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没有国界，它关乎国计民生，是推动和改变历史的重要力量。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科学技术受到特别的关注和重视，具有极大的辐射能力，是科技出版的动力和源泉。当全球进入信息和数字化时代，当“一带一路”倡议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认同和好评之时，中国的科学技术正在实现千年的振兴，科技出版国际化也迎来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伴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步伐，全国出版界前所未有地聚焦科技出版的改革发展和科学技术的国际化进程。

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要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和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特别是近年来，中国科技创新能力大幅增强，科技进步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率超过58.5%。2017年我国科技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达2.15%，总投入列世界第二，研发人员总数418万人，居世界第一^[1]。基础前沿和战略高技术领域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航空航天、高速铁路、中国天眼、量子通讯、北斗系统、超级计算、人工智能、互联网技术等领域的科技创新在全球异军突起。

科技的进展为中国科技出版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研究基础和技术基础。科技出版的使命是，通过对科学技术内容的传播，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从而推动全球科技创新。科技出版为科技强国战略提供了重要支撑，其中，科技出版国际化的贡献功不可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科学技术必须具有全球视野。加强与各国科技出版的交流合作，是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改革开放以来，科技出版的国际化进程一直在加速发展，并从引进为主逐步发展到引进和输出并举。近年来，无论是牛津大学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施普林格·自然等国际知名出版公司，还是广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版社，对引进中国的科技论文和图书、推介中国最新科技发展成果，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科技出版引进和输出的逆差也令人可喜地缩小。2018年，我国引进2 000多种科技类图书版权，引进科技类数据库500多种，同时，科技图书版权输出1 000多种，进入80多个国家和地区^[2]。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一带一路”国际科学组织联盟成立、56家中外出版商联合发布《“一带一路”学术出版合作倡议》^[3]。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丝路书香重点翻译工程等资助项目也积极鼓励科技图书走出去，资助了一大批科技图书的版权输出和合作出版。国家正在鼓励更多有实力、有资源、有产品的中国出版企业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兴业，推动资金、项目、人才走出去，为互利合作搭建新的国际平台，科技出版“走出去”也是其中重要的板块。浙江大学出版社与当时的施普林格出版社早在21世纪初就开始进行资本合作，成立了国内第一个跨国科技出版基金，借助其全球发行渠道和电子书平台SpringerLink，进入国际主流书店和图书馆，合作的“中国科技进展丛书”规模达近百种。同时期，人民卫生出版社以317万美元收购加拿大BC戴克出版公司全部医学资产，从一个维度说明科学技术是出版走出去的中坚力量。广西师大出版社收购的澳大利亚视觉出版社，拥有全球2 000多家建筑设计师资源，在国际建筑设计图书出版领域久负盛名。

近几年，党和国家对出版工作作出全新的重要战略部署，特别对期刊提出了明确发展目标和任务。《深化改革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到2035年中国科技期刊出版水平要走到世界前列，中央多个部门联合共同推动。中国科技出版界要迅速认清这一发展大趋势，未雨绸缪。

科技期刊是科技出版最重要的板块。国际报告证明，全球80%以上的科技成果首先在期刊上发表，在科技出版领域，科技期刊的权重不断增加，书刊协同的时代已经到来。2019年3月，全球SCIE期刊数为9 200种，覆盖178个SCI学科；中国大陆（不含港澳台）占210种，覆盖109个SCI学科，未来发展空间巨大。2018年中国期刊在最高分区（Q1-Q2）中有98种，排名不断上升^[4]。《2017—2018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显示，2017年我国互联网期刊收入20.1亿元，同比增长14.86%^[5]。爱思唯尔出版集团科技图书高级副总裁汤米·多伊尔预测，2020年，中国市场将成为全球科技出版市场的第一位^[6]。立足于中国高端科技资源，中外合办期刊近年来发展很快。例如，2017年浙江大学出版社与牛津大学出版社合办的《食品品质与安全》，据牛津学术发布数据，目前总下载量已超过150 000次，单篇文章最高下载量15 000次^[7]。中国科学出版社与爱思唯尔合资成立的科爱公司，十年来，已经出版了70种期刊，3种被SCI收录，10种被ESCI收录；其与牛津大学出版社合办的《国家科学评论》目前在全球多学科期刊中排名第6，产生了较高的世界影响力^[8]。

国内许多民营商业出版机构均显示出相当良好的发展态势，利用国外优势，建立海外出版公司。例如在瑞士成立的MDPI AG（Multidisciplinary Digital Publishing Institute，多学科数字出版机构），目前拥有180余种英文科技期刊，其中40种被SCIE收入，涵盖科学、技术、医学等领域。而总部位于美国的百世登出版集团（Baishideng Publishing Group）拥有43种国际性生物医学期刊，包括旗舰刊物《世界华人消化杂志》和《世界胃肠病学杂志》。AME公司注册地为中国香港，2018年有6种期刊被SCI收录，旗下《QIMS》是大中华地区第一本影像领域的SCI杂志。

2019年1月最新发布的ESI（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学科排行榜中，浙江大学因拥有8个ESI全球前1‰学科而排名第一。浙江大学出版社瞄准世界一流，成立期刊分社，大力发展国际化期刊，目前拥有22种学术期刊，其中21种为科技期刊，6种期刊被SCI收录。2017年浙大学报英文版被国际出版界推荐，入围伦敦国际书展“国际学术出版卓越出版者”提名，是该奖项有史以来首次有学术期刊入围，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乃至亚洲的学术期刊形象。浙大社主动对接学校高峰学科，探索书刊互动新模式。2018年与施普林格·自然联合出版了全球第一本《中国高铁技术——全球视野》专著，互动“中国高铁技术”系列英文期刊，该书上线SpringerLink，5个月连续下载近万次。

科技出版的起点是科技创新，终点也是科技创新。面对日新月异的新技术革命，中国出版企业要跟上全球趋势，应面对差距，提高认知，勇于担当。回顾30多年的出版历程，载体形式向全本数字化转变，POD（print on demand，按需印刷）、OA（open access，开放获取）等风起云涌。学术出版回归知识价值，内容创新点以溯源、标引等收入数据库，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处理和分析，进一步推动科学研究。未来，不改变就意味着落后，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当前我国出版业短板依然明显，国际影响力依然较弱，与发达国家之间还存在明显差距，主要面临以下问题。

据有关专家分析，过去十年，中国最领先的100项科技成果，没有一项在国内期刊和出版社首发。根据JCR_SJ数据显示，共有69个学科中国没有一种SCI期刊^[4]。以神经科学为例，该领域收录的SCI期刊有259种，其中只有1种由中国的出版单位出版。^[9]在化学领域，世界TOP1的核心期刊中30%的论文是中国贡献的，而在国内期刊发表的论文只占世界高水平论文的0.8%^[10]。30%和0.8%，我们痛惜中国高水平论文的流失，我们的优势学科（如化学、工程、材料等）成果并没有很好地通过国内科技出版推向国际。

出版业的核心竞争力首先是优质的内容，即优秀的作者资源和稿源。中国优秀成果的出版内容外流非常严重，除国内期刊自身质量不够高外，现有的科研评价导向也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这种局面的形成。比如一些高校对于在国外期刊上发表的文章评分较高，即便同样是SCI论文，发表在国内外期刊上，考核评价时也会因为“出身”不同而被区别对待，如国外期刊发表文章算5分，而在国内水平相当的期刊上刊发就只算3分，更低的只算1分^[11]。

科技出版的话语权首先来自科学技术的话语权，而中国科技出版远远落后于中国科技的世界话语权。在期刊领域，2013—2017年，中国学者的论文发表量占世界的13.8%，但同行评议贡献量仅有8.8%^[12]。国内学者如果不参与国际同行评议这项重要的学术活动，相当于在国际比赛中放弃当裁判，就会减弱全球学术共同体中的中国声音。

另外，由于缺少渠道和品牌，中国出版企业在国际版权贸易中普遍处于弱势状态，议价能力低，中国科技出版成果廉价。很多出版机构的高学术价值图书以1 800欧元左右的价格被国外知名机构买断了纸质和电子版在全球市场的销售权。由于版权意识不强，多年以来，许多优质图书的电子版权“默认”给了国外出版企业，巨大的经济效益被其独占，优秀的科研成果被打包湮没，弱小的中国出版在世界出版巨头面前忍气吞声。这种非市场化的运作方式的普遍存在，从短期和长远看都不利于中国科技出版的良性自主发展。

随着中国国力不断的增强，中国“走出去”已经处于转型升级的阶段，国际环境对于中国科技出版“走出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国际STM大会报告指出，学术期刊国际市值300多亿美元，41%来自美国，27%来自欧洲和中东市场，中国占不到0.1%^[13]。施普林格、爱思唯尔、威利、泰勒四大集团出版了全球约15%的期刊，爱思唯尔和斯普林格利润率将近40%，有很强的市场竞争力。而我国科技期刊总体上还停留在小、散、弱的小作坊时代，在资本、渠道、人才、人脉、国际视野、国际经验等方面都存在不足，跨地域、跨国别的市场拓展能力不够。

学术出版是整个出版链条中与数字出版结合最紧密的出版种类。爱思唯尔2018年在全球获得的利润中，来自数字产品和服务的收入已经超过了75%。数字出版能够创造更高的价值，从而获得更多的利润。在全球化、数字化、市场化时代，单纯的出版内容优势受到挑战，必须要在优质内容的基础上，提供全方位的综合信息服务和解决方案。从2008年开始世界上著名的出版公司无不在改变自己的期刊和学术著作出版形态，很多国际出版商定位自己为科技公司，积极打造数字资源库。据有关统计，中国各大学图书馆目前购买图书资料的经费，一半用于引进国外书刊，而这其中，一半以上是数字资源库。无论是期刊还是图书，我国目前均缺乏一个在海外有重大影响的学术数据库，更没有英文学术数据库。我国每年在数字出版上投入巨大，但企业的数字化运营能力仍相对较弱。我国科技出版数字化起步较晚，虽然一直在积极地尝试，但总体而言投入远大于产出，盈利模式仍局限在传统出版的模式，大多仅仅是内容数字化，没有形成完整的数字出版产业链。对于科技出版物而言，OA成为大趋势，而国内对OA尚未达成共识，若不及时转型升级，中国科技书刊数字化国际品牌建设，路漫漫其修远兮。

1978年邓小平在美国福特公司视察时说：“差距就是增长空间，差距就是我们的优势。”中国科技出版应抓住目前的机遇，从意识、定位、方法和机制上融合创新，将国际化路径探索与精品化、数字化和市场化充分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指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放到世界竞争格局中；中国学术出版要繁荣，须以世界最高水准进行战略定位。中国出版企业应有所担当，瞄准世界的科技前沿，参与国际出版合作，拓展国家重大项目，推动中国从科技大国走向科技强国。在这个远大目标下，浙江大学出版社践行国家战略部署，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取得了一定的经验。近年来，围绕提升科技出版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核心目标，策划实施了“海外一流合作伙伴提升计划”，着力结合优势学科、特色学科的国际化水平，深化与施普林格·自然、爱思唯尔、牛津大学出版社等多家国际出版商和科睿唯安等数据库供应商的战略合作，自主建立意大利分社和俄罗斯联合编辑室，推进与海外一流出版机构可持续和实质性的合作。实现人才联合培养国际化、学术出版合作平台建设国际化、出版资源国际化共享的预期目标。

科学进步日新月异，出版资源极大丰富。各国出版业各具优势、特点鲜明、互补性强。中国有156家科技出版企业，2018年出版10万种科技图书、5 000多种电子出版物，具有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等一批知识资源传播平台，科技出版国际化的基础和积累已形成^[2]。具有中国特色的高铁技术、人工智能、水稻研究、量子物理、通信科技等国际领先的出版资源给中国科技出版国际化提供了保障。中国出版企业在认真学习海外科技出版的经验和成就的基础上，要坚定信心和决心，立足和依靠本国的科技资源，与世界各国一起分享中国科技进步的最新成果，尝试建立以我为主的科技出版资源平台，整合全球科技资源为我所用。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科技出版市场，在中国建立全球科技学术数据平台，对海外出版资源的虹吸有市场的优势。国内外企业可以发挥各自优势，在科技出版、知识服务等领域深化合作。

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国家形象、国际话语权和国际话语体系的建设，成为举国上下关注的焦点。大国要有自己的评价标准，参考人家的不一定合适。中国标准要站在世界标准的肩膀上，形成新的制高点，形成中国自主的学术评价体系。被誉为“SCI之父”的加菲尔德博士来中国讲学时表示：“永远要记住，SCI的主要作用是一个文献检索工具，评估科学研究成果知识是SCI的衍生功能之一；引用期刊影响因子来评估个人科研能力是不合理的”^[14]。因此，要逐渐改变国内“唯影响因子论”的评价标准，在政策和机制上鼓励国内学者把论文优先发表在国内期刊。例如，中国科学院学部要求新当选的中科院院士必须在国内“两刊”（《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上发表论文；此外，像日本、法国等国的一些诺贝尔奖获得者，也是将文章发表在本国期刊。中国科技出版“走出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突破西方出版机构的话语权垄断，从而以中国方式与国际进行实质性的学术对话，促使中国知识表达中国逻辑，中国话语对话世界秩序。

如果“一带一路”倡议为沿线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平台和构架，那么，链接全球科技力量、整合国际学术资源、搭建新型出版服务平台、构建全球科技出版共同体，就是中国科技出版国际化的使命和路径。要对接学校科研教学平台和国际学/协会，为国内外科技出版企业、研究人员等提供相关学术、文化的交流和服务，包括版权交易、合作出版、人才和专业化培训、翻译润色、写作能力的培养等。

国内出版界应当充分依托行业协会，加强国内科技出版社的交流合作，整合国内科技出版“走出去”资源和渠道，创建科技出版“走出去”行业联盟，建立中国科技文库，成立科技出版“走出去”专项基金，组织相关专家评审、评选和推荐优秀中国科技著作。

浙江大学出版社近几年一直探索构建学术服务体系，与科睿唯安合办“学术交流的未来”研讨会，与学校共同承办中国科协主办“中国科技峰会——世界科技期刊论坛”，承办中国版协科技委2019年（第五届）科技出版国际合作研讨会，邀请国内外顶级科技期刊主编和出席，加强世界一流科技期刊间的交流和合作，扩大学校高水平研究成果的影响力。浙大出版社希望与国内外科技出版同业合作，共同推进科技出版平台的建设。

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把传统出版社变成融合发展的科技公司、数据科技公司、人工智能公司。向互联网公司学习，利用互联网公司的渠道和出版公司的内容资源，强强联合，优势互补。探索模式创新（AI、大数据等），加强商业模式探索，建立科技出版走出去可持续的发展能力。杭州是中国互联网和创新之都，浙江大学在科技出版国际化相关学科专业上有较大的学术研究优势。浙江大学出版社将以杭州为基地，与海内外科技出版同行积极推进科技出版国际化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

当前，中国出版业最缺少的是外向型出版编辑和版贸国际化人才，其中科技出版国际化人才更加稀缺。建立全国科技出版国际化人才培训机制和平台，举办各类科技出版编辑、版贸人才培训班成为当务之急。浙江大学出版社也愿意有更多的担当，联合国家有关部门在杭州建立科技出版国际化人才培育基地，组织和开展经常性及规模化的科技出版国际人才培训。希望能有更多的大学设立更多服务于科技出版国际化的博士和硕士培养点。浙江大学已经率先行动，设立了相关科技出版国际化原创奖励基金，加强科技图书英文原创力度，充分开发科技人员专业英语的写作资源。而浙大社更应立足国内实际，拓宽国际视野，跟进时代潮流，为科技出版国际化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

国际上的科技出版巨头无不是跨国经营，海外分支机构遍布全球，覆盖世界科技学术资源和科技书刊市场。从出版体量衡量，中国是世界第一出版大国，中国有一批销售几百亿的大型出版集团，但至今尚无一家科技出版的国际化机构。与华为、中车、中石油、海尔、吉利等企业相比，中国出版企业的国际化步伐缓慢。我们一直在强调出版走出去，但至今未能大规模进入海外主流图书市场，特别是欧美发达国家的图书市场。中国出版走出去，资本和机构走出去，即出版的海外本土化战略在实施上一直雷声大、雨点小。要鼓励国内大的出版机构到海外收购科技出版企业。从目前形势看，科技学术出版比大众出版更容易实现市场和资本的国际化，大学出版社也应该勇敢担起责任，加大力度，进行资本运作，争取建立更多的海外出版机构。期望国家重点鼓励和扶持科技类学术出版机构在海外投资、并购、设点，助力其实现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转型。

科技出版国际化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要积极推动与“一带一路”国家的科技交流合作，发掘沿线国家的科技优势，与其积极开展科技图书和期刊的合作出版。肯尼亚是“一带一路”合作在非洲的重要支点，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在肯尼亚建立出版公司，与中科院和非洲专家合作，出版了非洲研究高端学术图书《肯尼亚国家地理遥感图集》《肯尼亚野生动物鉴别手册》《马达加斯加兰花》等科技图书。浙江科技出版社与在非洲的国际卫生组织合作，出版了《非洲常见病防治研究》，与非洲农业专家合作出版了“非洲农业技术发展丛书”等，都是科技出版国际化在发展中国家的成功案例。与“一带一路”国家相比，我国的科学技术和高等教育水平有一定的优势，对“一带一路”沿线和非洲国家有很大的吸引力。浙江教育出版社的《科学》教材大规模走进马来西亚，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全国科技出版社要把目光对准“一带一路”国家的大学和中学教材，特别是高等职业教育教材市场，要拓展多种渠道，开展培训、服务、合作出版项目，为“一带一路”倡议和对非合作提供科技和智力支持。

2016年5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呼吁“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应用在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 要建成世界科技强国，提升话语权，就必须提升科技出版的核心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大学出版社更应勇于担当，加强顶层设计，联合打造中国科技出版共同体，通过政策引导，鼓励更多的学者将其精品力作在第一时间发表于国内，引领相关技术的创新发展；通过集群式发展，打造世界一流精品期刊，为全球学者提供更广泛的学术交流平台；通过国际化和数字化的运营将优秀出版成果推向全球，变“走出去”为“走进去”；要加强和“一带一路”国家的交流合作，扩大科技出版领域的海外“朋友圈”，同时，我们大力呼吁有关部门能够高度关注科研诚信，适度引导学术评价，帮助学者走出过度依赖论文、尤其是SCI论文的学术怪圈。我们坚信，通过国际化人才培养、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的探索等多种模式，一定能提升我们自身的出版能力、传播能力和服务能力，加快科技出版创新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