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宣出版，即对外宣传出版，是对外彰显我国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重要窗口，是让国际社会了解中国的重要通道。近年来，中宣部陆续发布国家外宣出版项目入选项目，坚持把出版“走出去”作为重要发展战略，致力于把中华文化精髓、中国文学精品、当代中国价值观和中国发展道路通过对外出版宣传推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提升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当前，中国外宣出版的迅速发展，催化了外宣出版业的战略转型和媒介挖掘，强化外宣的时效把关。譬如，2017年11月，非洲七国青年创业者求学阿里巴巴，其中来自肯尼亚的埃斯顿成为中国新零售传媒在非洲的实践第一人。在2019年4月份主办的第二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中，中肯在智慧数字城市、外宣文化教育、基础设施和人员培训方面签署了新的合作协议，开展系列交流。

其中，外宣出版业的交流合作彰显了出版文化向外张力的重要举措。肯尼亚地处非洲东海岸，是“一带一路”合作在非洲的重要支点和中国政府确立的开展各领域合作先行先试示范国家之一^[1]。本文以肯尼亚为着力点，探讨了中国外宣出版的现实困局，并对其对外传播的媒介及路径展开多向动态观测，以激发我国外宣出版的传播新动能。

目前，中国外宣出版内容呈现同质化现象，出版技术和创作路径呈现雷同现象，这对创作多元化、超指向的外宣产品形成一定的制约。当前，中肯外宣出版交流呈现“碎片化”和“松散化”现象，尚未上升至国家层面的战略协调和常态化交流机制。如何办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外宣教育文化，传播“自信、和平、发展、合作”的外宣出版价值观，极其重要。同时，要注重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电子扫描等把关程序加强出版市场的规范和监控，形成高质量出版的良好氛围。

当前，培育肯尼亚民众对中国外宣出版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尚未形成。受到当地保护主义的影响，热门的优质精品图书流通格局也呈现“泛化收窄”型堵塞现象，对新形势下外宣出版走出去形成强势制约。如何凸显中国外宣出版产品的主流价值取向，并经得起历史、实践和大众的检验，更好地发挥外在强心剂作用，是中国外宣出版面临的挑战。

近年来，肯尼亚国内出版格局的裂变和分离，新媒体主流化进程加速其出版业的方式变迁，加剧其出版格局的不均衡现象。在新的媒介传播环境中，中国新型外宣出版建设发展滞后，还未形成与其传播地位相匹配的外宣出版影响力。

在国际社会，欧美发达国家外宣出版仍然掌控着包括肯尼亚范围内非洲的话语权，不断强化对肯尼亚传统文化教育出版市场的渗透。肯尼亚出版商协会（Kenya Publishers Association，简称KPA）作为肯尼亚出版商的非营利性行业协会组织，致力于推进图书在肯尼亚最大范围的普及，并与其他国家出版业相关组织合作，共同保护和促进肯尼亚图书出版业的发展。因此，如何与KPA合作，取得共赢，是中国外宣出版需要思考的问题。

在机制上，要努力构建统筹协调、上下联动的外宣出版快速机制；在布局上，要依据国家对外文化战略部署进行总体、系统和科学的统筹，做好外宣出版的顶层设计；在内容上，要切实加强外宣出版议题话题设置，主动引导国际外宣走向；在对外表达上，要有效构建既有“中国味”又有“世界范”的新的外宣话语体系；在对外传播途径上，要根据网络时代的新变化，不断扩大传播覆盖面和有效性；在外宣的传播方式上，需要我们从“自说自话”向“我来讲”与“外人讲”相结合转变，以增强外宣出版物的可信度。

譬如，2018年9月，肯尼亚国家图书馆和新华社非洲总分社展开系列可持续性合作，首发亮相纪录片《我的铁路我的梦》。2019年3月，中国新任驻肯尼亚大使、常驻联合国环境署、人居署代表吴鹏在履新时表示，2017年第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中肯两国在北京签署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就外宣文化出版交流达成一系列协议。这些诸多合作交流进一步推动中国外宣出版的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形成中肯外宣出版交流的战略精准对接，将助力构建新型外宣出版的战略协作机制，衍生良性互动、渠道畅通、互通有无的出版合作新常态。

新时代，文化“走出去”战略成为建设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必经之路。自十八大以来，中国不断推出促进外宣出版文化“走出去”的政策，其中相关国家文件进一步统筹对外文化交流、文化传播和文化贸易，加大推进外宣文化“走出去”的持久力度。文学作品、传统曲艺、戏剧与影视作品在肯尼亚等海外国家的出版传播渐成气候，中国风、民族情传播海外，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这些系列活动加强了中肯传媒出版的合作和交流。搭建具有高水平中肯外宣出版平台，重塑中国外宣出版格局，积极构建外宣出版共同体，这些将进一步推动中国外宣出版创新，引领中肯出版协同发展。

在中国外宣出版过程中，树立自信外宣理念，及时发出中国声音，鲜明展现中国思想，响亮地提出中国主张，使中国话语成为国际舆论场的主流声音，是中国外宣出版的重要支撑。

当前面临日益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外宣舆论斗争日趋激烈，中国所处的外部环境越来越复杂。如果中国外宣出版依然墨守成规、按部就班，必然缚住手脚，难有成效。只有适应新形势任务的发展变化，深入研究包括肯尼亚在内的国外受众的文化传统、价值取向和接受心理，把握外宣出版规律，讲求出版艺术，创新出版方式方法，才能不断提升中国外宣出版效果。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的外宣出版力量不断增强，特别是重视调动和发挥相关涉外出版部门的作用，着力推动新型外宣教育格局建设。然而，面对中国大步走向世界、与国际社会深度融合的新形势，外宣出版工作日渐繁重，工作范围不断扩大，迫切需要我们树立新的理念，整合一切外宣出版资源，凝聚力量，形成外宣出版新局面。

近年来，中非中肯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外宣出版业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度融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对非出版是中国出版“走出去”的重点区域，浙江出版集团已经部署推出的“中国三十年”系列丛书，提升了中华文化出版的影响力^[2]。长江出版传媒集团2016年在肯尼亚注册成立非洲公司。

2017年7月，中国出版集团代表团在肯尼亚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洽谈合作，到内罗毕大学孔子学院座谈调研。内罗毕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学系主任Jennifer Akinyi和讲师许晶介绍了孔子学院的教学、招生、培训情况。李岩详细询问了孔子学院的教材开发与使用情况。双方还围绕内罗毕大学的汉学家数量、中国问题研究情况、中国话题图书在肯尼亚出版情况等开展了深入交流。

2018年12月，首届“一带一路”非中艺术交流展暨非中文化论坛在国家图书馆开幕，展出了中肯合作“一带一路”的外宣文化艺术成果。肯尼亚非中文化交流协会与中国河北青竹画材科技有限公司签署关于设立“非中文化交流基金”的战略合作协议，为进一步促进外宣出版交流提供很好的平台。强化中肯出版合作的深度融合，有助于外宣出版的高质量发展，有助于节约型出版格局的有效形成。同时，对标国家出版标准，深度融合区域内出版布局和分配，增强深度融合的有效性和畅通性，发挥外宣出版的联动机制。

中国外宣出版既符合中国“走出去”的需要，也有助于对接肯尼亚本国的战略需求。如2017年4月，长江传媒英爵意公司总经理杨云鹏与肯尼亚莫然出版社（Moran Publishers）总经理Mary W Maina女士进行了工作战略会谈。据了解，莫然出版社是一家有着40多年出版经验的私营出版社，致力于为读者提供教育和文学类的高质量出版物，在乌干达、卢旺达、坦桑尼亚、马达加斯加等国均设有办事处，是位于东非地区出版规模前列的出版机构。此次战略会谈主要是针对2017年初双方商谈合作开发中文教材项目的落实推进。长江出版传媒集团非洲公司为莫然出版社提供了中-英、中-斯语言学习教材，包括多种形式的教材、练习册、挂图、卡片等数十种优质教学用书，这些样书主要来自长江传媒和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可见，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加强宽辖域、多层次、高规格的外宣战略沟通对接，针对两国教育体系的不同要求，甄选不同教材图书文本，将对两国出版交流形成持久新动能。

合理规划布局中国外宣出版，形成渠道通达的链条式发展，是中国外宣出版的当务之急。在全面梳理对肯外宣出版布局的基础上，把控布局出版的科学性、有效性、实时性，着力运用创新性思维统筹外宣出版的链条畅通。外宣出版管理的全链条要做到精细化、科学化、双赢化。同时，构建新型出版链条管理机制，实时调整出版程序中的相关链条堵塞环节，助推外宣出版链条管理机制的高效新产能。

中国外宣出版已成为对外传播中国价值观的强力载体。不断完善外宣出版激励机制，形成浓厚的外宣作品创作氛围，充分传播中国文化、中国立场、观点和主张。

在开放时代、网络时代做外宣出版，必须要有自信、开放的心态和胸怀。特别是在当前“西强我弱”的格局背景下争夺外宣话语权和主动权，我们既要坚持以我为主、依靠自己的力量开展外宣出版；同时也要解放思想，拓宽视野，打破内外界限，善于借用外力。以出版资源共享、平台共建为着力点，沉淀外宣出版的资料库与选题；以出版创新和出版联动为抓手，使外宣议题设置实时化、科学化、引领化，促进出版渠道的创新推广。

近年来，中国主流出版社深入开展媒体融合工作，综合运用文字、图表、音视频、VR全景等多种手段，打造适合网络传播的新媒体外宣产品。

例如，2015年11月，肯尼亚马赛马拉大学副校长瓦林格教授等7人访问长江出版传媒，就开展战略合作框架和方向等作了深入的交流与探讨。双方本着互惠互利原则，推动科技出版与文化交流，建立外宣出版战略合作关系，进一步开展包括科技专业图书、教材、期刊出版业务合作。中肯出版业强强联合，形成良性持久战略对接，合作建设数字化出版平台。双方将共建马赛马拉大学传媒出版印务中心。打造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丰富传媒人力资源，增强跨文化传播的贴近性。此外，双方将共同致力于肯尼亚旅游资源开发，包括周边文旅产品开发，这些将进一步增强中肯跨文化出版的适切性，促进基于数字化人工智能的新外宣出版媒介融合发展^[3]。

外宣出版的交流和合作已成为“一带一路”文化建设的重要渠道，必须培养具有国际视野、懂得国际规则、了解他国文化、知晓中国内核、精通业务的高精尖外宣出版人才。相关部门可开展“卓越外宣出版人才培养计划”，积极鼓励该领域人才扩大合作交流，通过参与国际出版平台运营、版权贸易、出版项目合作等提升业务水平、掌握国际规则，^[4]学习国际先进的外宣出版理念，并将其融入外宣出版人才培养实践中。

加强上联下通的外宣出版产业集群建设有助于中国外宣出版的进一步健康发展。打造强强出版企业联合，展开大数据科技出版合作，提升产业一体化的通达性。如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与中国科学院中非联合研究中心携手编写出版《肯尼亚植物志》。中国科学院中非联合研究中心作为我国政府在境外建设的第一个大型综合科教机构，定位于开展与肯尼亚、马达加斯加等国家的互惠合作研究，提升这些国家在相关领域的科技水平。该中心执行主任王青锋介绍，已与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合作出版的首个重点项目《肯尼亚植物志》共10卷。时下，中国正大力推进与非洲地区的科技交流与出版合作，搭建东非出版区域化平台，打造出版上游、中游和下游联动机制。如在当地建立出版分支机构，建设肯尼亚数码印务中心等，同时，全面构建国家级出版信息产业对外开展科技输出和科技援助的平台，将与肯尼亚等开展一系列出版技术合作,构建供应链出版管理机制^[5]。尝试科技与文化出版的全方位深度融合，加强上联下通和产业协同，将成为中国外宣出版的新标杆和新风向，形成外宣出版产业集群建设的新常态。

中国外宣出版面临诸多现实困局，需要严谨周密的顶层设计和战略引领，才能不断突破自我、革新出版方法。尤其是针对包括肯尼亚、马达加斯加等非洲国家区域国别特征展开系统的田野调查，做好政策保障、资金保障、场地保障和人员保障，谋划外宣出版的精准指向。中国外宣出版在肯尼亚、马达加斯加等非洲国家管理链条布局缺位、当地读者需求分析缺失、出版图书监控体系缺乏、跨文化传播缺漏等问题依然突出。故有必要进一步增强我国外宣国际出版传播力、打造中国对非外宣出版区域化集群、精准对接中非外宣出版合作的新亮点和新引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