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主题出版呈现出新的气象和态势，主题出版作为出版业的核心工作之一，党和国家的导向更加清晰，政策支持力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各类型出版单位都开始加入主题出版行列，也更加重视并主动开展多种创新实践，主题出版物突破国家、语言和传播媒介的限制，逐步受到国内外读者的认可和欢迎，市场回应也让从事主题出版的各类主体更有信心，主题出版呈现积极向上的喜人气象。主题出版在实践层面不断推陈出新的同时，也面临主题出版物的专业化、学术化水平不高以及与精品出版物的差距仍然较大等问题，基于主题出版和学术出版二者关系的理论层面的思考与建设亟待推进。探索如何有效传播代表中国高度的学术声音以及如何以学术标准弘扬中国主题文化，对我国出版界来说，既是责无旁贷的使命，也是空前的机遇和挑战。

关于主题出版，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对其概念界定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认为主题出版是指围绕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工作大局，就党和国家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重大活动、重大题材、重大理论问题等主题而进行的选题策划和出版活动。应该说，这个概念将重大事件、重大活动、重大题材、重大理论作为主要诉求。实际上，只要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弘扬社会主旋律、弘扬传统文化的出版活动都可以称之为主题出版，并不一定是重大事件、重大活动、重大题材、重大理论等。主题出版既需要宏大叙事,也需要微观视角。如果一定要把“重大”作为主要诉求，就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主题出版的范围，那些见微知著的话题，融主流价值观于小的叙事题材之中，传播效果反倒很好。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融媒体与主题出版研究院于2018年8月发布的《主题出版学术报告（2018）》对主题出版概念进行了拓展，将关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类、社会主义先进科技文化类、国家意志类、当代中国现实与治国理政类的出版活动也纳入到主题出版的范围之内。这一拓展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使得主题出版的涵容量大大提高，使“主题出版”中的“主题”的含义更加符合当代的需求。那些优秀传统文化类、科技文化、国家意志类、当代中国现实、治国理政类都是响当当的时代主题，于民族振兴、国家强盛、时代主旋律关系至为重大，不把它们包含在内，主题出版的“主题”时代特色淡了几分。

基于此，本研究认为，所谓主题出版，就是指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围绕我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方面开展的倡导时代主旋律，弘扬传统文化、科技文化和国家精神，探索治国理政，帮助大家树立正确人生观和科学价值观的出版活动。

关于学术出版争议较小，主要是指围绕学术研究所进行的出版活动，是对学术研究成果的总结与传播。

主题出版和学术出版两个概念的划分维度是不一样的。从逻辑关系来看，主题出版与学术出版是交叉关系，主题出版中有学术出版，也有非学术出版；学术出版中有主题出版，也有非主题出版。

主题出版和学术出版二者叙事方式不一样，主题出版重讲故事，学术出版重讲逻辑，探索新的认知领域。学术出版是指科学含量高的出版活动，学术出版很少讲故事，而是讲究逻辑的严密性，语言的专业性、精准性，观点的创新性，一般来讲，大众不喜欢看学术出版物。学术一般是小众的，主题是大众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学术出版也叫高冷出版、小众出版。学术出版要求的是深度和高度，主题出版要求的是传播广度。

主题出版的基础是学术出版，相对其他类别的出版，二者对作者要求都很高，专家型作者成为首选。不同的是，学术出版对作者的选取标准较为单一，深厚的学养、扎实的专业知识、独到而深入的研究是学术文本的基本保障。而主题出版对作者要求更高，要求作者站位高，具有全局意识，通晓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及世界文化的发展潮流和规律。

主题出版是为了引领时代潮流，引导大众认知，大多是宏观层面的话题；学术出版只是探讨个别局部的学术问题，微观层面的话题较多；学术出版是对最新学术研究的总结，重在创新；主题出版主要是把已有的知识讲得更明白、更通俗，如果有创新，也主要是叙事方式、内容结构的创新；学术出版的语言讲究专业性、精准性，主要针对专业人士；主题出版的语言讲究学术性、通俗性、趣味性，读者面较为广泛。

从近年的实践来看，主题出版主体呈现十多种新型发展模式，具体为党政读物创新型、治国理政学术型、文学市场创新型、本地资源立体开发型、科技与当代中国发展型、走出去与主题出版结合型、学术型主题出版工程、传统文化升华型等。其中，科技与当代中国发展型和学术型主题出版工程表现亮眼，佳作频出。这反映出主题出版要进入精品迭出期，需要一个转型。而专业化、学术化是主题出版转型的重要路径，拥有夯实的专业化、学术化土壤的主题出版物才能长青，可以说，学术出版是主题出版的基础。

主题出版一般选题重大，题材高端，往往代表中国强音，对论述要求较高，所论所述要求严谨、权威，其创作者须具有很深的学术造诣和水平，这是打造精品力作的前提和保证。职是之故，主题出版应顺势而为，夯实学术性和专业性基础，携手学术出版，打造精品力作。

主题出版物既要有政治高度，又要有学术高度，不能在学术上打折扣。要用学术的方法讲述中国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用科学的方法把中国模式、中国故事传播出去。

增加主题出版的学术含量不等于脱离群众，增加学术含量和增加出版物的亲和力不矛盾，主题出版物不能像学术专著一样高高在上、远离普通读者，也不能无原则拔高、牵强附会，要有意思，有趣味，有真情，接地气，富含有价值的知识，富有道德感召力，让老百姓主动购买阅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先生认为，“要让主题出版真正发挥市场效应，就必须按市场规律办事，按一般读者的需求来开发选题和制作产品，不能所有主题出版物都千篇一律地只有一副‘政治面孔’，必须要亲民、接地气，只有这样才能激起更多读者的兴趣，主题出版的市场才会有更为光明的前景，主题出版才会成为更重要的市场之一”。^①这就需要出版人、作者下功夫对主题图书进行认真打磨。关于语言的通俗性和内容的实用性，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的主题出版做出了榜样，上海交大出版社出版的《平易近人：习近平的语言力量》非常通俗易懂，习总书记没有使用生涩的概念，语言平实，都是老百姓喜欢的大白话，不时插入一些巧妙的比喻、俚语，讲述的也都是老百姓关心的内容。但是其语言的逻辑性很强，问题论述清楚，说服力很强。通篇看不出说教的味道。我们的主题出版工作者应该认真研读此书。

现在是互联网时代，读者是很挑剔的，他们获取信息的途径多元化，主题出版物如果没有新意，没有趣味，就很难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更不要说购买、阅读了。

一些大社名社的主题出版会引导社会的学术研究方向，使学者们关注社会重大问题，加强研究，从而促进学术研究的发展，这些学术成果的出版增加了学术出版的品种与重量。商务印书馆很好地实现了主题出版与学术出版的融合，他们策划出版“中国道路丛书”中的《中国道路与新城镇化》《中国道路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道路与蓝领中产阶级成长》等出版物都堪称主题出版的经典，也是学术出版的经典。这才是学术出版与主题出版的理想状态。

整体来讲，主题出版物需要提高学术含量，这样做有利于增强说服力并延长它们的寿命。

主题出版尤其是学术型主题出版工程需要做大量的基础性理论工作，这离不开学术出版专业化的支撑。主题出版物只有经过学术出版的科学探索和分析、理性解读和透视，才能被中国乃至世界人民认同，并经得起推敲。

主题出版要在质量上下功夫，这需要学术出版专业化的保障。主题出版应该增加学术含量，这不应该仅仅是激情、仅仅是口号，而是应该提高可信度以及科学程度，论证分析要科学，符合逻辑，经得住推敲，妄断等逻辑推理的瑕疵不利于主题出版的传播。部分主题出版物应该由那些学术大家来创作，用他们的学术影响提高主题出版的号召力。

出版必须反映时代、服务时代，主题出版、学术出版在这一点上没有区别。但是，主题出版需要学术出版的支撑。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在人类发展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2017年的国民经济规模达到了1978年的34.5倍，在短短四十年的时间内取得如此伟大的成绩，这是一个巨大的谜，不仅对普通人来讲是一个谜，就是对经济学家来讲也是一个谜，现在还没有人能够彻底解透，因此，需要全方位地解读。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先生认为，西方国家的理论无法解释中国发展的奇迹。^①中国人需要创立一种新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发展奇迹。很多国家对此充满好奇，他们需要借鉴中国模式，这是伟大的时代主题、国家主题、民族主题，当然也是出版主题的基本内涵，中国出版界担负着向国际社会解释中国发展模式的重任。这样的主题出版物既具有广泛的国际需求，也具有伟大的战略意义，但是需要具有很高的学术含量，才能获得很高的国际认可度。

近些年，出版走出去成为体现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大战略。随着我国综合实力和国际形象的提升，越来越多国家的读者急切地想了解中国、读懂中国，中国主题出版物成为海外的关注热点。主题出版深刻反映了中国近年来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做好主题出版是中华文化走出去、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在近年走出去的图书类别中，主题出版类图书无论是版权输出品种，还是海外市场的表现，都可圈可点。中国出版走出去，就是中国思想、中国文化、中国学术走出去，并参与世界思想、文化格局的重塑，这个过程是建立在充分吸收中国优秀学术成果的基础之上的。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和主题出版走出去，是我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一体两面，学术出版物代表着中国智慧的结晶，是中国文化精髓、中国当代发展成果的重要传播载体，因此，学术出版走出去是中国出版走出去的重要一环。学术出版是世界认识中国发展的重要途径，其能够有效传播代表中国高度的学术声音，以学术标准弘扬中国主题文化，“文化出海”是主题出版和学术出版空前的机遇、挑战和使命。

第一，以学术的角度切入时代主题，让学术资源更好地为国家战略服务，架起学术出版与主题出版之间联系的桥梁。例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国学流变与传统价值观》一书，将学术研究、传统文化解读、主题出版相融合，不仅在中国大陆销售突破3万册，还陆续实现了多语种版权输出。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飞机出版工程》，为大飞机的研制提供了决策参考和智力支持，部分成果版权还被国际科技与医学出版巨头励德·爱思唯尔集团引进，并获得了国际主流学术界和出版界的认可。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代绘画大系》，虽然是一套绘画的学术图书，但是对弘扬传统艺术文化贡献卓著，切合了时代民族文化建设的主题，也成为主题出版的代表。虽然定价很高，但是销售很好，获得了很高的市场认可度，可谓是主题出版、学术出版融合的典范。

第二，要提高主题出版走出去的传播效果，首先需要培育具有国际传播力的出版市场品牌产品，创新文化符码的编解，讲述好中国故事，拓展主题出版参与跨文化传播交流的维度，打造向全球讲述“中国好故事”的主题出版物品牌矩阵，以达到吸引国外读者、实现有效传播的目的。如上海世纪出版集团针对外国读者，约请知名汉学家撰写，讲述当代中国故事的英文版专著《中华复兴管窥》，以及中国出版集团围绕“中国梦”主题出版的“六大丛书+1个多媒体项目”影像中国多媒体项目。

主题出版物实现国际化传播要研究国际文化传播的规律。应该说，我国出版人对国际社会的读者需求研究还不是十分透彻，还存在很多空白。在这一点上，需要借鉴好莱坞的国际传播战略和艺术。好莱坞的电影在很多国家遭遇失败，为了改变被动局面，他们开始研究目标国家观众的文化习俗和需求，为了实现在这些国家的传播，他们会刻意隐藏美国文化的一些符号和包装。他们寻找当地的影片公司进行合作，为当地的观众定制电影，把当地文化融入电影，而不是一味地把一个统一的模板推广到全世界。例如，在印度，好莱坞的影片因为对爱情、婚姻、性和暴力的表达严重偏离当地的习惯和信仰，十分失败。好莱坞就选择和印度本地电影中心宝莱坞的电影公司进行合作，为电影打上本地人生产的烙印，《贫民窟的百万富翁》虽然是好莱坞电影，但是在印度十分成功。他们成功的秘诀就是“本土化的内容”。^①当然，电影和图书不一样，但是在内容本土化这一问题上恐怕是一致的。主题出版也需要对目标国家进行细致研究，实现内容的本土化设计。

中国出版单位在境外设立分社或通过资本手段购并国际出版商，在国际上出版中国主题图书也是一条主题出版走出去的阳关道。中国青年出版社在伦敦设立中青国际出版公司，已经成功出版上百种中国主题图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收购澳大利亚视觉出版集团、英国ACC出版集团，也出版了很多中国主题图书，他们的编辑大多是本地人，站在海外国家读者的立场看中国如何成功，讲中国国家成功故事。这些出版物都是通过当地主流销售渠道进入读者视野的，大家不再以异样的眼光看待中国主题出版物，而是想通过这些出版物获得某些启示与动力。这样的主题出版是实实在在的落地生根式的出版物，是真正的走出去。

为提高主题出版物的国内、国际辐射力，主题出版物选题、作者也要优中选优，单纯追求品种数量的增长是没有意义的，而且容易产生负面影响。美国好莱坞电影的品牌不是轻易产生的，他们对选题、剧本的选择十分严苛。“据估计，在电影摄制的不同阶段，好莱坞及其子公司手上始终拥有大约2 500部电影的策划方案。其中很大一部分，或者说90%的电影方案最终会被弃置一旁”，还有成千上万、铺天盖地的剧本，最后能被选中的概率很低，“所以当一部电影横空出世时，真的堪称一个奇迹”。^②我们的出版单位如果也像好莱坞电影公司那样对选题、作者认真选择，我们的主题出版物走向世界就近在眼前了。

贝塔斯曼旗下的企鹅兰登出版集团每年出版新书15 000余种，再版书25 000种。美国约翰·威利公司（John Wiley & Sons, Inc）每年出版新书1 500种，但是每年重印的书却在11 000种左右。德国施普林格出版社再版书每年都在17 000种以上。我们的很多图书见光死,重印书很少，主要原因就是学术含量不高，缺乏精品意识，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必须加强内功的训练。

据调查，很多主题出版物时效性过强，缺乏长效内容，一旦过了时间节点就不再被关注，出版单位的投资无法收回。我们需要时间节点很强的产品，但是这和打造精品不矛盾，如何在满足时间要求的同时兼顾内容的传世性，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论语》《道德经》是我国古代儒家、道家的主题出版物，它们流传了两千多年，而且还要流传下去，这些出版物在很多国家被翻译出版，《道德经》仅英文译本就多达七八十种，世界上任何一种主流语言都有译本。它们之所以能够穿越两千年的时空，并且穿越国界，至今仍被全世界人民奉为经典，就在于它们对人生本质的洞察之深刻。我们的主题出版物、学术出版物也应该从这些传世经典的出版中借鉴经验。这样的出版物不需要太多，它们就是图书出版中的核武器，威力无比，一种顶上万种的威力，影响久远。主题出版也需要这样的传世精品。

剑桥大学出版社是全球最著名的大学出版社，以出版学术著作为主要目标，他们的学术出版在国际上堪称一流，几乎成为国际学术出版的典范，赢得了广泛的国际认可。现任首席执行官潘世勋说：“我们85%的市场都在英国以外。”^①这种成绩的取得是多年历练的结果，没有近乎严苛、精益求精的精神，这样的成绩是不可能的。

剑桥大学出版社“剑桥中国文库”的启动是基于对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剑桥中国史》的成功出版。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出版可谓是中国科技史出版的精品之作、扛鼎之作。在这套书出版以前，中国自己没有编写过规模如此巨大的中国科技史丛书。这实际上是境外主题出版，这些出版商看中的是中国主题的市场价值和文化价值。这些国外的出版商了解所在国家的民情国情，他们出版的中国主题出版物更接地气，更具有市场价值。这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话题。

学术出版同样应该有精品意识，上文提及的施普林格、牛津大学出版社等都是学术出版商，他们的重印书之所以规模如此巨大，关键就是本本都是精品，它们在全球范围选择作者，书稿都是经过业内顶级专家匿名评审通过的学术著作。国际上一些著名的学术出版商能够盈利的也很多，最典型就是励德·爱思唯尔，在追求高学术含量的同时，把销售做得也很好，利润率在30%以上，比苹果公司的利润率都高。国内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名著系列数量多达700多种，基本上都能盈利，它无疑是学术出版的典范。

从2018年的出版实践来看，主题出版和学术出版二者之间整体表现出了牵连如织、彼此渗透的趋势，界限变得模糊。国家出版基金自2007年设立以来，带动了一批规模大、投入大、周期长、难度高，单靠出版社的力量难以完成的国家出版工程，如已成为国家科技发展服务的典范的《大飞机出版工程》。发展国产大飞机是党中央、国务院在21世纪作出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决策，《大飞机出版工程》作为服务国家战略的学术出版物应运而生。在此过程中，由于整体对接国家战略和国家意志，学术出版物变成了主题出版物，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特点，是谓军装效应。军装效应是指在策划选题过程中，通过选题的整体设计来主动对接国家战略、服务大局。普通的学术专著并不属于主题出版物，但是当其被赋予党和国家意志、反映时代主题并集中出版时，主动策划对接意识与规模效应就使其具备了主题出版物的属性，有些大众出版等也是如此。2018年，一些主题出版物展现出了一定的军装效应，出版单位开审重新审视学术出版项目，开始有意识把学术出版与国家战略、民族振兴等时代主题对接，赋予学术出版以新的时代意义和文化符号，学术出版的主题特色开始扩展并得到凸显。这种对接成为一种选择，并得到普遍认可。

除此之外，有的主题出版物本身就是一套学术著作，如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复旦大学教授张维为所著的《中国三部曲：中国触动·中国震撼·中国超越》，“中国崛起”震撼了全世界，“中国模式”也成为国际学界、理论界热议的话题。作者力求以较宽广的国际视野，来观察世界、思考中国，特别是探讨与中国崛起有关的热点问题，为国内外读者打开了认识中国的又一扇窗。

同时，风起云涌的主题出版发展潮流对作者群体也产生了正向的积极的影响，作者队伍对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宏大叙事、民族国家发展与崛起等时代主题的关注度提高，创作的主动性提高，他们视野开阔，主动向主流意识靠拢，稿件的学术质量提高，高学术含量的主题出版物作家群正在壮大，为主题出版提供了不竭的源泉。

主题出版主动性和策划性较强，学术出版相对沉稳和厚实，在出版“传播力”即“生产力”的新时代，在“注意力经济”盛行和信息大爆炸时代，公众的信息素养大幅提高、信息来源更加多元，认知语境与分析框架剧变，主题出版作为新的主流文化传播形式，凭借文化认同和体制优势，往往在内容形式上居高临下，实际传播效果未必乐观，而“学术出版”这一媒介的隐喻就在于其内容的深刻性和专业性以及思想的复杂性往往与易读性并不兼容，主题出版物和学术出版物自身的隐喻、特点难以改变，唯有通过构建多种媒介形式组成的出版类型的矩阵，来应对新媒体的挑战，提升传播力。从供给侧的出版物有组织、有计划、有策略地推出，到需求侧达到什么样的传播效果？影响程度如何？这些问题已成为保障主题出版和学术出版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

通过贴近性的传播体验设计与传播策略选择，深化受众对主题内容的接受与认同，应对个性化、年轻化的阅读趋势，主题出版应不断转型升级。如主题出版物《开天辟地——中华传世神话》《中华民族文化大系》《马克思的20个瞬间》的实践。

学术出版也为主题出版提供选题的素材，学术出版的严谨性、观点的可靠性、逻辑的严密性都为主题出版提供可靠的观点和资料来源，有些主题出版物是对学术出版物的二次开发，这样的出版物立论扎实，观点可靠，可信度高。

作为两种不同的出版活动，学术出版也要讲导向，主题出版为学术出版提供了一些新的角度和思考，学术出版为主题出版提供立论基础，主题出版和学术出版，二者互相促进、互相依存。没有学术支撑的主题出版是空中楼阁，没有主题指引的学术出版有时影响也会受到局限，二者都是出版活动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不可偏废。

综上所述，主题出版和学术出版存在多方面的联系，本文所论只是一些重点的方面，还有很多方面需要大家来共同探索、研究。