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16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倡导全民阅读，推动学习型社会建设”。这是“全民阅读”自2014年以来第六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也足见其对国家文化建设、国民综合素质提升的重要性与深远意义。近年来，全民阅读与阅读推广的研究不断深入，阅读推广活动有声有色，国民阅读率见长，阅读风气逐步形成。尽管全民阅读形势向好，但仍存在一些待破的难题，全民阅读活动的推进始终在路上。编辑作为阅读内容生产和阅读推广的主体，在全民阅读战略实施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在大力推进文化建设的新时代背景下，面对智能技术快速发展的阅读语境，编辑主体的阅读推广职责与使命如何得到更加充分的体现，其推进全民阅读的功能与作用如何得到更大的扩展，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全民阅读语境中的编辑主体多指“社会化意义上的编辑职业集合体，也就是从事编辑实践活动的具有社会普遍意义的职业群体”^[1]。作为阅读内容的重要构建者、阅读风尚的引领人、读物与读者之间的桥梁纽带^[2]，编辑主体在阅读推广中的地位与作用不可替代。自2006年首次提出“全民阅读”以来，无论是在理论建设、阅读资源构建，还是阅读推广活动开展方面，都是编辑主体功能延伸的主要阵地。

《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征求意见稿）》总则第七条提出：国家鼓励和支持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社会组织开展阅读理论研究，促进阅读的新技术、新载体、新设施的开发与应用。而手握全民阅读推广活动“第一棒”的编辑主体，在全民阅读理论研究中同样占据重要的地位、发挥重要的作用。编辑主体自古以来就与阅读活动相存相依，编辑学与阅读学自建立伊始便处于相互推拥、彼此促进的互动共振系统之中。潘凯雄先生指出，学者、出版人应成为阅读理论的专业阐释者，认为如果不注重对阅读理论的专业阐释，“整个社会就会形成一种误导，对全民阅读的深化就是一条歧路”^[3]。编辑主体自知识生产的源头起，便与读物接触最为密切，是读物与读者之间的沟通中介，关注并深入对现代阅读学特别是全民阅读相关理论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然而，目前我国对全民阅读与阅读推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图书馆界和政府职能部门，编辑学界的研究尚少。笔者在中国知网期刊栏目以“全民阅读”为关键词，“篇名”为检索域，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共查询到相关文献1 859条，在被引量前五十的文章中，几乎全是对图书馆如何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应用性研究，鲜见编辑学界身影，而在关键词分析中，“编辑主体”“出版”频次甚至没有排进前五十。在以“阅读推广”为关键词检索出的4 839篇文献中，编辑出版界的研究成果较少，缺乏对编辑主体在全民阅读中的角色、意义、作用和责任的研究。近年来编辑学界对全民阅读的关注度逐日递增，中国新闻史学会编辑出版研究委员会学术年会（2017）上设有“出版研究范式转型：重思出版史、阅读与传播变革”这一论坛主题，将阅读研究作为出版研究范式提上学术前沿。

基于此，编辑主体要从自身角色定位与使命担当出发，对全民阅读展开系统研究，深入探讨全民阅读的本质、读者的分层与结构、全民阅读推广读物的出版原则与标准等基础理论问题，而且具体研究编辑主体如何发挥好阅读推广作用、建立编辑主体阅读推广体制机制、组织开展行之有效的阅读推广活动等实践性问题，让编辑主体的阅读推广行为落到实处，产生实效，形成阵势。文献[4]为全民阅读活动找寻了内在逻辑以及支撑这种逻辑的理论根基，是其立于编辑主体身份的理性思考与总结。编辑主体从全民阅读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为全民阅读活动献计献策，这也是其阅读推广主体性的彰显与职责体现。

将编辑主体的内容构建功能置于全民阅读背景下，其身份侧重就有所变化，不是简单的内容提供者，而是内容的策划者、创构者和资源的建设者，因为全民阅读需要更多的精品力作，需要具有针对性的作品，编辑主体的全民阅读内容构建功能可见一斑。阻碍全民阅读发展的主要因素不仅是读物的质量问题，也有读物与读者的互动问题。而要在读物与读者之间形成有效互动，就必须保证阅读内容与读者阅读能力、阅读需求、阅读兴趣的完美对接。

目前的状况并不如意，一些编辑主体和出版机构还没有担当起全民阅读资源构建者的主体性职责。笔者曾对湖南中北部地区数十家农家书屋展开过系统调查，发现几乎每间农家书屋都配备有2 000册以上的图书，尽管这些图书品种齐全，内容涵盖政治、文学、艺术、科技、生活、农业等领域，但由于其没有考虑到农村读者的实际阅读需求与阅读能力，图书利用率极低，多间农家书屋常年无人造访，大门紧闭。编辑主体要更多地参与推出符合不同层次读者的阅读能力、阅读需求、阅读兴趣的好书，以优质且读者乐于接受的图书促进阅读推广“七进”的实施。

全民阅读从理论到实践，从明辨到笃行，是一个连续的递进过程，编辑主体的作用贯穿始终；同时编辑主体也不断接受新的挑战，实现自我提升，因为必须适应新的阅读环境与阅读方式，以普遍性的受众群体为中心，满足读者新需求和新型读者的需求，拓宽阅读人群面，延展阅读受众空间，始终面向全民，走全民路线。然而，在现实的阅读推广活动中，编辑主体的功能并未达理想预期。2018年上半年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公布的《全民阅读优秀推广机构、推广人名单》中，“十佳阅读推广人”中无一人是编辑，20位优秀推广人中也仅有山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首席编辑在列。尽管一份名单并不能说明全部问题，但从中折射出的现状让人深思——作为阅读推广主体之一的编辑去哪儿了？开展全民阅读，出版人要做好出版和推广两个方面的事情，包括内容创造，服务读者，帮助读者认识、理解、接受我们的出版物，是出版业题中应有之义^[5]。在这一过程中，编辑主体“不应仅是一个简单的内容策划与生产者，而应该是一群享受阅读乐趣的代表，是培养全民阅读兴趣中不可或缺的核心，是沟通图书与阅读兴趣的桥梁”^[6]。而在当下，这座桥梁的承载意识与承载实践并未上线，有待更畅通地联系好阅读的两端——读物与读者。

2016年12月27日，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全民阅读“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提出“鼓励和支持公务员、教师、新闻出版工作者、大学生等加入阅读推广人队伍”。编辑主体要从单一的阅读资源提供者转变为阅读资源提供者与阅读推广践行者的结合体，具备推进全民阅读的坚定信仰与正确理念，并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和科学合理的方法策略投身阅读推广实践。这也正是编辑职业信仰与追求的生动体现，是编辑职业责任与精神的现实表征！

近年来兴起的“大数据”“人工智能”热以其数据量空前庞大、算法智能精准、计算力超级强大等特点，正在努力进入出版行业，并试图取代原有选题策划方式。目前“大数据+选题策划”主要有四种模式，即“协议共享+电商大数据”模式、“自建社交平台+用户行为数据”选题模式、“数据采集站+行业情报数据”模式和“信息交换平台+出版物市场信息数据”模式。^[7]国内出版机构对以上几种模式均有不同程度的探索与实践。如新世界出版社与当当网合作通过大数据分析策划出版的童书《写给儿童的中国地理》就是“大数据+选题策划”的典型应用，其出版仅3周即售出11万册。

作为全民阅读推广的重要阵地，农家书屋的发展关乎着全民阅读的未来。根据2019年2月26日由中央宣传部等十部门印发的《农家书屋深化改革创新　提升服务效能实施方案》，“优化内容供给，有效对接群众需求”“探索‘百姓点单’服务模式，加大农民群众自主选书比例、组织出版单位与农家书屋有效对接”^[8]等措施将成为农家书屋建设的重点工作。以往捕捉农民读者阅读需求的方法是实地调查，如2018年7月，原湖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组织了16人的调研小组对200多个行政村的农家书屋进行了为期两个多月的走访调研、座谈，还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发放并回收有效问卷1 117份^[9]。这种方法工作量大、程序复杂、持续时间长且准确度不高，而“大数据+算法”的组合恰好弥补了这些缺陷。除了可以向某些网络平台（电商、搜索引擎等）或数据公司寻求合作获取读者相关数据外，编辑主体还能通过直接对接农家书屋的内部数据，通过对日常读者借阅信息的挖掘与分析来确定更加贴近读者的选题，这得益于标准的农家书屋数字化信息管理平台的设计与推广。

技术的发展完美契合了读者阅读方式的新变化，根据CNNIC调查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6月，国内有声阅读用户规模已达2.32亿，占网民总体的28.9%。《第十五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对我国国民听书习惯的考察发现，2017年，我国有两成以上的国民有听书习惯。其中成年国民的听书率为22.8%，0—17周岁未成年人的听书率为22.7%，移动有声APP、广播、微信语音推送等成为国民乐意接受的听书介质。有声阅读用户规模的持续上涨、国民听书率的不断攀升、听书风气的逐渐盛行，都为全民阅读的开展提供了新的风向标与现实路径。而随着智能语音合成技术的发展，有声读物的制作与出版变得更加容易，其合成时间快、成本低等特点，对于全民阅读而言意义重大。

编辑主体要积极探索并运用智能语音合成技术，开发专用于全民阅读的有声读物，如将古典名著、时代精品以及展现新时代新风貌的优秀出版物制成简单易懂的、广受受众欢迎的有声产品。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2017年4月出版的《爱的朗读·诗与故事》，包括《给孩子的诗集》《围炉故事集》和《民间的智慧故事》共3册，经过编辑主体精心组织和策划，该书由央视解说员和耶鲁大学外教携手，用中英双语倾情朗读，读者扫描二维码即可收听。该书一版再版，深受少儿读者喜爱，并获中央电视台重点推介儿童节礼物，是阅读推广的好教材。这样，就不仅保障了绝大多数读者（尤其是特殊群体）的阅读权利，而且有助于提高全民阅读战略的质量与国民的综合文化素质，进而提升整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

阅读是一项有门槛的人类精神文化活动，不同的读物要求读者具有不同的知识积累，这也是实现全民阅读、提升其普及率的一大阻碍。尽管各种全民阅读普及读物都试图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这种门槛，尤其是有声读物的发展与听书媒介的普及，从某种意义上都为读者走进读物提供了台阶，但其收效仍然有限。那么，设计开发一款专门服务于全民阅读推广的智能阅读助手——可以为读者提供包括数字阅读、语音播读、知识讲解、科学普及、VR/AR体验等一系列集视、听、触于一体的现代知识服务系统——就显得卓有意义。因此，编辑主体应当具有超前的眼光与极强的技术敏感性，适时与智能技术开发机构展开合作，共同研发智能阅读助手。在这层合作关系中，编辑主体扮演内容策划与提供商、表现形式决策者与知识服务人的角色。

苹果公司的Siri、微软的Cortana以及谷歌的Google Now都在重点研究并不断发展智能助手技术。智能助手的现实应用在教育领域早有涉足，尽管智能助手及其普遍应用还需要经历一段时间的研究与探索，但无疑会成为未来人工智能的核心技术之一。目前我国已有数种智能服务机器人、智能阅读机器人、智能音箱问世，可实现直接与人类简单对话，根据声音指令进行信息检索、资讯播报、语音朗读等功能。它们均为全民阅读智能助手的设计与开发提供了样本参照与技术支持，其意义与作用值得期待。智能阅读助手将最大限度地降低阅读的门槛，解放阅读推广者的手脚，帮助读者实现享受阅读的文化权利。

全民阅读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编辑主体要以科学观念与方法措施来行使自己的阅读推广职责。全民阅读不能流于形式，更不要成为阅读推广人、政府职能部门的数据与政绩，而应实实在在地为社会大众尤其是农村群众服务。全民阅读战略目标的实现，阅读资源是基础，政策和法律是保障，宣传和推广是作用手段，媒介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是助推器，而专业化的阅读推广人与专业性的阅读推广指导是关键，“倘若不能在广泛发动之后有针对性地提供稍具专业性的帮助，使得各方面读者的阅读力得到提高，只怕是多少年后还要再发动一次全民阅读”^[10]。这就需要新时代的编辑主体真正行动起来，在全民阅读推广实践中，扮演好自己的社会角色，体现出自己的主体责任，践行好自己的阅读推广功能，利用好自身专业优势与AI赋能，为把我国建设成阅读大国、文化强国尽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