译出版项目”可圈可点，成果喜人。“互译出版项目”于2013年5月启动，截至2016年9月，该项目已翻译出版作品44部，其中中方翻译出版俄罗斯作品26部，俄方翻译出版中国作品18部。在2016年8月举办的第23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圆桌会议上，中俄出版商就“中俄古今文学翻译出版工程”交换了意见，两国将共同扩大项目范围，并向两国文库各自增加50部图书，即再新增100部俄罗斯、中国图书，^[2]除文学作品外，还将增加文化、哲学和社会作品。^[3]语言不通和优秀翻译工作者的匮乏一直阻碍着两国文化交流和版权贸易发展，“互译出版项目”使两国很多现代经典作品打破语言障碍“飞入平常百姓家”，加深两国在文化上的深度交流，使中俄读者了解到对方国家人民的生活状况、风俗习惯、精神面貌，激发两国读者深度了解对方文化的兴趣，从而带动市场需求，推动两国图书版权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作为“一带一路”沿线最重要的俄语国家，俄文版中国作品不仅会促进中俄文化交流，对促进中国与其他俄语国家的文化交流也有深远的影响，还有利于打开周边俄语国家图书市场，推动我国图书版权进一步输出。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之一的俄罗斯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流活动。而诸如图书出版互译论坛等活动则直接满足了两国读者通过书籍了解对方国家文化的需求。2013年是俄罗斯和中国旅游年，两国在这一框架下组织了200多次活动，签署了俄中两国关于翻译和出版古今中外文学作品的备忘录。^[4]2013年，两国频繁的文化交流强有力地推动了当年的图书版权贸易，当年中国从俄罗斯引进和输出的图书版权分别为84种和124种。2014年和2016年两国互办中俄青年友好交流年，^[5]带动了图书贸易的发展。可见，两国的文化交流活动给中俄图书版权贸易发展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中俄图书版权贸易虽在近年取得一些成就，但总体情况仍不容乐观。作为友好邻邦，中俄文化交流的历史优势并没有体现在图书版权贸易上。相反，中俄图书版权贸易量和西方发达国家（如英国、美国等）的图书版权贸易量相比有较大差距，和亚洲国家（如新加坡、日本等）相比也不占优势。虽然中俄两国举行了“国家年”“语言年”“旅游年”等大型的国家级友好行动，但图书贸易整体规模依然不大，且随着活动的结束，中俄图书版权贸易也出现回落的现象。如何持续提高中俄两国图书版权贸易量，拓展中俄图书版权贸易规模，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目前，中国对俄罗斯输出图书种类主要包括汉语言文字、医学、哲学类图书。如中国文学作品《狼图腾》《中国人》（又译《吾国与吾民》）《笨花》以及四大名著成为近年来在俄的热销书籍。^[6]中国从俄罗斯引进图书多以俄语语言文字、俄罗斯文学、俄罗斯社会与文化研究、历史传记等品种为主，如《谢德林作品集》《官家童话》《把我埋在墙角下》《陀思妥耶夫斯基家族往事》都是典型案例。

俄罗斯在军事科技和民用科技领域居世界领先地位，但我国目前对俄版科技类图书引进比较少，也很少涉及军事领域。从目前销量和受欢迎程度来看，文学作品的输出和引入依然是中俄图书贸易的主流，贸易种类较为单一。为了促进两国更全面的交流，有必要大力拓展中俄图书版权贸易的图书品种，如科技类、军事类、教育类图书都是可待开发的领域。

中俄版权贸易渠道的单一是阻碍两国图书版权贸易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中俄版权贸易主要是通过版权机构（即中华版权贸易代理总公司）进行的，^[7]出版社首先花费大量精力在世界图书博览会洽谈版权贸易，再通过版权贸易代理机构达成版权贸易。单一的贸易渠道导致大多数出版企业缺少引进图书版权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而图书博览会举办数量有限，博览会上的图书销售量往往不成规模，这就使得我国出版企业对俄的图书版权输出发力不准，有时往往事倍功半，收入远小于前期投入。在俄国以及很多发达国家，有数量众多、种类多样的出版协会负责版权贸易工作。俄罗斯的出版协会一直为其版权输出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早在1993年俄罗斯图书发行协会、出版者协会、印刷工作者协会、俄罗斯国家书库和国际图书爱好者协会便在莫斯科合力举行了“国际保护图书代表大会”，呼吁了各国政府提高对书业的重视，也为推动俄罗斯图书版权贸易营造了国际环境。^[8]近年来，以俄罗斯出版商协会为代表的俄罗斯出版协会通过组织展览和出版物评奖活动频繁推动国内外出版交流合作。^[9]此外，西方许多国家图书馆也是其图书版权贸易的重要渠道，图书馆的大量读者与借阅信息也是开展版权贸易的重要参考依据。可见与西方国家相比，贸易渠道建设不足也是当前我国对俄图书版权贸易的瓶颈之一。

随着英语成为世界通用语，俄语在中国乃至在世界的影响力逐渐降低，加之中国政府对俄语翻译者的培养力度不强，中国出版界缺乏俄语翻译的高素质人才，这对俄罗斯书籍的翻译质量有很大影响。图书翻译不仅是机械的直译，也是使图书转化为国内居民的语言环境和生活环境的创造性工作,若翻译工作者业务素质普遍不高，则很难对书籍翻译进行良好的本土化处理。且出版从业者的俄语基本素养不仅直接关系到翻译质量，也决定其对俄国文化的深入理解，进而影响其对版权输出与引进的选题判断能力，这也是导致对俄版权贸易品种单一性的原因之一。

2012年，商务部、中宣部会同新闻出版总署等部门共同修订了《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指导目录》，明文规定要“认定一批具备较强国际市场竞争力、守法经营、信誉良好的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各部门、各地区依据有关规定在市场开拓、技术创新、海关通关等方面创造条件予以支持”。这些政策可谓为出版企业对俄版权输出大开绿灯。同时，国家商务部每年组织出版“国家重点文化出口企业目录”和“国家重点文化出口项目目录”，对符合要求、对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作出卓越贡献的企业给予奖励。许多在弘扬中华文化过程中表现出色的出版企业都曾获得出口奖^[10]。这些政策都是对俄版权贸易的强劲助力，出版企业应充分利用政策优势，借助两国政治交流和文化活动的契机，加大对俄版权输出力度。同时出版企业也应通过与俄罗斯出版机构联合开发选题、合作翻译出版图书，建立合作长效机制、拓展合作渠道平台、推动合作项目对接、创新合作方式等方法进一步推动两国图书版权贸易合作。^[11]

目前我国出版社对俄版权输出主要以自己所长作为主要选题依据。事实上，对俄图书版权输出也应以俄罗斯图书市场需求为导向，可以通过与俄方出版方、翻译家及汉学家多方联系，多途径了解俄罗斯图书市场对中国图书的需求。如2010年我国出版界与俄罗斯尚斯国际出版(集团)公司合作，经多方评估市场，深入分析俄罗斯国民对中国图书的阅读需求，在此基础上向俄输出《中国道路与中国梦想》《中国文学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经典著作和国内畅销的《这就是马云》等图书，在俄罗斯图书市场取得了不错的销售业绩。同时，引进俄罗斯图书版权除了参考俄罗斯本国图书销售情况之外，也应充分调研国内读者对俄罗斯文化的文化需求与爱好倾向，如2014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联手北京开心球动漫技术有限公司，充分调研考察了俄版《开心球》系列动画片在中国少儿频率的收视率以及中国儿童对该系列动画片的反响，在此基础上引进俄版《开心球》系列图书，一举成为超级畅销书，成为中俄图书版权贸易过程中一次成功的经验。总之，中俄图书市场环境复杂，读者需求变化多端，无论是版权引进还是输出都应进行充分的市场调研，对市场图书与读者信息进行全面了解，深入分析，在此基础上进行理性策划，拓宽选题种类。同时在出版过程中应对图书翻译水平、编辑校对、装帧设计等各方面进行严格把关，提高图书质量，加强品牌积累，并提高运营能力，努力打造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重的品牌图书。

人才资本作为版权产业的重要因素，是提高图书版权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关键。在一定的意义上来讲，版权贸易是一种极其依赖个体人脑及其心智能力的文化创造活动，版权贸易具有复杂性和跨行业性的特点，需要具有全方位的版权贸易人才保障。一个合格的对外版权贸易人才须具备相应的中俄文化素养、敏锐的市场策划能力、基础的编辑出版知识、熟练的语言翻译能力，同时也必须具有德才兼备的特性，而这些能力与品质都需要长时间的积累才能够获得，这些人才的配备都有赖于出版业相关部门和高校相关专业长期的、有计划的人才培养，相关部门和高等教育应有意识地加强中俄版权贸易人才培养力度，以有效促进中俄版权贸易发展。

此外，许多团体机构在中俄版权贸易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政府主管部门还应充分加强对相关团体、相关社会组织的引导工作。例如，中国作家协会自2013年接管中俄两国政府间的“对等翻译和出版”项目以来，已相继翻译和出版了7部俄罗斯文学作品、10部中国文学作品。在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的积极协调下，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和中国驻莫斯科文化中心专门组织了5次新书发行和宣传活动，向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捐赠图书，并积极组织媒体报道和专家讨论，得到良好的社会反响。这些团体对中俄图书贸易有着良性的引导作用，国家应对此类社会团体提供政策优惠及经济补贴，使其能进一步发挥其在促进两国图书版权贸易上的优势，推动中俄两国图书版权贸易的发展。

数字出版平台进行图书版权输出有成本低收益高、渠道多元、形态多样、传播速度快、覆盖范围广的优点，以数字出版平台推进中俄的图书版权贸易往往事半功倍。如2014年由新华文轩出版传媒公司成立了专门从事海外业务的子公司——文轩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并建立海外图书电商O2O平台,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许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图书贸易活动，以数字渠道高效推动图书版权贸易，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同时，利用数字出版平台进行版权贸易还有利于促进中国网络原创文学的输出。近年来部分借助互联网力量发展起来的中国网络原创小说备受国际关注，并在图书版权贸易方面取得不容小觑的成绩，如平台商掌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左右将业务拓展至海外，至2017年已经向海外用户提供了30万份中文、5万份英文和数万份韩俄文本。^[12]可见，数字出版对于版权贸易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中俄图书版权贸易也应利用数字出版平台的优势开发新的领域，促进两国图书版权贸易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