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提出要“建立健全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考核评价标准”，有效激励文化企业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打造知名度，树立文化品牌，避免部分企业出现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忽视社会效益的现象。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加快构建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体制机制。”因此，出版企业必须建立健全符合新时期要求的“双效益”平衡发展绩效评价机制。2018年10月，科技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开展清理“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的通知》，进一步要求对各类考核评价条件和指标中涉及“四唯”的内容进行调整。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出台，为完善文化管理体制，构建科学合理、协调运转的出版企业绩效评价体系，发挥绩效评价的导向、激励和约束作用，提供了重要方向指引和理论指导。

Brumbrach（1988）提出的包括行为和结果两方面内容的绩效概念，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可^[1]。绩效评价理论涵盖了目标管理理论、系统论、权变理论、激励理论等，是一系列理论构成的理论体系。绩效评价不仅是对产出结果进行测度，还应涵盖对活动过程、绩效提供方投入和接收方满意度的考量，具有价值引导、资源配置、行为约束的功能。结合已有绩效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本文将出版企业绩效评价定义为一种管理工具，即根据一定的程序和方法，基于出版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是否达到预期目标，以及各利益相关方的反馈情况等，做出的具有科学性、客观性、准确性的综合评价。

出版业作为文化产业的核心板块，是文化积淀与传承的重要载体，肩负着“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的使命。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推进，出版企业如何发挥具有新时期特征的功能价值、地位作用需要深入研究，其中的一个关键领域是必须着力构建出版企业绩效评价的研究框架和实践路径，发挥绩效评价的导向、激励和约束作用，从而推动我国从出版大国迈向出版强国。出版企业是文化阵地和经济组织的结合体，其出版物作为内容产品，是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的统一体，这就决定了出版企业兼具社会服务的公共属性和市场化企业组织的商业属性^[2,3]。出版企业作为企业组织，在市场化的进程中需要自负盈亏，既要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追求经济效益，更要发挥“党和人民的喉舌”功能，宣传科学真理、传播先进文化、弘扬社会正能量，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有效平衡企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现有理论研究中，赵立涛和徐建中（2006）运用层次分析法（AHP）对中国出版产业集团化的绩效进行了评价研究^[4]；王关义（2009）通过定性和定量分析，构建了出版社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5]；蔡大海和杨永忠（2013）基于中国现状，从文化参与、非物质文化创造品、文化可获得性和文化资本方面，构建了文化产业社会效益评价的综合框架^[6]。实践研究方面，一些省市制定并实施了相应的出版企业绩效评价体系，为推进地区文化企业发展，提供了可操作的评价指引^[7]。例如，浙江省基于宣传舆论导向、事业发展和人才队伍建设等层面对出版企业的社会效益进行绩效评价；上海市、广东省、河南省、陕西省选择的绩效评价指标相对较多，包括图书销售、图书质量、政府资金补贴、出版物获奖情况、市场占有率、“走出去”成果等；江苏省加大了对出版单位提高社会效益绩效的奖励。

尽管学术界和政策研究部门出版企业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进行了一定的探索，积累了理论与实践经验，但相关研究多数采用定性分析方法，或仅针对单个企业进行研究，研究结论的普适性和可比性较差，评估指标体系比较粗糙，通常以经济类指标为主，指标设计评估主体相对单一，评价结果的应用转化环节不畅。基于此，本文从出版企业的“双效益”特征属性切入，聚焦于新时期出版企业绩效评价体系构建，帮助出版企业全面了解自身优劣势，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推动文化产业发展。

出版企业绩效评价是一项系统性工作，合适的评价指标体系是有效实施绩效评价的基石。考虑到出版企业自身的“双效益”属性，即出版企业的发展既要追求经济效益，更要注重社会效益，做到两个效益的有机结合^[8,9]，因此，出版企业的绩效评价体系应涵盖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个绩效维度。经济效益衡量的是投入产出关系，与出版物的发行量、营业利润等指标密不可分。社会效益衡量的是出版企业的社会影响，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等指标关系密切。基于出版企业的特殊属性，其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应遵循价值取向、目标导向、系统性、战略性、科学性及可操作性原则。

一是价值取向原则，对出版企业的绩效评价，应引导企业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为导向，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二是目标导向原则，通过出版企业的绩效评价结果，引导、激励和约束企业行为，强化绩效评价的目标导向作用。三是系统性原则，通过区分指标重要性、识别指标关联性、合理设置指标权重等，有效优化评价指标体系。四是战略性原则，通过融入企业的战略思想，及时反馈促进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五是科学性原则，指标能够客观真实反映评价内容。六是可操作性原则，通常选择指示意义明确、数据可得性强、衡量标准明确的评价指标^[10]。

按照出版企业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原则，通过深入调研、系统分析和有效性筛选，基于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个绩效维度，采用主客观相结合的方法，构建了包含2个一级指标、11个二级指标和29个具体评价指标的绩效评价体系，具体绩效评价指标结构如图1。

图1

结合“指导意见”，并借鉴相关理论和实践研究，出版企业社会效益绩效评价指标可分为政治导向、社会贡献、社会责任、社会影响、品牌示范、内部建设6个细分维度。政治导向，以是否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为判断依据，该项评价指标不设置权重，按照一票否决的标准，直接决定社会绩效和综合绩效是否为零^[11]。社会贡献，反映出版企业对社会提供的就业岗位和产品情况，可细分为出版企业从业人员、出版物品种与数量、体现经营理念的品牌出版物、彰显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转型的数字出版物、体现产教融合的校企合作情况。社会责任，衡量出版企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具体包括节能环保措施、缴纳的环保税情况。社会影响，衡量出版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受众满意度及反馈情况，具体可分为具有积极的引领导向作用、能够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畅销书的品种和销量。品牌示范，反映出版企业本身、产品和服务的品牌所发挥的示范引领作用，具体可分为体现自身优势地位的重点项目和重要奖项、体现自身影响力的行业内排名。内部建设，包括内部制度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内部制度是出版企业进行规范化管理、实现科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具体分为财务制度、内控制度及其他管理制度。人才队伍是企业经营和获得竞争优势的关键要素，是出版企业实现社会效益的重要支撑，可细分为保障措施、教育培训、考核激励等指标。

经济效益绩效指标的选取主要基于财务会计视角，以反映出版企业的盈利能力和盈利水平为主，具体可分为盈利能力、现金流能力、运营能力、发展能力、偿债能力5个细分维度^[10]。出版企业的盈利能力采用净资产收益率、销售净利率、成本费用利润率3项指标进行评价。现金流能力反映了出版企业通过经营活动获得现金流的能力，采用现金流量比率指标进行评价。运营能力采用应收账款周转率和总资产周转率2项指标进行评价。发展能力也称为企业的成长性，采用可持续增长率和资产保值增值率2项指标进行衡量。偿债能力采用资产负债率和速动比率2项指标进行衡量。

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是一种将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多目标决策分析方法^[12]，其基本思想是根据研究内容和目标，将复杂问题分解为递阶式层次结构，将评价过程中的指标量化，通过求解判断矩阵得到各指标的权重。层次分析法的具体应用步骤包括，构造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调整判断矩阵并确定评价指标权重。本文选取11位相关专家进行访谈，运用层次分析法对调研结果进行分析，得到出版企业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各指标权重，具体结果见表1。

当前，我国出版企业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相关研究还比较匮乏。本文基于绩效评估理论和实践，构建了出版企业绩效评价的框架和指标体系。在经济效益绩效方面，各出版企业要积极整合人力资源，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提高队伍的服务意识、专业水平，要优化财力资源投入，通过建立和完善资金投入保障机制，确保财力资源的合理配置，要提升产品品质，打造企业特色。在社会效益绩效方面，出版企业应积极打造品牌出版物，丰富数字出版物，加强校企合作，完善节能环保措施，加强制度与队伍建设，通过“引进来”和“走出去”双向途径推进版权贸易，通过项目申报和奖项评比等，发挥品牌示范引领作用。综合而言，出版企业应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并积极寻求“双效益”的统一发展。

构建出版企业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既要关注出版企业本身的特征属性，也要盯紧宏观政策与外部环境的动态发展，确保评价指标的选取科学有据，合理设置绩效评价体系的层次与类别，并做到动态调整。科学、合理、有效的绩效评价体系，既能客观评价各出版企业的社会效益绩效和经济效益绩效，也能够引导各出版企业牢记使命，积极践行社会效益为先的宗旨。在推进出版企业绩效评价体系不断优化与完善的过程中，应坚决抵制并打破“四唯”倾向，积极引导出版企业有效平衡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推动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