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十大现状
1 出版融合发展已成行业共识
推动出版融合的纵深发展，目前已经成为国家和整个出版业的共识。出版融合发展，是新闻出版战线贯彻落实党中央媒体融合发展战略部署的重要举措，是新形势下新闻出版领域的基础性、战略性工作。
中央就推进出版融合发展树立了导向。2018年8月21日，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融合发展关键在融为一体，合而为一”，党中央要加强传播手段和话语方式的创新。2018年也继续落实了《新闻出版业“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中的出版融合目标任务，更快地以科技创新和应用支撑新闻出版业全面繁荣发展。
中国编辑学会成立了出版融合编辑专业委员会，成为出版融合战略支撑的排头兵。国家新闻出版署出版融合发展（武汉）重点实验室主任刘永坚担任专委会主任，负责整体事务的管理。专委会把技术工具、金融扶持、人才培养、线下落地服务等一系列创新性出版融合举措融为一体，并通过产业联盟的形式发挥出最大能量，推动出版行业在内容、生产、渠道、平台、经营、管理方面的深度融合。
2 重点实验室助推出版融合深度发展
2018年，在总局给予的相关政策支持下，出版融合重点实验室的发展步入快车道。以实验室为“领头羊”的出版机构在转型升级和融合发展方面，均有了更加清晰的部署和规划。
出版机构发挥自身内容积淀优势，纵深探索垂直领域。出版融合发展（辽宁）重点实验室以IP开发为核心，通过融合出版向泛娱乐产业进阶。实验室借助自身工业文化与西游文化的内容积淀，形成转型发展的核心内容资产。打造了一系列图书、有声书、电视纪录片等文创产品。出版融合发展（外研社）重点实验室以自身丰富的出版、教育、国际合作经验为依托，融入汉语文化、人工智能技术，打造基于混合模态的数字教育产品，实现“传统出版+数字产品+文创周边”的多向融合。出版融合发展（武汉）重点实验室打造了“现代纸书”体系，借助新技术、立足读者、围绕编辑，推出一系列创新性出版融合举措，并通过产业联盟的形式发挥出最大能量，不断推动出版行在内容、生产、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
出版机构布局教育信息化，打造内容加技术的上下游生态圈。国家出版融合发展（人教社）重点实验室以人民教育出版社为依托单位，开发了信息化环境下课堂教学系统“人教数字校园”，该数字化教学系统全学科、全学段同步纸质人教版教材，帮助教师提升教学效果。国家出版融合发展（郑州）重点实验室依托单位大象出版社，围绕数字出版与智慧教育打造了ADP5融合发展平台，为出版社编辑提供数字工具和管理系统，用于生产和发布融媒数字产品和教育应用服务。
3 出版机构知识服务转型成果丰硕
我国出版机构面对纸书销量锐减的市场环境，积极探索转型增效的新路径。专业出版机构和大众出版机构使用了完全不同的转型方式，截至2018年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专业出版机构依托内容垂直而权威的优势，从单纯售卖纸书的形式，向提供知识服务产品转型。截至2018年底，人民法院出版社开发的“法信”知识服务平台，已汇聚了450亿字的法律知识数据,注册用户达80万人；水利水电出版社的“数字水”，已聚集水利水电相关图书约5000种，章节200万篇，图表50万幅，视频6000分钟，专利数百万条；2018年7月人民卫生出版社上线的“人卫临床助手”，已拥有疾病知识11549条，典型病例5000例，医学词汇17万条，国家临床路径1213个。
大众出版机构依托内容全面而丰富的优势，联合知识付费平台在全媒体运营上的优势，探索融合发展的转型路径。2018年8月19日，中信出版集团携手得到APP推出《今日简史》电子书产品；2018年11月8日，山东人民出版社开发的《大秦帝国》听书项目在喜马拉雅FM正式上线；人民出版社在喜马拉雅FM开通的“江西人民出版社书声朗”频道，通过将自身优质内容制作成有声读物，积累了大量的优质听众。
4 编辑人才培养顺应新形势
人才永远是核心竞争力，是产业发展的根本保证。而编辑依旧是出版行业的核心。最近一年，出版行业高度重视编辑自身的融合发展，竭力推动编辑人才的培养，打造新形势下满足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所需的人才队伍新梯队。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全面实施“数字出版千人培养计划”。计划接连完成了试点班企业实训、国外研究两个阶段的任务。通过支持出版单位与高校、研究机构和创新型企业联合开展出版融合发展的人才培养，从而进一步优化了人才结构。
行业级的出版融合团体也在积极带动人才发展。由国家新闻出版署出版融合发展（武汉）重点实验室、中国出版协会、中国期刊协会、中国编辑学会等多家行业重点单位联合主导，在2018年共同举办了十二期“出版融合与编辑创新研修班”。整个研修班在过程中开发了编辑对传统纸书的创新思维和创意制作能力，从一定层面上助推了出版融合未来的转型升级。
各大出版社纷纷在对编辑的融合出版思维培训上发力。中国版协科技出版工作委员会、中国地图出版集团和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举办了出版专业继续教育培训班，为提升编辑的业务水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对社内编辑的业务和思维培训方面，煤炭工业出版社的培训课程，加入了线上线下的融合营销策略等前沿知识，促进了编辑在融合出版背景下新的身份与思维方式的转变。
5 AR/VR与人工智能初步应用于出版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诸如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多项新技术在出版领域的应用也日益广泛，并逐步渗透到出版流程之中。
AR出版物作为这几年持续的热点，在2018年呈现稳定发展的态势。截至2018年底，国内所出版的AR图书多达数百种，分布在专业出版、大众出版和教育出版各领域。由融媒分社自主策划、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融媒书”——《人人传唱——中小学生诗词歌汇》，通过微信扫一扫纸书上的图片，即可呈现AR动画，扫一扫文字，就会出现诗词朗读吟唱音频；在少儿图书领域通过扫描、图像识别等AR交互技术，可呈现可交互的、更具像的3D模型，协助少儿对图书内容的理解和认知。
针对VR在出版领域的应用，一些出版机构也进行了有益的尝试。[3]2018年，地质出版社委托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开展了“VR技术在出版业应用研究”的课题研究；北京工坊视界科技公司与化学工业出版社合作，完成了“基于VR技术的典型环境工程工艺案例”的文化产业项目；武汉和思易技术公司先后与国内地质、农业出版领域的出版社合作，研发制作了《徐霞客VR视频》《徐霞客漫画绘本（VR版）》《果蔬领域VR平台》等产品。VR技术在出版业的应用企业标准、行业标准也在研发进程中。
智能出版领域的机器人应用，不断推动“出版+人工智能”新模式的涌现和升级。中国大地出版社于2018年初启动了智能教育机器人研发工作，并在2018年6月的第二届中国新闻出版智库高峰论坛上，对第一款智能教育机器人“小悠”进行了路演和发布。金大智能制造先后与多家出版社签署合作协议，在智能机器人语音知识库重点发力，进而形成新闻出版业智能机器人策划与研发的生态链和生态圈。
6 线下场景重新挖掘成为流量新入口
2018年出版业对线下场景的重新挖掘更加注重场域、环境、服务以及图书与文创的融合，创造了出版行业流量的新入口。
“绘本入园”的推行为幼儿出版开掘了新流量。“绘本入园”是国家新闻出版署出版融合发展（武汉）重点实验室创新性地携手南方出版传媒推出的项目。在绘本上以二维码为入口，线下搭配线上的新零售借阅模式，已经为全国幼儿园儿童与家长提供了高效优质的服务。项目目前已在北京、上海等多地全面铺开，2018年已入驻全国6万家幼儿园。“绘本入园”为幼儿出版市场数据的精准化定位做出了巨大贡献。
智慧书屋的开设为大众出版增加了新流量。智慧书屋也是一种共享书店，多设在社区群众比较集中的地方，为读者阅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2019年1月18日，北京发行集团旗下北新网打造的京城首家无人书店——新华生活+24小时无人智慧书店开业；4月23日，天猫首家无人书店志达书店开业；6月14日，浙江杭州无人书店“特美晓风茶书馆”开业。读者可以将其作为自己的个人书房，书店的服务人员也变身为专属阅读顾问，给读者提供个性与专业化的阅读服务。
7 出版交易新模式发展日趋成熟
出版业传统的“出书—下场—回款”交易模式，远远不能适应出版融合发展的需要。近年来，新的出版交易模式持续发展，至2018年已日趋完善。目前普遍使用的有出版金融模式和出版IP模式。
出版IP模式成行业发展热点。以核心内容为基点，延伸至电影、电视、网络/手机游戏、动漫等产业，进行泛内容产业的IP化运营。出版产业和演艺产业的融合，使内容能够以出版IP的形式对电影、电视产业进行赋能。2018年7月，笑脸猫的同名小说改编成的网剧《延禧攻略》，连续一个月占据各大网剧播放量排行榜的榜首。骁骑校的同名小说改编成的网剧《橙红年代》，截至年底，播放量已超过两亿。出版产业和数字多媒体产业的融合，使内容能够以出版IP的形式对网络/手机游戏、动漫产业进行赋能。2018年1月，腾讯视频网络独播改自唐家三少的同名动漫《斗罗大陆》，截至年底播放量已经破亿。2018年5月，网易上线了由温瑞安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网络游戏《易水寒》，取得了良好的市场反响。
出版金融模式发展势头良好。基于“现代纸书”的出版融合产品挂牌销售，产生衍生知识服务收益，进行金融化运作。从参与单位来看，基本涵盖国内主流出版社，以工具书和教育类出版社为主。外研社、广东教育出版社等全国40余家单位的出版融合产品已参与交易。从交易品类来看，教辅类和考试类产品最受资本青睐。2018年2月28日，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的首批58项出版融合产品以688.91万元成功交易，较挂牌价增值18.8%。从交易总量来看，涉及的图书总量多、交易金额大。截至2018年，武汉知识产权交易所共完成出版融合产品交易项目2763宗，涉及图书发行量2.1亿册，成功为出版社引入社会资本5687.4万元。
8 出版融合智库建设蓬勃发展
智库对一个行业的战略发展方向和理论体系建设，具有基础性、指导性和全局性的作用。出版融合脱胎于行业实践的发展，缺少智库的智力支持是长期以来该行业的一个发展短板。2018年以来，国家开始高度重视智库建设，我国出版融合智库进入蓬勃发展新时期。
顶层设计引领出版融合智库发展。国家发布的纲领性智库建设指导意见，《新闻出版业科技“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加快智库建设，提供智力支持保障，完善新闻出版智库体系。” 2018年3月21日，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的《关于加快新闻出版行业智库建设的指导意见》，也对出版融合智库的发展提出了进一步的指导意见。
高峰论坛交流出版融合智库建设经验。2018年6月，第二届“中国新闻出版智库高峰论坛”在广西桂林召开，探讨了出版融合发展下智库建设的机制体制问题，并就智库的未来发展方向提出了一些建议。2018年10月，“2018中国学术期刊未来论坛”的分论坛就以“新型智库发展与智库学术期刊”为主题，共同探讨智库成果的传播问题。
行业自发组建的出版融合智库发展势头良好。地质出版社、知识产权出版社联合成立的“融智库”，以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科学研究院，2018年都在积极推进出版融合产业国家课题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研究成果。此外，还有一批出版企业、报业集团、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也在筹组相关的出版融合智库机构，并取得一定的发展。
9 平台企业不断发展生态体系初现雏形
出版融合向纵深发展，出版社依靠自身力量很难进行深度融合发展。因此集聚各方资源，建设出版平台企业是目前业界比较普遍的做法。2018年，我国平台企业不断发展，助推生态体系初现雏形，其中建立专门的融媒出版公司、建设内容资源平台、技术云平台是最主流的3种方式。
建立专门的融媒出版公司的模式。基于出版社在资源、技术和资金上的优势，结合相关产业优势企业成立专门的融媒出版公司，负责出版融合业务。2018年8月24日，人民出版社作为最大股东联合多家公司成立人民融媒传播有限责任公司，将自身的纸质出版优势和其他公司的优势结合起来，推动出版融合发展。
建设内容资源平台的模式。资源雄厚的出版传媒集团，将旗下的内容资源打通，形成大的知识服务平台，转型成为平台型企业。《三联生活周刊》杂志社和湛庐文化将自身内容资源聚合到“中读”“湛庐阅读”，截至2018年底，都已积累了大量深度知识付费用户。中信出版集团上线的“中信书院”，截至2018年底，已经实现了约7000万的营收，积累了50余万用户。2018年4月19日中国出版集团数字化综合运营平台二期正式上线，推出优质知识大数据平台“晓知识”APP。
建设技术云平台的模式。依托自身技术优势，成立行业出版融合解决方案技术服务公司，帮助中小型出版社完成轻量化的出版融合转型。武汉理工数字传播工程有限公司开发了融媒体云平台——RAYS，引导读者在阅读纸质书刊的过程中，通过扫码付费享用深度阅读内容或其他增值服务。截至2018年，该平台已为全国17个省的公告类教辅提供服务，为35%以上的辅导教材教辅提供服务。同时，基于该平台的养生保健类纸书的“书+患者教育圈+专家”直播课服务，已与全国24家拥有出版医疗资质的科技社联合，服务全国万余家医院医疗机构。
10 科技期刊融合出版已取得一定成效
我国科技期刊传统的出版模式已经严重滞后于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一直以来的散、弱、小等弊端被突显出来。因此，2018年以来期刊融合出版已被各机构应用于出版实践中，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科技期刊出版流程数字化已成行业发展趋势。《中国科学数据》期刊经过三年多的尝试，已经实现了数据和论文一站式提交等完全数字化的出版流程（2018年12月24日，《中国科学》杂志社推出了“中国科技期刊国际传播平台（SciEngine）”的最新版本），优化了从投审稿到最终发布的一站式全流程数字出版体系。
科技期刊的数据库出版为融合出版奠定基础。2017年下半年，《中国地质》联合全国地质资料馆创办并编辑出版了《全球地质数据》，发展至2018年，已成为推动全国地质科学数据开放共享的重要力量。
科技期刊借力新媒体融合出版。《航空知识》在制作完期刊内容后，就以多媒体方式进行传播。截至2018年，微信公众号粉丝突破14万，相关视频平均单集点击量10余万次，在YY平台的首次直播就吸引了270万观众观看。
“OSID”开放科学计划成为融合出版新路径。2018年初，由国家新闻出版署出版融合发展（武汉）重点实验室发起，通过智能二维码为端口，连接线上增值知识资源与服务，推动期刊轻量化转型。截至2018年底，已有490家期刊社，6 479位作者，8 850篇论文加入进来。
二 十大挑战
1 编辑思维未能跟上互联网技术发展
当代编辑大多不具备出版融合思维，互联网思维，现代技术、产品、营销思维尚不成熟。从总体上看，编辑难摆脱“以我为主”的思维定式。以受众为中心、关注用户需求、注重用户体验的知识服务观念仍未建立，编辑与用户之间也缺乏有效的交互机制。在技术思维上，编辑技术敏感度低，缺乏运用互联网技术的主动性，也不善于探索“出版+技术”的新解决方案。例如，编辑普遍忽视大数据在内容整合、用户需求、市场规划、产品发布和维护等方面的重要性。部分编辑甚至对互联网技术持有观望甚至恐惧的态度。在产品思维上，编辑尚未适应向“产品经理”这一角色的转变。一方面，编辑对分众化时代的理解不够深入，难以洞察用户深层次需求，对产品和市场的定位不够明确，多数产品设计仍面向大众图书市场，与受众的个性化需求难契合；另一方面，在出版融合产品的设计上，编辑缺乏创造性思维，难以综合考虑技术实现、设计和市场运营进行产品创新。在营销思维上，编辑尚未树立全程营销理念，对营销的定义仅限制在售卖环节，配套的用户调研、反馈、交互、召回环节匮乏，产品经营未能形成良性的营销模式。总之，图书编辑在互联网时代要提升自身的“服务+”的出版意识，要意识到融合出版编辑需兼容设计者、创意者、管理者与运营者等于一身，[4]出版社更要从“生产图书”向“提供服务”转型升级。
2 组织架构调整与管理机制改革有待深化
落后的组织架构和管理机制，阻碍融合发展进程。在当前融合出版浪潮中，多数传统出版单位仍受制于僵化的组织架构与不合理的管理体制，总体落后于阅文集团、中文在线、咪咕阅读等新兴出版单位的步伐。组织架构上，传统的金字塔式结构反应迟缓、力量分散，易产生职能“缺位”“越位”“错位”等现象，并在产业链条诸方面呈现不同程度的分离和割裂，致使良性联动运营的生态系统无法形成，很难适应出版融合新形势下的变化需求。管理机制上，国有企业的文化氛围倾向保守，单一股权结构缺乏竞争力，影响人才积极性；浮于表面的统筹规划与措施，以及落后的管理技术手段，也会造成信息孤岛、数据割据现象，阻碍融合发展进程。[5]2018年，国家相继印发《中央文化企业公司制改制工作实施方案》《关于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的意见》和《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试行办法》，持续强化改革顶层设计与总体规划，这表明推动国有出版社组织架构调整和管理机制改革已经成为出版融合深度发展的必由路径。未来，出版业要在组织机制、人才激励、考核制度、运营管理等方面进一步深化改革。
3 传统出版培养体系难造复合型人才
具备文化科技综合素养的出版融合人才严重缺乏。出版业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正经历着方方面面的变革，它对于人才的需求更加旺盛。转型中的出版行业，更需要能够把握行业整体发展、懂内容服务和消费需求，以及具有跨媒体思维能够运用数字出版传播技术的复合型专业人才，传统出版培养体系的设置与行业转型升级发展不匹配乃至脱节，然而直到“十二五”期间，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化才被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从高校的人才教育上来看，学生从本科起步开始学习，教师大部分没有技术背景，专注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深度融合的专家学者更为稀少。虽然各大高校为努力适应出版融合人才需求增加了一些跨媒体技能的相关课程，但效果并不显著。例如武汉大学积极推进课程改革，将原本的学科培养模式转为先通识课再专业课的模式，实践课比重达到25%。[6]但其在具体课程的设置上，仍与传统出版大幅度重合，改革效果并不明显。高校针对复合型出版人才的培养方案仍相对滞后，全国范围内尚未形成有显著示范效果的教学课程体系。
从企业的人才管理上来看，出版企业在融合化转型过程中，对于新团队的建设，出于成本的考虑，大多是直接抽调原本网络中心的技术人员，或者对网络传播感兴趣的编辑人员组成“新媒体部”。在出版人才管理上，企业未能形成完善的激励机制，未能形成自驱型学习氛围，也并未进行系统、专业的出版融合培训，这都阻碍了出版人才知识体系的拓展和提高。
从国家的人才战略上来看，国家为提升出版从业人员综合素质开展了“数字出版千人培养计划”，但首批试点培训人员仅100人，离2018年全面实施“数字出版千人培养计划”的目标还相差甚远，课程尚未形成完整体系，完善的“政产学研一体化”的师资队伍也尚未建成。人才是出版融合发展的关键因素，加快融合出版人才的发展，推进传统出版向融合出版转型，需要高校、企业和国家的共同努力。
4 深度融合的科技创新体系尚未成型
出版业文化与科技融合程度低，未能建立起科技创新体系。2018年中央财政投入15亿元支持文化产业发展，支持中国出版集团公司等一批中央文化企业增加国家资本金，支持企业完成改制转型，走自主创新之路，建设深度融合的创新体系。[7]
然而，我国以出版业为典型的文化产业建设，尤其是在出版反映的科研成果和信息的内容上，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美国、英国等国家仍是世界出版业的中心。出版业科技与文化的融合还处在初级阶段，缺少信息的交流与沟通，科技创新体系的文化基础建设受到了限制。
项目发展带动出版业转型升级，我国20个出版融合发展重点实验室项目进展顺利，公益性项目和产业化项目互相扶持，为出版融合科技创新体系积累了经验，但是仍存在日常运行管理不规范、项目资金执行不力、与共建单位合作沟通不够等问题，阻碍了重点实验室技术成果的应用推广，不能为科技创新体系建立良好的环境基础。我国需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8]
一些大型的科研工程的实施，例如国家数字复合出版系统工程，带动了出版行业的科技规模以及水平的提升，数字出版、IP开发、智能书店、教育信息化等科技成果也卓有成效，但是随着出版科技的迅猛发展，出版融合技术创新上的短板也愈发明显，尤其在技术研发深度、技术服务广度和业态创新力度等方面存在许多问题，出版单位往往单枪匹马搞建设，科技实力提升有限，未能给科技创新体系建立提供物质基础支撑。
体系建设是任何领域做好战略布局的基础。出版业的科创体系建设不仅是出版融合的有力支撑，也是出版行业自身发展的迫切需要。只有推动文化产业与科技融合发展、促进项目管理和制度创新协调发展、鼓励技术研发纵深发展，才能更好地建立完整的科技创新体系，为我国出版业这场“深刻的自我革命”打下坚实的战略布局基础。
5 “出版+技术”解决方案仍在探索
新兴技术开发程度不足，产品盈利模式单一。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在时间维度上体现为技术的不断进步，通过出版技术的变革带动出版产业结构、组织和机构转型升级。“出版＋技术”是指在大数据、人工智能、AR/VR/MR、区块链等技术推动下，出版业不断催生出新媒体、新业态、新模式，实现产品服务升级和产业边界扩张。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带来了一系列颠覆性变化，无人书店、导购机器人等跨界合作方兴未艾，出版内容早已不再局限于单一文字或图片，而是致力于为读者提供集音频、视频、线上服务等多种表现形式为一体的资源与服务，是一种内容呈现的无限延伸，是多种载体的无限发布。[9]文化产品的呈现形态、传播方式以及受众的阅读方式均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同时这也给传统出版业带来了诸多挑战。
“出版+技术”是目前出版融合的重要方面，但部分新兴技术的开发程度还不成熟，盈利模式单一,资金投入与收益产出比例严重失衡，销售价格居高不下，难以大规模应用于出版实践；其次，在内容生产、行业标准、版权保护等方面也存在缺陷，呈现场景单一，用户体验差，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完整的供需体系也并未形成；此外，在内容监管方面，由于涉及新闻出版、计算机开发、金融管理等多个学科领域，传统监管体系并不能完全适应当下发展，导致市场乱象，有着诸多隐患。
6 单薄的产品形态与丰富线下场景难匹配
出版融合产品形态单薄，与出版机构丰富的线下使用场景和完备的内容体系架构不匹配。出版融合的产品形态是其理念具象化的落地点，也是检验出版融合成果的可视化指标。目前较为成熟的出版融合产品主要集中在儿童书籍、教辅资料、医疗科普等特定场景中，成为出版融合产品形态创新发展的先行部队。但除此之外，出版融合在其他场景中的产品设计具有较大缺陷，形式单一、内容匮乏、体验感差、交互性弱、用户在不同场景下的个性化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尤其在大众图书市场，多元的线下场景和单薄的产品形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造成这一矛盾点的原因首先集中在编辑的产品思维滞后，导致现阶段出版融合的大部分产品仍停留在图文内容与互联网平台简单叠加的初级阶段，未能实现集音频、视频、线上服务等多种表现形式为一体的产品形态。其次，实现出版融合的产品创新需要面对复杂多样的线下场景，考虑市场、技术、人才等各方面的因素，实现内容、渠道、平台等全方位创新，费时费力，耗资巨大，风险系数高，难度系数大，是一个循序渐进的革新过程。最后，在缺少有效激励机制的情况下，编辑缺乏探索出版融合新产品的积极性。[5]因此，现阶段出版融合的产品形态发展迟缓，难以实现与线下场景的全面匹配。完善的出版融合产品体系要求其能在多场景完成落地产品设计，使得“内容+生活”“内容+生产”“内容+学术”三大主要知识需求场景都能得到产品上的满足，从小处着眼，进行微创新，[4]逐步打造以轻量化产品为主的优质全媒体出版物。
7 平台资源整合有待创新升级
平台资源分散，出版社转型成本高。线上与线下融合的平台是出版社开发产品、提供服务的重要载体，出版融合发展和数字化转型升级必须要有平台支撑，传统出版社布局数字出版要加强重点平台建设。当前融合出版资源平台主要由3个主体构成：技术服务商、渠道运营商、内容提供商。技术服务商凭借自身技术优势，主要着眼于平台的功能设计与实现；渠道运营商基于已有用户规模和成熟交付模式，在内容推广方面具有突出贡献；而传统出版单位依靠丰富的内容资源，纷纷建立起独立或跨行业合作平台，但由于对技术特点把握不准，内容整合受阻，平台规模有限，仅有少数国外学术出版商建立的学术资源平台较为成功。[10]从内部看，出版社的不同部门常根据自己的需要，开发出不同的平台或系统，这些平台或系统之间所采用的技术工具、数据格式与使用功能五花八门，严重消耗出版资源。从外部看，许多出版社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在新平台的研发上，可最终因平台经营不善、平台业务对接不利等因素导致资产闲置，融合出版流于形式。总的来说，我国出版业跨地区、跨行业、跨国界资源整合水平较低，各出版单位仍处在单打独斗阶段，尚未形成开放共享、普惠共赢的聚合平台，缺乏国际竞争力。
8 传统出版转型中商业模式单一
新型商业模式已有探索，但并未被大规模应用，传统出版机构盈利难问题依旧突出。当前，大部分出版机构在出版产业链上，依旧坚持“内容提供者”的定位，业务上也是以持编辑加工为主的模式，赢利也主要来源于内容产品的售卖。在推进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受众环境和市场环境发生剧烈变化，这种基础的商业模式正面临严峻的挑战。从外部看，互联网知识服务业发展迅猛，2018年喜马拉雅“123”知识狂欢节销售额达4.35亿，给出版机构带来巨大压力。从内部看，出版机构和知识产品相互孤立，资源要素分散利用率较低，盈利难问题依旧突出。商业模式的创新和丰富可以给出版社带来新的价值空间，完成产业价值链的调整和重构，实现出版机构由知识内容生产商向知识服务提供商的转型。当下，出版融合下各出版主体正不断探索新的盈利路径和商业模式，但在应用中均存诸多问题，新型商业模式未能全面应用。其中包括：①增值内容服务模式：用户通过付费获取基于纸书衍生的增值内容。在这种商业模式下，编辑的跨媒体内容资源整合能力相对缺乏，很难深刻地根据不同使用场景洞察受众需求；②社群—社交—电商模式：编辑或作者对线上读者社群进构建和运营，并主要通过在线知识服务或电商，获取收益，在这种商业模式下，对受众社群的精细化运营并非编辑长项，同时并未形成能够大规模聚合受众、知识内容、商品等资源的第三方平台；③大数据精准服务模式：线上服务积累起来的用户大数据，经过分析处理后，可以不断优化产品形式及营销方式，进一步为用户提供精准的知识服务，从而获得收益，在这种商业模式下，需要形成线上的用户中心、内容中心和数据中心，但大多数出版机构均不具备这样的技术研发储备，相关行业解决方案平台商也处在起步阶段。[11]从总体上来看，出于体制机制固话、激励手段不足，既有利益格局难打破、部分编辑能力结构性失衡等诸多原因，出版融合新兴商业模式并未得到大规模推广和应用，出版机构盈利难问题依旧突出。
9 版权形态复杂阻碍高效保护
出版融合涉及版权形态复杂，且随着技术进步不断发展变化，难形成有效保护机制。在出版业转型升级和业态创新的过程中，版权保护一直是难点和痛点。当下，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融合发展持续推进，已经涌现出了一批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在传播和呈现上，文字、音频、视频、直播乃至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内容形态已经形成全面融合的趋势。在出版融合的不断推进中，出版业已由原来基于出版物的线型编辑、印刷、发行模式，向平台式知识内容采集、加工、提供服务的综合运作模式转变。出版版权形态日趋复杂，其管理和保护也面临着严峻挑战。许多优质作品一经出版，便遭到网络自媒体的“拆书”“洗稿”进行非法传播，严重损害作者和出版机构利益；不少出版单位依旧忽视内容资源和版权保护的重要性，版权开发与运营意识淡薄，版权收益依旧微弱；即使有些出版单位意识到版权的价值，却缺乏有效的路径和方法，维权成本高，自身权益难受保护。整体来看，造成版权保护难的主要原因包括：版权法律制度滞后于技术发展步伐；针对版权侵权行为的执法力度薄弱，违法成本低；新兴出版形态版权保护技术的有效性不足；社会公众版权意识淡薄等。信息技术不断发展，在出版融合版权形态日趋复杂的背景下，一方面，需要各方努力，完善版权保护机制；另一方面，更需要出版机构转变思维，由单一的版权“保护”向综合的版权“管理”转变，宜“疏”不宜“堵”。
10 出版融合基础理论体系处于空白
出版融合理论体系处于空白，方法论建设刚刚开始探索。媒体融合发展是一场重大而深刻的变革，出版融合是产业发展的概念，是媒体融合重要组成部分。从理论体系来看，转型升级、融合发展已经进入深水区，上台阶难度更大。在行业级的学术论坛中，提升传统出版动能、培育壮大新兴出版已经成为讨论热点。2018年6月，第二届“中国新闻出版智库高峰论坛”便以“新时代·新出版·新动能”为主题，围绕人工智能+出版、区块链技术+出版、出版影视融合等系列研究进行深度解读和探讨。
但整体来看，相关研究较为分散，缺乏系统性，在宏观政策的顶层设计、基础理论构建、技术产品应用路径、商业模式创新建议等方面，理论建设相对匮乏，指导媒体融合还没有一套比较成熟的理论体系，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媒体融合向更深更广发展。造成目前这种现状的重要原因包括：顶层设计不足，相关领域没有获批国家级科研机构，行业科技创新体系薄弱，国家级科研项目无相关支持；出版融合实践尚处起步阶段，没有形成规模化的经济社会效益，民间智库和行业智库并不活跃。进一步强化全媒体思维，把握出版融合发展规律，实现各种要素优化整合，构建科学、完善、可持续的理论体系，是当前急需解决的一项紧迫课题。理论体系建设重点和难点在于：需要系统思考以互联网为主的新技术与出版业之间的关系，重构新出版概念模型；需要充分汇聚各大科研院所、智库机构、高等院校、大型出版集团、顶尖互联网企业的创新资源，激发创新主体活力，形成理论体系创新的强大合力。
三 十大趋势
1 顶层指引强力推动出版融合向纵深发展
2019年1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发表了题为《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的讲话。习近平强调，要推动出版融合向纵深发展，运用信息革命成果，构建融为一体、合而为一的全媒体传播格局。
在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的指引下，主流媒体要带头构建全媒体传播布局，积极建设自身的“智媒中心”“融媒中心”，用好新型媒体技术，解构传播内容，实现内容的多样化、多渠道、一体化传播。媒体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要由“相加”加速走向“相融”，出版业将迎来产业层面的深度融合，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不光要探求出版内容、技术层面的融合，还要打通行业上的壁垒，实现经营与管理等多领域的融合，构建一体化的出版业生态，实现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的“融为一体，合而为一”。另外，对于单个出版单位而言，出版单位要从“走向互联网”向“融入互联网”迈进，加快自身转型升级，增强互联网思维，将自身改造为互联网公司。以“移动优先” “用户优先”为导向，再造适应融合出版的生产流程，重构基于融合出版流程的组织模式，整合线上线下营销渠道，有效利用各种生产要素、媒介资源，实现信息内容、技术应用、平台终端、管理手段的共享共通。出版融合进入转型加速期，可以预见，2019年将是国家推动力最强的一年，也是出版融合实现质变，获得突破性进展的关键一年。
2 现代纸书体系引领出版融合新生态
传统出版业在探索适应出版融合的核心业态上困难重重、方向不清、定位不明、举步维艰，或依附互联网平台商失去主导权。现代纸书体系，已经初步解决了出版融合核心方向和基础架构问题，将持续发力深度重构出版产业链。[12]在生产环节，现代纸书将建立起全行业规模的出版生产主体集散中心，服务大型出版集团，引导帮扶中小型出版企业，产生行业聚合力，真正实现信息、数据、资源的自由流通共享。促进出版企业、编辑、作者、用户以及线上知识服务平台商等第三方平台沟通联动，形成交互式出版生态系统。顺应信息生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内容资源将被拆分成信息元单位，并依托于大数据服务体系，对数以亿计的用户的信息需求进行个性组合和精准分发，信息生产的环节将更加高效益、集约化。在服务环节，现代纸书将以技术赋能为抓手，以用户最小努力获取为导向，以正确文化导向高品质为标准，建立用户反馈获取和服务动态升级渠道，持续创新服务形态，以高质量的服务满足受众需求。在渠道环节，立足当下移动互联，着眼未来万物互联的时代背景，出版的工具属性将进一步强化。现代纸书将着力激发实体空间效能，完成所有固定需求生活场景的渠道开掘，促使线上线下高效联动。还将打通出版服务与未来更加细分的应用场景的连接渠道，最终形成需求与服务的即时高效适配的新局面。现代纸书体系引领出版融合纵深发展的浪潮，将成为出版融合实践的主流业态。
3 出版智能化将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随着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与出版业场景深度融合，有望加速促进出版智能化发展。
依托大数据的人工智能技术，除了逐渐取代出版流程中如编译、校对、排版、印刷、直销等重复性强、创造性弱的工种，而且随着数据共享的进一步深化，人工智能将比传统软件更能准确地检测出涉及剽窃、篡改或伪造的出版内容，自动识别作者、编辑和审稿人之间的工作流程以加强学术出版的同行评审程序，协助作者创作或自动创建内容，或者融合语音识别、全息投影等技术为读者提供个性化的阅读体验等，[13]全方位实现出版智能化。区块链将助力出版领域的数据共享和版权保护。构建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出版数据管理系统，特有的可追溯、不可篡改等技术特征将有助于打破信息孤岛，实现出版领域的数据共享。通过建立区块链版权保护方案，利用智能合约自动执行版权交易，可以使交易过程透明可信，加上时间戳能够永久记录并追踪版权的形成、授予和转让，甚至还可以结合人工智能技术记录知识产权的应用类型及范围，开发视频、音频、文字、图片等网络侵权智能检测系统，实现低成本、安全、高效地解决版权归属和保护问题。[14]
未来，以数据应用为核心的信息技术将为出版融合创造更加有力的发展条件，进一步提高出版智能化的服务水平。
4 传统编辑正向产品经理角色转型
出版融合不是传统编辑在高度分工下的单兵作战，高度协同的团队化运作才是出版转型的内在动力。新型组织架构将打破传统出版在内容、技术、市场等方面存在的壁垒，融合出版人才将被赋予产品经理的角色，兼具内容生产力、技术应用力以及市场运营力，以产品视角对出版物的全生命周期负责，传统编辑向产品经理角色转型将成为必然趋势。[15]
生产优质内容是出版业的立身之本，发展之要。转型为产品经理的现代编辑将坚持内容为本，发扬“工匠精神”，结合图书期刊的产品特性拓宽产品的增值服务，在满足用户需求的过程中不断进行迭代改进，提供持续性的阅读服务，提升内容生产力，创造更多的用户价值。随着科技与文化的深度融合，技术敏感度低的传统编辑将逐渐被时代淘汰，现代编辑的工作方式朝着智能化、移动化方向发展，掌握人工智能、区块链、移动5G等信息技术的功能特点、适用范围、优劣性及应用成本将成为现代编辑的必备技能。进入全媒体时代，读者的交互意识加强，出版内容的传播渠道更加多元，内容生产与传播紧密结合，付印出版将意味着现代编辑还要开启营销发行的新战场。[16]传统编辑向产品经理角色转型，既是出版转型内在运作机理的必然要求，也是出版融合发展的必然产物。出版融合背景下，现代编辑将全程参与产品的创意策划、生产加工、发行营销的全过程，以全局营销理念构建融合互动一体发展的传播体系。
5 融合发展成为出版走出去新动能
基于出版融合发展理念的走出去正成为出版业的战略选择，人才、内容、技术、渠道等融合发展为“出版走进去”赋能。在人才和内容方面，不仅继续引进和培养国内外翻译人才，组建本土化的编译人才队伍，还将逐步加强国内编辑出版人才的对外交流，熟悉海外出版机构的工作模式，在深化版权输出和实物出口的基础上，利用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分析海外读者的阅读习惯，确定对外传播喜闻乐见的出版物类型，从而使本土打造的出版物在选题策划、设计装帧等方面既体现中国元素，又符合海外读者喜好，并向有声书、游戏、互动阅读等领域衍生，真正做到中国视角国际表达。在平台和渠道方面，一些有实力的出版社将通过设立更多的海外分支机构响应“一带一路”倡议，搭建音频、视频、电子书等融媒体合作出版平台，加大国际交流与合作力度。[17]立足个性化的在线教育，尝试与海外学校、教育机构、孔子学院或网络教育平台建立合作，以教育等为突破口进入海外出版市场，开发适应海外市场需求的教育产品。借助在海外设立的跨境移动支付试点，培养当地用户的二维码使用习惯，将中国出版业的二维码应用场景推广到国外市场，通过二维码出版物“一文一码”的版权保护技术、读者交互和数据抓取入口、增值服务等特色吸引海外出版机构及读者，[12]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最终掌握中国出版走进去的主动权。
6 轻量化转型带动学术期刊融合发展
在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为目标的背景下，要提高我国学术出版在世界知识体系中的话语权，需要更加突出科技期刊和科研工作者群体的核心地位。针对目前期刊社体量小、实力弱的现状，转型必须遵循轻量化、投入低的原则，借助移动互联网技术，盘活期刊的科研工作者资源、专家资源、内容资源。在去中心化的场景挖掘中，期刊社、编辑可以成为真正的主导核心，通过对场景数据的获取与挖掘，期刊社与科研生态圈各主体建立长期联系，为提供精准的个性化知识服务和更深层次的智能化转型创造基础。通过如OSID等移动互联网工具赋能，学术期刊能够有效提高同行评议水平，搭建学术社区，提供深度知识交互、创新知识呈现、协同知识生产等服务，提高学术期刊的影响力、传播力、创新力，并全面促进科研诚信建设。[18]轻量化的融合出版转型，使期刊建立起贯穿知识创造、知识优化、知识存储、知识共享、知识评估体系、知识应用服务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建立起自身的云端数据中心、内容中心和用户中心，将进一步支撑起学术期刊服务于科学研究的全过程全产业链，实现数据驱动下的知识服务、信息咨询、知识质量验证和评价体系建设的转型升级和业态创新。
7 出版融合产权体制和组织机制改革深化
当前传统出版业僵化的体制机制已经不能满足出版融合环境下新行消除行业壁垒，促进资源流动共享的时代要求。改革创新是出版融合向纵深发展的内生动力，是出版业加速融合的必由之路。出版业的改革创新将在政策引导下继续深入推进，并主要着眼产权体制和组织机制改革两方面展开。
在产权股份体制方面，出版社将继续深化股份制改造，以股份制形式整合出版力量。单一股权机制的出版社将实现资本、股权多元化，国有出版社、民营书企、出版上市公司等产业链条将全面贯通。[19]产权改革将朝全员持股的方向发展，出版企业的所有人员将真正凝聚成一个利益共同体，特殊管理股的形式将在未来股权体制中成为保障正确文化导向的主要手段。出版业还将加快推广现代企业制度，法人治理结构将更加完善。产权体制科学规范化，将有力提高生产效率，激发创新活力。在组织机制方面，将建立起以现代编辑为中心，以流程为导向，职能边界模糊化的，扁平化的新型组织结构，内部资源将进一步流动共享，技术转化、信息沟通、选题策划、产品营销的全链流程将得到优化。市场化机制也将更加健全，人事制度改革将覆盖出版企业所有层级，权责分明的专项工作机制将全面确立。以知识产权、无形资产、技术要素入股等方式将被纳入激励制度中，收入差距将被合理拉开。绩效考核方法将得到改变，社会效益将成为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聘任、激励、考核机制的改革将有效解决国有文化企业人才流失问题。
8 出版融合商业模式不断完善丰富
出版业在适应出版融合业态的商业模式上已经有了一些成功探索，但仅限零星个例，未来这些商业模式将进一步完善，并得到行业规模的推广。增值服务模式将随着受众对高质量、高品位、专业化的内容需求不断提升，而在专业，教育出版领域普及，并向大众出版领域拓展，服务于更多细分的生活场景。IP开发模式将孵化更多优质作品，特别着重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化精品存量为价值增量。社群营销模式将向提升社群凝聚力、活跃度，服务精准化，定制化方向努力。文旅融合、出版金融等模式将日趋成熟，迈入规范化轨道。
另一方面，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和产业间跨界融合将催生出更丰富的商业模式。对内容资源精耕细作是出版业持续创造价值的活水，新兴信息技术将深度介入出版流程，通过改变信息整合、分发、传播、使用的方式，挖掘内容新价值，创造应用新形态，着力在内容具象立体化呈现和内容资源连接物联网、新一代智能设备两方面进行尝试，形成新的商业模式。产业边界模糊，跨界联动日益频繁，出版业不再拘泥于一时一地，而是将触角伸向与文化创意、知识服务紧密相关的一切领域，探索与制造业、运输业、医疗卫生业、消费品行业等行业更多交融与合作的可能。出版业的盈利渠道将向多方面拓展，盈利方式将更加灵活多样。
9 以融合理念做好主题出版
2018年，各大出版社聚焦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马克思200周年诞辰等，集中策划了一大批反映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与辉煌成就的精品力作，取得了广泛地传播效果。可以预见，面对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与澳门回归20周年、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1年中共成立100周年等重大时间节点，出版业将围绕关乎国家发展的重大理论、热点事件、重点题材等方面，开展一系列的主题出版活动。
在选题策划上，将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并深入贯彻互联网思维，同时紧密对接国家战略，坚持正确政治导向，弘扬主旋律，讲好中国故事，唱响时代最强音。其中，地方出版社更加重视深耕地域文化，彰显地方特色。在呈现方式上，将以读者为中心，贴近社会，贴近生活，同时也将积极运用各种先进技术手段，创新内容表达形式，吸引读者注意力，营造多层次主题出版时代新格局。其中，少儿出版社要注重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以多样图书形式丰富孩子们的精神世界。[20]在推广策略上，将顺应移动化与社交化趋势，并继续大力倡导全民阅读，强化公益宣传，同时将把握时政热点，采取线上宣传与线下活动相结合，全方位增强主题出版传播力，打造出版社品牌效应。总的来说，以融合理念强化顶层设计，加强融合平台建设，充分实现资源融通，将成为各出版社主题出版工作的重中之重。
10 出版融合驱动出版智库建设跨越发展
在总体规划上，出版融合将促进出版业智库资源整合，进一步优化出版业智库布局。未来将建立理事会化的管理运行体制，健全高端人才流动合作机制，确保出版智库兼具正确政治导向和独立客观的研究态度。将造就一批具有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知名度的出版业智库，以及一支具有行业顶尖智慧和创新精神的公共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队伍。将有一个或多个出版业智库迈入国家高端智库前列。[21]
在服务内容和形态上，出版融合将有效促进技术与智力资源的融合，以及跨地域、跨领域的智库合作，并推动创新智库方案、完善服务体系与驱动成果转化。智库内容体系将进一步拓展，涵盖成员库、成果库、专家库、专题库等多个层次。智库成果推介的公共平台将落成，智力成果转化效率将进一步提升。知识标引工具、知识计算模型、定制解决方案、指标体系建构与评级服务等产品和服务将进一步丰富智库成果的形态。
在思维导向上，融合思维将引领智库建设思维升级。出版业智库的建设思维将站在行业高度，服务大局，把握意识形态领导权，聚焦于行业前沿，特别是出版融合领域相关重大命题，更具宏观性、前瞻性、战略性、引领性。同时也将贯彻融中有异的思维，出版智库将差异化发展，形成具有特色的研究领域，资源将向优势领域汇集，在具有专业优势的领域做到国家顶尖、世界一流。智库建设还将更具国际视野，面向海外市场，制定中国标准，传播中国智慧，争夺国际话语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